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2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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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关口上，崇祯皇帝才在魏忠贤的劝说下把关在监狱里的袁崇焕放了出来。而在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放出来之后，他才凭借自己的关系，从一直对明王朝中央政府保持着距离的辽东军阀那里，又调来了五万部队。
其实就从战斗力上说的话，五万多完全军阀化，从上到下使用的都是兵为将有的家丁制度的辽东兵的战斗力并不是很高。
不过目前的辽东军头祖大寿是袁崇焕的铁杆，而这次被派往中原统兵的祖大寿妹夫吴襄又是个投机心理很重，在祖大寿麾下地位颇高的人，所以祖大寿才在吴襄的劝说下，听从朝廷的命令东拼西凑的派出这所谓的五万大军，前来襄助袁崇焕的。
从1630年中旬到1631年下半年的战事已经证明，在目前的明王朝政府军中，战斗力排在第一位的是孙元化麾下的山东新军，紧随其后的是卢象升统领的天雄军。而人数最多的辽东军的表现，就和他们的统领者袁崇焕一样，是个光说不练坑队友闹事儿的好手。在正面战场上数他们的败绩最多。
可即使是这样，已经因为崇祯皇帝没有对阉党斩尽杀绝，并把魏忠贤留在中枢的举动，对崇祯皇帝彻底失望了的东林党人，却和已经对朝廷生产生异心的袁崇焕窜通了起来，把作战能力最差，但是在闹饷兵变上很有一手的辽东军布置在了京师周边。
袁崇焕把五万辽东兵当成了自己的保命符，以五万辽东军威慑朝廷，而东林党人却想的更远，他们想要用这五万辽东军来个清君侧，“搞个大新闻出来”。
就这样，在1631年年末，一个大新闻真的出现在了北京城里。驻守北京城外的五万辽东军突然以辽东军的太监监军虐待士卒为由，杀掉了辽东军的监军，并冲进北京城内大肆鼓噪。
对于前来安抚的孙承宗，辽东军方面表示，如果朝廷不能铲除阉党，特别是阉党的首脑魏忠贤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安静下来的。
已经在位几年的崇祯皇帝不再是个纯粹的文青二百五了，他当然明白这里面的问题在哪里。魏忠贤的对头是朝中的东林党人，掌握辽东军的袁崇焕也是东林党人，出面安抚辽东军的孙承宗一样是东林党人，如果他再看不出来这是东林党人的逼宫的话，他这个皇帝也白当了好几年了。
登基四年的崇祯皇帝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阉党，特别是没有魏忠贤这个阉党名义上的首脑在朝中的话，已经渗透到大明政权各个角落的文官官僚集团，肯定会把自己彻底的架空。一旦自己真的杀掉了魏忠贤清洗了阉党，自己就要和当年的穆宗隆庆皇帝一样，成为文官官僚集团的傀儡。
身上有着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血脉的崇祯皇帝当然不想成为这样一个傀儡。而且更主要的是，按照朱由检本人的看法，大明朝到了如今这个危机的时候，一旦自己成为了隆庆皇帝那样的傀儡的话，一旦让东林党那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掌权的话，大明朝就要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地了。
可是另一方面，对于东林党人的心有多黑手有多狠，熟知内廷掌故的朱由检也是非常了解的。要知道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和移宫案背后，可是都是有着东林党人的身影的。为了保证东林党集团的利益，他们可是不惜弄死朱由检的老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斗争和纠缠，事件最终以魏忠贤被关押到监狱中收尾。
东林党人的初步目的达到，所以一场兵灾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度过了。
可是魏忠贤的关押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原本被魏忠贤压制，也是因为京师危机的爆发，作为司礼监秉笔的曹化淳并没有把那件周国丈粮行被劫的案件闹大。
现在魏忠贤被关押，司礼监的大权彻底被崇祯皇帝的亲信太监们掌控之后，为了能够赢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在司礼监里更进一步，曹化淳拉开了膀子，准备要把周国丈的粮行案好好的处理一番。
就这样，一帮如狼似虎的东厂番子和锦衣卫们，再次出现在已经吃光了口粮又一次迎来了生存危机的南城贫民窟。
不能不说曹化淳选择了一个很差劲的时机。如果是在粮食被劫之初派出特务审讯侦查南城贫民窟的话，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粮食，这些军户们还是有可能出卖宋狗子等人的。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原本的粮食早就已经吃光了，重新迎来危机的南城军户们现在的唯一指望就是宋狗子了。这个时候东厂和锦衣卫就是再怎么刑讯逼供，把宋狗子作为唯一希望的南城百姓也不可能把宋狗子供出去。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宋狗子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的宋狗子，最多也就是北京城内的一个成功“社会人士”。但是经历了京师危机的1630年和1631年之后，特别是和被闯军方面组织起来的三山五岳的各路好汉的主动接触之后，宋狗子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过去他只不过是为了道义，为了名声，为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的话，现如今已经被闯军的“特工们”洗了脑的宋狗子心中，开始产生了几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雄心壮志。
饥寒交迫的民众，雄心壮志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
接到刘长生消息的宋狗子在面对南城百姓被番子和锦衣卫拷打的消息的时候，心里面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这难道不是做出一番大事的绝佳机会吗？”
第441章完蛋的太突然了
后世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满清王朝的倒台其实都是觉得挺奇怪的。
从实力的角度讲，二十世纪初的满清王朝的实力也不是那么弱的。作为当时满清中央政府的领导者，军机大臣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集团，是在不断的推动满清王朝的新政举措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满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作为满清王朝的高级领导人是全力支持的。
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
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在此期间，他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满清政府至此获得了近十万人的先进的武装力量。
同一时期，袁世凯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
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也筹划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
也就是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因为“庚子事变”遭受重创的满清政府的实力迅速恢复。
但是不能不让人感到错愕的是，有着这样绝对力量的满清政府，在湖北新军的几个名不见经传军官领导的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就那么几乎在一瞬间就倒台了。
后世有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个进步意义上的革命，是新的生产力对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所以满清王朝轻而易举的就倒台了。
对于这个说法王书辉本人是呲之以鼻的。在他看来，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新中国的建立这三十多年的史实上看的话，首先一点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本身对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是由一群不满满清政府民族压迫的汉族地主出身的新军军官发起的。满清政府的倒台，是因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汉族地主官僚从上到下，从袁世凯到普通的汉族新军军官都对满清王朝失去了希望，彻底的抛弃了满清王朝，所以最终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倒台。
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无论是北洋统治时期，还是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到了最后的光头党执政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仍旧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以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为补充的封建经济。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上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改朝换代。就是尽一切可能想要给辛亥革命的脸上抹点金粉的话，用民族革命来形容这次改朝换代都已经是非常勉强的了。
封建王朝周期律下的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其实都是一样的。在封建农业时代里，任何一次王朝更替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封建地主阶级背叛旧王朝，改头换面的加入到农民起义中，篡夺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新王朝的过程。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蒋翊武、孙武和刘公，其实就是在这一次封建统治阶级自己的改朝换代中扮演了历史上陈胜、吴广和王仙芝、黄巢之类的人一样的角色而已。
当统治阶级自己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群众都放弃了一个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灭亡就会展现出一种雪崩式的特征来。对于这一点，明王朝的灭亡也是一个佐证。
不过和历史上不同，在复兴党存在的这个时空里，明王朝的倒台更加的快速和剧烈，以至于还认为明王朝能够苟延残喘个几年的王书辉都发生了误判。
毕竟，王书辉一直认为将会由李自成、张献忠和高迎祥这些农民造反军终结明王朝的命运。
但是已经被改变的历史终于在细节上表现出了充分的不可控性。明王朝的倒台，是由北京城内的二十万沦为城市贫民的京营士兵，以及北京城外驻守的由大明“忠臣”袁崇焕领导的五万辽东军共同完成的。
对于这一点，别说王书辉没有想到，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1631年11月里的一天，在北京南城的贫民窟里又有三十多人被抓走之后，一条传言开始从南城传了出来，随后就传遍了所有的京营军户人家。
据这条传言说，朝廷准备以周国丈粮行被劫一事为借口，将北京城里名义上的二十万京营士兵调出北京城，调往辽东服役。
所谓谣言，这种东西就是这么不靠谱的。就以这条要把京营调往辽东的谣言来说吧，即使在传统上有这样的明王朝中央军和边军对调的惯例在，但是任何一个明王朝上层的人都知道，京营现在就是一支纸面上存在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本身和大明朝的权贵官员们的纠结很深，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支部队会被调往辽东去的。
就是京营士兵们自己如果认真想想的话，也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靠谱，毕竟过去崇祯皇帝几次尝试整顿京营的时候，二十万京营士兵能够到场的都不到万人。这种情况下，把不到万人的由乞丐流民冒充的京营士兵调出京师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但是，谣言这种东西之所以会被广泛的传播并被采信的原因正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任了。当常年累月被欺压、被剥削、被损害、被侮辱的被统治阶级，开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被统治阶级的时候，没有任何信任的双方之间，就是再怎么奇葩的谣言，都会被相信。
作为一个纯消费性的城市，北京城本身的粮食价格就是很高的。这一点在粮价飞涨的明末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比历史上严重百倍的粮食危机对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普通百姓来说真是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宋狗子等人之所以会毫无顾忌的去抢劫皇亲国戚的粮行的原因，就是如此。
在这种严重的粮食危机下，1630年到1631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五万辽东军、三万山东新军和两万天雄军的军粮供给又要由北京方面负担。为了保证军粮供给，北京城内的粮食价格进一步攀升，大米的价格已经攀升到了每石四十两到五十两的情况了。
老百姓不是傻瓜，虽然和后世的老百姓不同，明末的北京市民不会遇到事情就骂政府，可是那些开着粮行粮店的人都是皇亲国戚和朝廷的官员这样的事情，他们可是都心知肚明的。
在大家都吃不上饭，买不起粮的情况下，这些粮行粮店囤积居奇。北京市民对于他们的憎恨是非常强烈的。
宋狗子的身边新出现的“狗头军师”制造的这条谣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大家对于粮行粮店的憎恨和周国丈联系在了一起，又把这个周国丈和二十万京营士兵的可能的可怕遭遇联系在了一起。
憎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的特点就在于，因为它是非理想的，所以任何只要看起来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