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 冯仑-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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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当家与合伙人（1）
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我跟他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给我讲过很多他母亲的故事。他母亲在跟他父亲之前，是一个下人（佣人），跟他父亲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小老婆，他一直是在一个被人歧视的环境里长大的。1949年以后，他父亲牟品山也受到政府的惩处。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帖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 “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我发现他作为普通人，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很真诚的。
牟其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内当家与合伙人（2）
女人15岁到25岁只懂爱情不懂婚姻；25岁到35岁只懂婚姻不懂恋爱；35岁到45岁只懂日子不懂婚姻，孩子、家庭压力很大，数着日子过；45岁到55岁只懂孩子不懂日子；55岁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孩子，心态回归到少女阶段。现在最牛的是80岁的老太太还吃醋，90岁的老头还敢跟情敌决斗，延续了人类已有的创造精神。
女人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角色，在不同的流派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
第一阶段，个体户阶段（民营企业的萌芽阶段）。民营企业处在社会边缘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以作坊式的加工业为主，也有开餐馆、开铺子的。女人基本上是家庭成员，她们在企业中的身份比较含混，组织比较原始，日子和公司是混在一起的。赚的钱作为家里的用度、子女教育经费，这时女人的作用是重要的。男人在外面跑，她们要平衡生活和赚钱，管理家庭、教育子女、储蓄。这一部分女人发展到后来阶段的机会比较少。
第二阶段，公司阶段（民营企业的游击阶段）。生人多了，非法律意义上的人介入和增多，控制权发生变化，基本是法人和总经理掌控公司，加上出纳、办公室主任，这三个人决定公司的管理形态乃至命运。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是女人，很多是财务身份或办公室主任，同时会和创业者有感情瓜葛。女人在这一阶段是控制权中重要的环节。1992年海南一家公司的老总和女会计席卷募集的5 000万人民币跑掉了；之后不久海口公安局接到一个传真，是他横尸巴西街头的照片，真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第二阶段这种情况很多，公司非常不稳定。三人的角色中，一个女人会影响两个男人对是非的评判，只知道开头不能预见结果的感情的细微变化会引起公司权力的争夺；如果男人在外面干点别的事情，女人不同意，就有可能会掣肘。由于有特殊的关系存在，经理就不能正常炒员工鱿鱼或清理门户。她掌握大量的机密，最后很可能变成对立关系，甚至瓦解公司。如果三人中没有女人，可能维持三年合作，而有的也许只能维持一年。女人在公司初期有黏合作用，但很快就会引起不平衡，有涣散组织、消解组织的作用。大量的民营企业在游击阶段垮掉与此有紧密联系。
但江浙一带比较特别。在家庭作坊变公司的时候，引进的是家族女人。她们有非常固定的情感指向，形成更加复杂的管理架构，公司完全笼罩在情感和人脉的阴影下。把与生俱来的关系引进公司，在公司里放大，基本上无解，很多时候会使公司窒息在这个阶段。凡是活下来的大型民营企业，比如电器大王、服装大王，基本上都是把家族人员清除出去，突破此瓶颈。在这个阶段女人对公司而言没有建设性价值，但中国民营企业是非契约性组织，家族女人也不可或缺。
我们万通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意识地聘用男员工。创业时有几个女性家属，因为那时不发工资，需要自己人来扛；在走上正轨之后就把家属清理干净，最后形成了多角的男人关系。在组织发育过程中，如何超越中国传统的伦理、情感，建立理性、规范的组织结构是个严酷的问题。
这一时期（海南泡沫经济时期）也被我们称为“肉弹时期”。当时，谈判桌上、饭桌上，越来越多的女性面孔出现，老板出行几乎都有“小蜜”。我慢慢研究，看出都是色情间谍手段、克格勃的路数。如果我也安排这样的女性在身边，派出去搞商业情报，万一对方比我强、比我有魅力，“肉弹”反过来打击我怎么办？所以，我们那时选择一水儿的北京帅小伙儿，戏称“爱国者导弹”，在第一时间拦截住“肉弹”来袭。公司稳定之后才开始用女秘书，选用的标准也和别人不一样。用已婚不用未婚，用大姐不用小姐，用普通不用漂亮，用大家决定的不用个人挑选的。办公室女性与老板往往是比朋友亲，但又不及爱情的关系，老板和老婆待的时间都不一定多过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那时，有些民营企业基本上在用女性公关趟路子，也有一定效果。但对于企业而言，使用这种方法，会自己也中招，“肉弹”反过来变成“肉瘤”，促使组织溃烂，很难坚持长远的战略目标。男人不一定要道德化自身，但要尽量让自己避免中弹，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古人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公司的女人不能近之，亦不能远之。
贪官的情妇（1）
第三阶段，是公司正规管理阶段（《公司法》实施以后）。此时，从治理结构上有股东、法人、经理人了。女人在民营企业中分化成三种角色：职业经理人角色，生活伴侣角色，性补充角色。职能分工明确，女性经理人不负责家庭生活部分，少数能力强的女性成为合伙人，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江浙制造业中的女性大多退居家庭，变成花钱的人，安排家庭日常生活，教育子女等。所以，女性在民营企业公司内的发展是和组织外女性的出现同时进行的。
此间，有些女性还是担当妻子、合伙人的双重角色，这隐含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因为多种需求在一个组织中集中，预示着不满和冲突的机会会增多。一个女性，要求她同时是合伙人、妻子、情人、母亲……那么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同时，又有稳定的因素存在，因为公司财产的利益巨大，一般红杏出墙或丈夫出轨，可能早就离了。而在公司内，巨大的社会压力、财务成本、财产分割的利害关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认识的一个老板，早年创业时夫妻和睦，成立公司时法人代表写的是老婆的名字。生意越来越好，他在外面花天酒地，要和老婆
离婚。这个女人一怒之下，封了公司，把前夫赶了出去。虽然大部分业务都是男的拉来的，但女的把丈夫踢开之后，公司照旧盈利，业务继续合作，前夫只得另起炉灶。
海南
房地产界有一个传奇女子，早年老公逃跑到南非，到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留给她一摊子债务和烂事。她独自一人支撑起整个公司，还债、做生意，慢慢让公司活过来，非常不简单。
现在进入财富阶段，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变成财富关系，成为能力伙伴，在此阶段男人和女人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现代商业社会夫妻公证财产，签署合约。在西方给名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很赚钱，标的足够大，甚至相当于一个企业的收购和重组。女性在当代民营企业中的角色基本上是作为合伙人且很有可能成为股东的妻子，以及能力出众的经理人和员工。我们看到的像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和俞渝、张宝全和王秋扬等等，这是一批文化素质较高，有良好商业管理能力的优秀人士，组成了创富时代的民营企业的中坚。
女性因其细腻、感性的特点，适合做细致管理和售后服务等常规性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财务安排、战略设计、金融投资的决策人大多还是男性，女性当一把手的少，这和性格、心理素质、知识结构等因素有关。创业者里有少数聪慧且能干的女性成长为股东、合伙人、CEO，民营企业内部从底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女CEO少，“空降”居多，某种意义上，商业还是男人的舞台。
女性在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起支配作用，第二阶段是控制作用，第三阶段是从属与补充作用，第四阶段是合伙合作作用。
贪官的情妇（2）
从中纪委、反贪局、司法部最近反腐败斗争公布的材料中能够看到，贪官身边的“女人”多数是女商人或民营企业管理者。最近浙江某市交通局局长的情妇被判受贿55万元，这个情妇就是一家民营企业管理人。由于她跟局长的关系，成功促成一单工程，该企业给了她55万元成功费，这是国内判的第一个女商人因为跟领导成为情人关系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案件。最近中纪委，包括司法部把这一部分人也定义成利益相关者，可以依法按受贿惩处。
最近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女商人，40多岁。她同时搞定了若干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借助这些权力空手倒
房地产，赚进好几亿。随着贪官的级别越高，这些女情人、女商人挣的钱也越来越多。天津宋平顺的情妇徐敏也捞了两个多亿。
这个过程中我想总结出一点规律和一个教训，那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小心三四十岁的女商人。理由非常简单，女人在这个年龄段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她对人情已经完全了解，对自己要做什么也很清楚。女人爱一个男人，最高纲领是嫁给他，最低纲领是求得心理补偿。如果嫁而不成，就要求有心理补偿，但心理补偿有时候很难衡量，于是就琢磨物质补偿。而她是商人，商人是最知道该怎么获得物质补偿的，针对领导干部那就是用权力。如果能嫁，我相信这个事情就不会变为一个违法乱纪的事情了。正因为不能嫁却还要保持来往，而且他又这么忙，那她就自己过，自己买房子买车出国，不跟他多扯，但得要补偿，而补偿的最简单方式就是利益，就是钱。另外，还有很多男商人围着她，民营的、外资的、国营的都有。当这些男商人知道她和某个领导有特别关系，就非常乐意找她来办事。她又不想白干，于是就拿钱帮别人办事。李萍就是这样的，反腐材料中说她帮别的企业找成克杰办事，办完了以后这些企业给她钱。托她帮忙的这些企业里不乏国营企业。这个过程中她就成了毒性最大的女人，这里说的毒性是针对我们的体制而言的。对领导干部来说，女商人的爱是毒性最大和成本最高的情感。
在这个权钱交易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的领导干部自己其实并没拿什么钱，他只是因为情感，觉得不能跟他的情人结婚，心里有愧疚。加上自认为这些事在法律上也没什么毛病，心想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吧，而当时很多事情也确实在法律上看没毛病，介于法和非法之间，于是就做了。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纷纷出事，大量都与30岁到40岁的女商人有关。再年轻一些的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清楚，加上她们年轻，机会比较多，不好了转身就走，她们有大把别的机会；而30岁到40岁大概是女人生命和感情当中最关键的一段，所以她对嫁的渴望和嫁不成的怨恨大大高于30岁以前。40岁以上的女性在情感上的进取心相对比较少，在物质上的渴望越来越多。
领导干部之所以要帮助这些女商人，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和这些女性从20多岁开始，到30多岁，一直拉扯到40岁，情感上相当投入。
有一个很奇怪的巧合：陈希同的女朋友叫何萍，慕绥新的女朋友叫乔小萍，陈克杰的女朋友叫李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