时空之门1619-第1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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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一种非常少见的坚定口气对秦良玉说到：“母亲大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对不对呢？”

第223章马祥麟的转变6

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它是要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有效的和无效的，可以实践和无法实践的这几种情况的。

说起意识形态来，儒家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被封建统治者不断的与自身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相结合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的科学成分的，错误的，无效的，无法实践的意识形态。

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孔老夫子这个奴隶社会贵族出身的，在社会转型期间的吊丝政客，实际上他的那套政治理念是非常草根，立场是非常模糊的。

他老人家在论述理念的时候，时不时的会表现出一定的精分特征来。有的时候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这是他的贵族出身决定的），有时他会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有教无类和周游列国的实践让他接触了不少底层人民）。

他之后的儒家学说继承人孟子也显现了这种精分特征。不过，不像孔老夫子这个多多少少还能沾上点祖宗贵族荣光的末代贵族。孟子是彻彻底底的从贵族变成了平民的纯草根。所以，孟子的吊丝气质比起孔子要浓厚的多。

而且，不像孔夫子还能够凭着关系混上个一官半职，当上个省级政权的司法首长。孟子一辈子也没混上官儿当。所以，孟子的学说变得对统治阶级的意见非常之大，以至于让他说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彻底的自暴自弃的话来。

不是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现实出发，在充分的实践了法家、道家的意识形态之后，发现了儒家思想经过改造后最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所以，在秦始皇之后，在刘邦之后，在文帝景帝之后，汉武帝慧眼识人的提拔了董仲舒，把整个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之成为了后世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了。

可是呢，吊丝他就是吊丝。草根他就是草根。无论怎么改造，无论怎么掩饰，那些直直白白白纸黑字的落在材料上的话，后世的那些封建文人们也是没办法回避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单单的从改造后的迎合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上讲。在理论上这个意识形态都没办法自洽。

一方面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一方面又大谈“民贵君轻”和“造反有理”（“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以至于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和尚出身的人都觉得儒家的这种精分是要不得的，所以把孟子给清出孔庙了。

所以说，越是尊崇儒家的意识形态，越是用儒家的意识形态为封建统治阶级辩护的人，他们就越怕被封建知识分子们尊成亚圣的孟子的话。用今天的网络词语来形容的话，孟夫子他老人家不太像儒家的粉丝，倒是有点高级黑的味道。

就比如马祥麟问自己的母亲秦良玉，“民贵君轻”这套话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真的。书香世家出身，本身又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的秦良玉就没办法实实在在的告诉自己的儿子说：“呆瓜，那都是拿来蒙那帮老百姓的。你作为我儿子，作为石柱之主，是不能信这一套的。”

即使秦良玉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她也没法直白的把这话说出来。

说实话，那些最开始接触诗书背着四书五经一心科考的书生们，倒不见得真的不相信儒家的那一套。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肯定是相信的。比如要仁义爱民啊。比如要克己复礼啊，比如要敬天法祖啊。

但是，随着他们参加了科举，成为了秀才、举人和进士，开始参与真正的政治生活，开始作为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一份子，开始享受起封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之后，他们就不再会想着怎么贯彻伟大的仁爱思想，怎么落实大同世界，怎么去克己复礼了。

取得代之的是怎样才能让自己升官更快，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土地更多，怎样才能从泥腿子们身上炸出更多的油水来。

统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真正的意识形态也是从他们自身的实践中逐渐的产生的。到了那个时候，那些读者四书五经圣人之言的封建读书人，就明白了那些四书五经圣人之言是谎话。他们开始讲究变通，强调君子要“相时而动”，“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有人说清王朝的统治，两百多年一直只是在干“维稳”这件事情。实际上，一切封建社会的统治都是在“维稳”。

封建统治者干维稳这件事情，对外，对老百姓必须得有一整套说辞。儒家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这种说辞。

在封建统治者内部，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都是一个“你懂的”的态度。偶尔有一两个打破潜规则的人（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吆喝一阵，但是这些声音不大，影响全无。

说一套做一套，对于这个问题，马祥麟早就已经厌烦腻歪了。在复兴会，马祥麟看到是说什么做什么。复兴会对于社会，对于政治，对于军事，无论是在哪个方面，复兴会都在用自己的理论最清楚最明白的向所有的人解释和宣传。

本来马祥麟还觉得有些不适应，但是，他最终通过学习搞清楚了自己不适营的原因。那是因为自己被假话蒙蔽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自己看不起原本就清清楚楚的事实和道理了。

马祥麟如果是在其他场合突然提起这样的问题，秦良玉可能会推心置腹的对自己的儿子说一说怎么当好一个合格的统治者的真道理。可是，在讨论王书辉，讨论复兴会的这个场合里，马祥麟突然说这种话，秦良玉知道儿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

第224章四省攻鄂1

秦良玉知道，王书辉的人，复兴会的那些人，讲究的是做不是说。一般情况下，不是在必须介绍必须解释的时候，复兴会在石柱地区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就是和普通百姓，也从来都不会说些不着边际的没用的废话。

他们更不可能主动刻意的去宣传什么。

可是，天底下“行不言之教”这种事情只有在复兴会的会员身上才会真的发生。那些帮助石柱百姓改造农田，那些帮助石柱百姓开垦梯田，那些教导石柱百姓饲养毛兔等等的复兴会的会会员们，他们不仅出钱，而且出力。

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在田地里和老百姓一起劳动的。

马祥麟问秦良玉这话，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对秦良玉解释复兴会和王书辉是真正的实践着“民贵君轻”这样道理的人。

看到自己的母亲不说话，马祥麟继续说道：“既然孟子说‘民贵君轻’，天子都在百姓下面，那我这个小小的石柱之主就更应该是在石柱百姓的下面了。几年来，老师从未从我石柱百姓身上取走过一分一毫。他老人家的所做所为，无非是‘爱民’这两个字而已。”

“儿子真心觉得母亲大人过去教给我的圣人之言很有道理。儿子觉得不管石柱百姓认谁为主都不重要。只要是真的爱民抚民的善行，那么儿子觉得就应该承认。这一点母亲不会不认同吧。”

秦良玉当然不认同。

听了儿子的这番话，秦良玉一时间感到非常的后悔。自己当年把儿子教导的太迂腐了，以至于儿子把书本上的那些圣人之言当成是真事儿了。

可是呢，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秦良玉觉得儿子说的是蠢话，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秦良玉总不能自打自脸的说自己过去教导给儿子的那些圣人之言是蠢话。

怎么才能把儿子的脑筋转过来呢。

我们说关心则乱，就是这种情况了。秦良玉觉得自己的儿子迂阔书呆，这是因为秦良玉是马祥麟的母亲，她总觉得一直在自己身边的马祥麟是那种听话的乖孩子。

和秦良玉不同，作为马祥麟舅舅的秦邦屏和秦民屏却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看着自己一直以来表现的憨厚爽直的外甥装傻充愣的用圣人之言对秦良玉“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搞的秦良玉直头疼，两人差点没当场笑出来。

诚实的讲，秦邦屏和秦民屏作为忠州最大的地主家庭的主要成员，他们作为封建地主的一份子，本来是不会和王书辉这种大搞土地革命的人站在一个立场上的。可是呢，一方面从个人感情上，两者觉得自己欠了王书辉一条命。另一方面，领导着白杆兵转战大明南北的秦家兄弟，也不是那种成天守着乡下几亩地的没见识的土豪劣绅。他们都是眼界开阔的人。

清朝末年的时候都有张骞那种状元出身的进步地主。怎么就不许明朝末年出现他几个进步地主呢。说实话，清末的那些革命者，大多数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吧。

秦氏兄弟和王书辉的通信并不会比马祥麟少。有了先进快速的专用蒸汽通讯船出现之后，从忠州和石柱地区到荆州之间的距离被极大的缩短了。他们和王书辉的交流是非常的深入的。

在清朝末年，封建地主们面临的是生产力水平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倾销。所以他们支撑不下去了。

在明朝末年的封建地主们虽然没有帝国主义入侵，可是在外部他们要直接面临着大规模的小冰河异常气候的持续不断的打击，在内部他们要面临王书辉领导下的复兴会工商系统和枝江商盟的商品倾销。所以，他们的环境并不会比清末的那些地主们好到哪里去。

忠州秦氏是忠州最大的地主不假，忠州的地理条件要比多山少地缺水的石柱土司好不少也不假。可是，自然灾害这个东西，小冰河气候这个东西，他可是进行无差别打击的。全中国在小冰河气候的影响下，从北到南的大规模爆发自然灾害，忠州地区自然也是要遭受自然灾害的。

地主们说起来也不过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土地、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剥削贫雇农以获取利益的。可是在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地主们手里面的生产资料也不可能产生什么价值。贫雇农们因为自然灾害生产不出粮食来，短时间内地主们可以通过放高利贷等方式谋利。可是，一旦自然灾害变成了一种常态，地主们的利益也是要受到巨大损失的。

忠州秦氏掌握着忠州地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忠州地区的四万多劳动力有三万人上下是为秦家服务的。持续的自然灾害下，别说忠州的老百姓的生活维持不下去，就是作为大地主的秦家也维持不下去。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忠州秦氏的粮仓都见底了。要不是王书辉援助了一把，忠州秦家的破产也是非常可能的。

在把持土地可以获得利润的时候，地主们自然而然的要选择把持土地。在把持土地不仅不会获得利润而且还要倒赔的时候，地主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硬咬着牙挺着。可是，要是和清朝末年的时候一样，明末地主们有了其他的选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把眼睛往后看了。在清末民初时代，中国的民主资本家多么？答案是令人沮丧的。实实在在不多。在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部四处爆发革命的情况下，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转化成民族资本家的仍旧非常少见。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作为一个进步的力量，在近代中国非常的弱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他们要受到外面的帝国主义（列强），里面的封建主义（满清政府），中间的买办阶级的联合围剿。在著名的，“了不起”的，“伟大”的，被公知们吹上天的民国时代，他们还是要受到外面的帝国主义（仍旧是列强），里面的封建主义（各路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以及中间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积极的围剿。（看看民国中国的钢铁产量就知道国民党政府有多奇葩了。）

摸着良心，看着数据，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过的最好的日子，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建国初期呢。

清朝末年，那么多的封建地主也只有张骞等渺渺几人从封建地主转化成了民族资本家，其他的人一直死抱着封建主义腐朽落后政权的大腿，从满清，到军阀，再到蒋光头。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他才最终走进了坟墓。

对于王书辉来说，他最大的敌人可不是连影子都没有的资本家们，而是一直祸祸中国到2015年的封建主义。他倒是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全面扶持的办法，在明朝末年的中国发展出大批量的民族资本家来，然后自己可以领导无产阶级给他们挖墓。那才值得高兴呢。

不能不说，还没有经过之后满清两百多年的野蛮和愚昧的进一步洗脑的明末地主阶级，还真就比清朝末年的那些地主阶级的表现要好很多。

比如说枝江县和松滋县的一些地主，就用土地置换的手段，从复兴会手中获得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