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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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打倒历史。

　　　　１９５１年，他在台北对国防部高级军官组的一次题为《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的演讲中说：“这五十年来，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历史的知识，这我们可以反问自知。然而大家偏要拿历史来作理论的根据，偏要把历史来作批判对象，刻意要利用历史，又刻意要打倒历史。

　　　　却不知打倒历史，就等于打倒整个民族的生命，打倒整个文化的生命。“

　　　　②

　　　　正因为将历史看作民族的生命和文化的生命，所以钱穆毕其一生的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就是力图从历史的陈编中挖掘出可以说明其生命力的东西。

　　　　在他看来，历史是打不倒的，也不应该去试图打倒。历史、现在与将来是相联系的，决不能割断。

　　　　而联系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就是历史内在的生命力。

　　　　“新的国家，从旧的历史里产生。新的生命，从旧的记忆中建立”。

　　　　如果打倒历史，岂不等于断送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生命力。

　　　　他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潮就是一种“厌弃生命，埋葬生命”的思潮。

　　　　①《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

　　　　②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１２页，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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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９３２

　　　　（二）对西方文化的评价钱穆认为，各民族文化精神是不同的。此种不同取决于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影响各民族生活方式的不同，并进而影响到文化精神的不同。在他看来，从源头考察，人类文化大致不外乎三种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海滨地带以及近海的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但这三种文化又可归类为两种，游收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自足，无事外求，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但在钱穆看来，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行程看，流动的进取的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并没有结出好的果实，相反，静定的保守的农耕文化，其结果倒是诗情画意般的。

　　　　原因是，草原与海滨地带，人们所凭借的资生之地不足，且深苦其阻害，于是有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而战胜和克服自然，不能单凭人类自身，于是人们有了强烈的工具感。草原民族最先的工具为马，海滨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无马无船，即无以克服自然而得以生存。所以草原海滨民族对他人对自然都抱着一种敌意。此种民族，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人生观方面，皆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其文化特征为侵略性。

　　　　而且，钱穆还认为，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常带有强烈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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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２新儒学批判

　　　　富欲。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

　　　　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

　　　　财富有两个特征，一是愈多愈易多，二是愈多愈不足。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

　　　　相对游牧民族、商业民族的财富欲更为强烈。

　　　　其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可以数字计，可以由物质的变为精神的。这也就是近世西方人企业精神的由来。

　　　　相对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钱穆认为，农耕文化则是一种和谐而美妙的文化。农业所依，一曰气候，二曰雨泽，三曰土壤。这三种东西都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所以农业民族对自然没有克服的欲望，有的只是物我一体，天人相应，安分守己。由此又导致此种文化的特征为和平性，而不是侵略性。而且，农业民族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故不求空间的扩张，惟望时间的绵延。

　　　　再者，农业民族不知积累，只知生产。因其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丰收有定额，所以很少新鲜刺激。何况土地所产，生生不已，源源不绝，所以人们也不愿多藏，而且粟米布帛亦无法多藏，多藏则腐烂。如此，致以农耕民族对财富很少贪恋心理。他们知足常乐，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然而，钱穆又不能不看到，近几百年的世界历史，西方文化（即他所谓的“商业文化”）大潮大浪地涌向全世界，农耕文化的民族倒显得贫穷落后，经不起冲击，纷纷被卷入世界化的历史洪流之中。也就是说，当民族封闭的局面被打破之后，西方文化明显地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面对此种世界历史局势，钱穆为了说明西方文化的欠缺和中国文化的优越，借用并修正了梁漱溟的“三路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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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１４２

　　　　“梁漱溟讲中西哲学及其宗教，他不用内外二字，只说西方人进一步，印度人退一步，中国人则不进不退。这在修辞上有毛病。我想，他的意思或许亦是说，西方向外，印度佛教向内。而照我的想法，中国人则求合内外，乃一持中态度。

　　　　向内向外，其实都是向前。而中国人的持中态度，乃一可止之境，并不需要漫无止境的向前。我与梁氏意见可能大体相同，只是我的说法或许更恰当些。“

　　　　①

　　　　这就是钱穆自己的“人生三路向”说。在他看来，西方的文化就是一种“向外”的文化。此种文化的人生观，追求财富、权力，看重科学，将心与物处于相隔相碍、对待对立的两极，其结果不是给人类带来福祺，而是灾祸。

　　　　对此，钱穆作了如下几方面的论证。

　　　　第一，“向外”

　　　　的人生路向崇尚知识，由知识发展到科学。

　　　　科学产生新工业，创造新机械。机械本来是为人所用的，然而在近代西方文化里，“机械终于成为客体了，于是机械僵化而向人生宣布独立了，人生转成机械的机械，转为机械所奴役”。

　　　　第二，“向外”

　　　　的人生路向崇拜外在的权力，即崇拜上帝。

　　　　但现在上帝“也会对人生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钱穆写道：“权力客体化，依然是一种权力，但像是超过了人类自身的权力了。于是主体的力和客体的力相激荡，相冲突，相斗争，轰轰烈烈，何等地热闹，何等地壮观

　　　　①钱穆：《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９２—９３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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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２新儒学批判

　　　　呀！然而又是何等地反覆，何等地苦闷呀！“

　　　　①

　　　　第三，“向外”的人生路向重在获得某种满足，但满足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因为人的欲壑是无底止的。相反，一时的满足反倒是痛苦的前因。

　　　　用钱穆自己的话说就是：“满足转瞬成空虚。

　　　　愉快与欢乐，眨眼变为烦闷与苦痛。

　　　　逐步向前，成为不断的扑空。强力只是一个黑影，充实只是一个幻影。“

　　　　②

　　　　在钱穆看来，西方人这种“向外”的人生路向非但不如中国人“合内外”的人生路向，而且不如印度人“向内”的人生路向。印度人“向内”的人生，实践起来虽有困难，但不至于对社会产生不良后果，更不会对人生带来灾难，因为它是一种“洒脱的人生”

　　　　，与世无干的人生。而西方人“向外”的人生，却“有它本身内在的缺憾”

　　　　，它把生命自我的支撑点放在生命自身之外，必然会“造成这一种人生一项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③

　　　　可见，钱穆的“人生三路向”虽然来源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但又有明显的不同。

　　　　在梁漱溟那里，“三路向”

　　　　的优劣，印度文化为最高层次，中国文化次之，西方文化又次之。而在钱穆这里，最好的人生路向是“合内外”的中国人的人生路向，印度人次之，西方人又次之。不过，他们有一共同点，即把西方文化都排在最低档，最末位。

　　　　钱穆的“人生三路向”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档位上不同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根据又在于他的“文

　　　　①钱穆：《人生十论》，第３—４页，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７年版。

　　　　②③《人生十论》，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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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４２

　　　　化三阶层“说。

　　　　他认为，“文化是什么？

　　　　文化就是人生，而且是多方面的人生“。

　　　　①由此文化即人生的定义，钱穆将人类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物质人生，第二层次为社会人生，第三层次为精神人生。他说：“人生必须面对三个世界，第一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物世界，第二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人世界，须到第三阶层里的人生，才开始面对心世界。面对物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物质人生。

　　　　面对人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人生。

　　　　面对心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人生。我们把人类全部生活划分为三大类，而又恰恰配合上人文演进的三段落三时期，因之我们说文化有上述之三阶层。“

　　　　②

　　　　对于这三个层次的文化，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既重社会人生又重精神人生，故层次最高；印度人只重精神人生，不重社会人生，故次之；西方人只重物质人生，不重精神人生，故又次之。

　　　　至于西方人这种层次最低的文化，钱穆认为，用中国文化去将其同化是可以的，但万不可像有的人所主张的那样，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

　　　　这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

　　　　①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第２页，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７９年版。。电子书

　　　　②《历史与文化论丛》，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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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新儒学批判

　　　　现象。“

　　　　①而且，在钱穆看来，西方文化已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我们既不必学习，它亦不可能再有什么力量向东方民族浸透。因为这一文化，“已逐渐发展到顶点，并开始下降，走入歧途。

　　　　于是，遂不复带给人类以幸福，而代之以灾祸，不复带给人类以光明，而代之以黑暗。

　　　　这是明白的告诉人类，这一段文化，已到了瓜熟蒂落功成身退的时代。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已是这一段文化将次没落的信号了。“

　　　　②

　　　　（三）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认识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大凡社会保守势力，大凡拳拳于中国故常传统的人，大多信奉文化形态史观，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和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对中国故常传统有着一种特殊恋情的历史学家钱穆，自然更是这样。

　　　　他认为，历史虽在发展，文化亦在变化，但发展与变化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因为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各有生命，各有个性。

　　　　“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

　　　　这就好像人之血统，从祖辈那里一脉下来，虽每一代人的相貌和气质有些差异，但血统总是难以改变的。因之，人贵自立，不可认他人作父。一个民族的文化亦复如是。它有自己的血脉，有自己的内在精神，其求强求新求变革，也只能护住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旧文化里开出新文化，而不可认他族文化作父。他说：

　　　　①《人生十论》，第８页。

　　　　②《历史与文化论丛》，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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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５４２

　　　　“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旧文化中翻新，此始得谓之是复兴。

　　　　若必待彻底毁灭了旧中国旧文化，赤地新建，此又乌得谓之中国与中国文化之复兴。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

　　　　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兴。

　　　　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

　　　　①

　　　　如前所述，钱穆对新文化运动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挖祖坟的运动，全然不要旧文化旧传统，认他人作父，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比如他批评胡适所倡行的文学革命，就是一种认他人作父的做法，“一意模仿抄袭西方文学”

　　　　，丢了中国旧文学的传统，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非驴非马”。

　　　　在钱穆看来，相比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