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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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后方摇摇欲坠，高层开始寻找后路，官吏们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地方法院向荣毅仁提起公诉，当局趁机勒索巨额赔款，扬言如若不从，定将在首次庭审时将荣毅仁拘押。荣家被迫送上黄金10条、美元5000，合计1万美元。
时代风云激荡，个体飘摇不定。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三年，荣德生绑架案、“荣鸿元事件”及如今“军粉霉烂案”，荣家先后折损数百万美元不止，钱银事小，声誉受损事大。一心复兴祖业的荣毅仁见此光景，雄心壮志备受打击，重新思索出路，而这时候，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上海解放，荣毅仁绝处逢生
荣毅仁坐困愁城之际，上海战役打响了。
1949年5月12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飘荡到上海外郊。步步胜利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20万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大战在即，这座工业城市面临空前灾难。
但攻方并不想对上海造成破坏，高层指示尽量保存电力、工厂、交通等设施，总指挥陈毅将之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于是改用宣传攻势，在地下党配合下，从内部瓦解，将守方主力调出市区，再予打击。仅半个月时间，上海即宣告解放，基础设施基本完好无缺。
按原计划，5月25日是庭审荣毅仁之日。而4月23日，南京即被解放，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国民党高层退守台湾。大敌当前，国民党余部人心惶惶，均在寻找后路，反而放过荣毅仁一马。两天后，5月27日，当上海解放的消息在广播中反复播放时，荣毅仁意识到灾难过去了。
然而，他并未放松警惕。新的难题出现了——究竟留守上海，还是像其他亲族那样远走高飞？
饱经动荡的商人们对战乱异常反感，本能地排斥动乱，但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们居然在和平面前退缩了。长期宣传形成的固有印象让他们对新政权充满警惕，很多人明白，资本家的身份将在日后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其留在大陆，不如远赴他乡，保全性命于乱世。
早在1948年前后，随着国内战争的日益明朗，上海商业界部分未雨绸缪的企业家便开始寻找出路。
风气激荡，1949年，李国伟采取“拆、抽、截”计划，步步为营，将申四资产转移至香港，并向英国当局注册九龙纺织工业有限公司九龙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即为申四在香港注册的股份公司。英国当局规定，新公司注册需股东在户，注册后方可生产经营。为此，李国伟假托英商信昌洋行为大股东，自己担任董事长，但公司成立不久，李国伟即丧失管理权，最后落得“鸡飞蛋打”的下场。苦心经营的企业被白白葬送，李国伟有苦难言，失望之余返回大陆悉心经营余存各厂，并积极接受公私合营改造。同年2月，荣鸿元将国内资产转让他人，到香港开设大元纱厂。荣尔仁先与宋子文在广州组建第二纺织厂，后亦出走。荣氏亲族大多选择香港为中转站，随后迁至海外，如荣研仁经香港转到泰国，同时带走大量资产。据不完全统计，荣氏一族裹挟至海外的棉纱、棉布、黄金及各种外币，总价值不低于人民币1580万元。
以荣氏企业规模之大，足以影响一国之经济正常运行。荣氏大量出走，极大削弱了内地的经济力量，同时对存留企业构成重大打击，由于资金困难，很多工厂陷入财务困境，开工不足。
而这些散布世界各地的荣氏子孙各安天命，挣扎日久，大多事业有成，成为当地的商贾名流。犹如一条大河分流为若干道支流，荣氏一门从无锡、上海发源，将祖先经商哲学带至全球各地，散播开花，最终形成汪洋之势。所以，留下者固然可叹，出走者未必无憾。
官司羁绊，荣毅仁对国民党政府失望之极，但对未来局势，他同样没有十足把握。解放军进城前夜，荣毅仁下令全家人都睡楼下，因为怕中流弹起火，他则在客厅坐了一夜，耳听得枪炮齐鸣。
第二天清晨6点，公司一个厂长前来报告消息，荣毅仁得知“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走路没事”。疑惑之际，荣毅仁决定亲自上街看看。他开车出来，驶上马路，“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
一路行至成都路浦东大厦时，荣毅仁被一名解放军拦住——“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那一刻，荣毅仁忽然心生触动，联想到欺压百姓、压榨商人、勒索钱财的国民党军队，不禁感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留下来的信念开始占据上风，不久便将送到香港的妻儿接回上海。
荣德生：“我非但决不离沪，且决不离乡。”
如果说撤沪赴港是荣家人眼中的大势所趋，那么在熙熙攘攘的声音中，荣毅仁至少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安慰和支持。已经74岁的荣德生不打算出走，况且，他也没有年轻人那样的旺盛精力了。
终其一生，荣德生都未出国，尽管不乏借道香港的经历，但他早已识破人事艰辛，看透事业成败，胸襟更添一丝豁达。荣德生生性淡泊，对他来说，无锡乡下的田园瓦舍胜过香港的钟鸣鼎食，上海工厂的机器轰鸣不输于海外环佩叮当。与其流亡国外，不如终老故土。退一步讲，即便在海外老有所成，脱离家国民族概念，便如无根之萍，终究杳然不知所踪。
因此，当子侄辈纷纷劝他外迁时，荣德生态度决然地说：“我非但决不离沪，且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住。”不过，倘若因此就认为荣德生对共产党信任有加也许并不符实，他之所以留下，更多的是对故园的眷恋而非其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抱有起码的谨慎，所以他才派人去窥探究竟。
当派去解放区刺探虚实的协理钱仲汗向荣德生转述见闻，转达“保护民族工商业，务必留下，参加建设新中国”时，荣德生高呼：“好！好！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随即，荣德生召集在无锡的子孙及企业领导，郑重宣布：“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决不离开无锡。”
荣德生一席话给尚未迁走的三新公司下了一味“定心丸”，多数人开始安稳下来，看到荣氏未走，无锡城的富商巨贾也不着急。然而总有一两个人自作主张。申三经理、荣德生五女婿唐熊源趁其去上海的时候私自拆下机器，准备运往台北。荣德生闻讯赶来制止，在码头上下令将发往台湾、香港等地的物资“一律运回上海”，他反问道：“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多年后，荣毅仁回忆这段往事说：“我的父亲德生先生坚决不走的原因很多。第一，他从未曾出过国；第二，他不愿抛开他自己手创的事业；第三，抗战胜利后，被绑过票，知道是国民党的人在搞他；第四，他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一些措施，感到不满。”荣毅仁的言外之意，荣德生对新政权抱一丝好感，至于能否满意，尚需时日检验。
机会很快到来。
马上做好准备，迅速复工
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荣毅仁决定坚守上海，正当思忖下一步作何打算时，接到参加上海产业人士座谈会的通知。
此时，作为全国经济“晴雨表”的上海经济正面临瘫痪，而以彼时国内形势，稳定局面需靠“两白一黑”，即面粉、棉纱和煤炭，荣氏独占二元。况且，以荣家在国内工商界的地位，足以表率行范。所以，新政府欲稳定经济，延请荣毅仁出山，便成关键一步棋路。
反观荣家，情形亦不容乐观。企业大批外迁后，本已削弱生产能力，更兼带走大量流动资金和原材料，以至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荣毅仁来说，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探明政府态度。
1949年6月2日下午，荣毅仁的轿车驶向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会同刘靖基、盛丕华、郭棣活、蒉严芳、胡厥文、侯德榜、刘念义、刘念智等一帮上海实业界人士，一同走进四楼会议室，上海市市长陈毅正在那里虚位以待。
这次会议其实只是一次见面会，形式大于内容，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主持，旨在提供了解、沟通平台。本着“宁肯多一个，也不要漏掉一个该邀请的人”的原则，上海市政府将这些旧时的资本家悉数请来。坐定后，陈毅操着四川话坦言道： “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什么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大概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引自《人物》杂志2009年第6期《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一文。
会上，陈毅开诚布公地阐释党的政策，并表示，工商界安心复业，把工厂开起来、商店开起来，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荣毅仁听了心想，“这个政策好”。
座谈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结束时陈毅爽朗地说：“今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与我们约谈。”这些平日受尽国民党官员压榨的商人第一次产生一种平等相处的感觉，在国民党政府的宣传中，共产党另有一副面貌，直到亲眼看到共产党官员，他们脑海中的模糊形象才丰满、生动起来。1991年，荣毅仁在《陈毅市长给我的第一印象》一文中首次回顾那次会面在内心产生的涟漪：“42年前的一次会议至今历历在目，当时陈毅市长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普通士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
这无疑是个不错的开端。尽管对政府能解决什么困难将信将疑，但荣毅仁认为，不开工总归不行，不如先开工，遇到问题再说。一回到公司，他就对焦急等候的经理们说： “蛮好，蛮好！马上做好准备，迅速复工。”引自《人物》杂志2009年第6期《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一文。
商人见官
座谈会圆满结束，为接下来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几天后，潘汉年邀请荣毅仁、刘靖基和盛丕华在一所大庄园里进行非正式会晤，谈话内容从市场行情、经济大势到个人家世、兴趣爱好，气氛融洽。
作为礼貌，荣毅仁回请陈毅和潘汉年到家中共进晚餐。几番会面，增进了双方了解，荣毅仁心头的疑云亦冰消云散。
荣家子弟多赴海外，唯荣毅仁年轻力壮且擅长经营，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掌管家族事业的重任。此时的福新、茂新、申新公司正处于低谷，因资金困难、开工不足、市场萎缩，实力大不如前。敏感时期，“三新系”内劳资纠纷时有发生，荣毅仁只身应对，承担着巨大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与商人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翻身当家做主，资本家成为高危人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触碰政策红线。适逢政权更迭，经济不稳，劳资纠纷难以避免。关键时刻，上海市政府显示出难得的宽容，不仅体恤民情，对困难商户网开一面，甚至不吝帮助。
1949年年底，临近春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停工，秩序混乱。“三新系”财务困难，发不出工资，工人意见很大，申新六厂一群性情冲动的青年工人径直闯入荣宅，堵在客厅，言辞激烈，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之势。潘汉年得知此事，安排荣毅仁在上海大厦暂住，让上海市总工会出面进行协调，帮申六申请贷款发放工资，促使事态平息。
这件事对荣毅仁触动极大，如果换做国民党的官员，不仅不会调解，甚至可能趁乱索取私利。从“经历和背景有很大差别的”潘汉年身上，荣毅仁看到“坦诚”和“相通”，很快便引为知己。
第二年春天，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荣毅仁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会上，荣毅仁对改进税收工作、调整税率等问题直陈意见，讲得兴起时，有位干部打断他：“你讲得太多了。”荣毅仁不解：“是你们请我来的，不让我讲话我可以一声不响。”气氛骤然凝固。主持会议的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圆场，“我们邀请工商界来提意见，不让他们讲话是不对的”，又劝荣毅仁火气不要太大。
后来，荣毅仁从上海税务局局长那里得知，当晚党内专门对他白天的发言召开会议，展开讨论和批评，许多人都没睡好觉。听闻此言，荣毅仁既不安又感激，还有一丝欣慰，庆幸当初选择留下是明智之举。从此，荣毅仁参加政治活动、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一个多月后，荣毅仁作为民主人士再上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泽东在中南海熙年堂设宴，款待列席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当晚，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早在门前迎候。代表们如约而至，周恩来一一向毛泽东介绍，介绍到荣毅仁时，毛泽东握住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