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国酷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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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表现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一种巨大的历史惰力，直到当代仍然到处游荡着它的影子。
当然，中国人的国民性并不仅仅表现为残忍意识，与残忍相对立的仁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古代社会起统治作用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仁政”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仁人爱物”是儒家推崇的道德风尚，“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慈善者被孟子视为“君子”。以各种酷刑为内容的刑法也解释为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历代不少正直的清官廉吏都不赞成严刑峻法，而主张简政宽刑；真正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不单使用刑法，而是恩威并施，宽猛相济。历代官修的正史中，对暴君酷吏都持贬斥态度，而对仁术善政予以褒扬。野史笔记、文学作品写到那些酷暴者的残忍行为时，大多采取因果报应的观点写他们必得恶报。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人把积德行善作为立家之本、修身之道，乡间百姓不论是绅士还是农户，广行慈善总是受人尊敬。
综观历史，中国人的残忍是突出的，仁慈也是很突出的，残忍和仁慈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显示出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的复杂层次。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出现残忍与仁慈并存的状况，形成复杂的二重或多重性格。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来自外国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其中以佛教的影响为最大。中国人相信了佛教中关于地狱的一整套理论与传说，并且加以发挥，假设了一个可怕的、黑暗而残酷的魔幻世界。中国人设想的地狱与佛教中的地狱不完全相同，与但丁《神曲》里描绘的地狱（Inferno）差距更大，但关于人死后进地狱受到各种各样的酷刑这一点是一致的。唐初画家阎立本有《地狱变相》图，描摹地狱的各种刑罚，凄惨可怖。后世文人在笔记、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又经常进行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洪迈的《夷坚志》详细介绍了人死后在地狱得到的各种果报，《聊斋志异·席方平》篇中描写了地狱的各种黑暗情景，薛福成、王韬的笔记里都写了梦游地狱的故事，其中提到的酷刑种类和用刑方式大同小异。佛教中提出的关于地狱的理论，意在告诫世人生前行善，以免死后受到地狱轮回之苦，但却在现实中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一些暴君酷吏便把地狱中的各种残忍手段移到人世间实施，大肆作恶；另一些人慑于地狱之苦，在生前尽力行善。于是，残忍与仁慈便演出了一幕幕历史的活剧。
本书分二十九节，记述了各种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的施行情况和典型事例，虽然不够完备，但是也能使读者了解到这方面的基本事实。通读全书，无疑游历了一次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的血肉的炼狱，可骇可怖又发人深思，不同的读者从中得到不同的领悟。
凌 迟
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这种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南朝宋后废帝皇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人们大多认为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
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赵恒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景德年间，御史台曾审问杀人贼犯，定案之后，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剐”字原作“咼”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也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卨”，明朱国帧《通幢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卨之”。并注解说，卨，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
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供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 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复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水游传》中也有这样的情节，请看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
（李逵）说：“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以上所引用《水浒传》中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形，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世宗朱厚煾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剉尸枭首。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
实际上，明代的凌迟之刑并不仅仅施用于谋反大逆，有时对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决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众。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道用刑峻酷，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十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 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刘瑾把持朝政时，残害忠良，作恶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使人解恨，但从他受刑的过程来看，凌迟这种刑罚不能不说它确实惨无人道。
再看郑鄤。若说刘瑾被凌迟是罪有应得，而郑鄤受如此酷刑却使人感到惋惜。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帧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