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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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去作判断。
这包含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使所有的人都纳入社会来有意识地确立社会公正。第二，确立公私两类物品的各自原则。个人物品是“可以分割的”
，每个人都可按照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原则来购买他所需要的货物或劳务。
社会物品“不能分割”
为个人占有的项目，那是一种公共服务——如国防、警察和消防、公园、水力资源、公路等等。这类货物和劳务不卖给消费者个人而且无需适应个人爱好。这些货物的质和量必须取决于一个唯一的因素即共同适用于一切人。社会物品因此要服从公共需求或政治需求，而不是服从个人需求。
在贝尔看来，诸如环境污染之类问题，是需要通过公共渠道以协作的方式来采取行动解决的。例如我们可以将空气污染的代价分摊给污染来源，以便强迫违犯者降低污染，或者可以花钱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同样地，铺设道路、规划城市、控制拥挤、组织保健、清除环境污染、资助教育——所有这一切都有必要成为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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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心的事情。
“未来的主要社会学问题将是考验我们有无能力预见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影响并根据对目标的不同评价以不同的代价来确立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
①社会学模式要求各种规划要考虑全面的社会效果。经济学模式的规划至少有两个缺陷，其一是目标单一，目标几乎全是与当前问题有关，在运用效益和成本分析时，也很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想去衡量多种的结果。第二是没有在技术程序和体制程序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换一种专门的说法是，没有在“技术”和“支援体系”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汽车、飞机、杀虫剂等都是技术这个名词的自然工程含义，支援体系是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或者更一般地说，是技术发展的经济和法律基础。伯纳姆（Ｊａｃｋ
Ｂｕｒｎｈａｍ）
曾以辛辣的方式指出，“当我们购买一辆汽车时，我们再不是购买汽车这个词的旧含义所表示的物品，我们是在购买一个三至五年的租借权来参加政府认可的私人运输系统，公路系统，交通安全系统，工业零件更换系统，昂贵的保险系统……”
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是以不同的代价比较可供选择的方式，并设计出更好的体系来为社会需要服务。这样，社会学模式就强调全面性“技术评价”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有关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决定不应当只是根据对发起者和用户直接有用与否。必须及时考虑到使用和推广新技术所必需付出的长期牺牲，必须及时考虑到往往远离生产地和应用地的社会与环境方面所承受的潜在的破坏性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３１６页。
②同上，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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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３２６
影响。
公司固然是经济化的机构，但贝尔强调，后工业社会要建立连续统一体的公司，其一端是经济化（在其中，组织的各个方面都一心一意地变为实现生产和利润目标的工具）
，另一端是社会化（在其中，所有的工人都得到终身就业的保障，而使劳动力感到满意成了资源的主要消耗）。
公司正在变成谋求安全、正义和尊重的场所。公司必须承担社会学模式的义务。社会责任将在未来成为比今天更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工人对职业的满足感；少数群体的就业问题；工资问题（应重新考虑仅仅根据供求竞争的纯粹市场原则确定工资的方式，因为市场原则只反映了相对的稀缺性，但相对稀缺性并不等同于社会公正）
；对社区所负的责任；对环境所负的责任；以及道德问题。
贝尔认为，在他描绘的经济化和社会学化方式的连续统一体中，注意力已经愈来愈转向后者。
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公司主要是“企业主”
（从法律上说就是股东）的工具还是一种自治的企业和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贝尔的回答是后者。他认为下列情况必须考虑：第一，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的说法（私有财产说）纯属法律上的虚构。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个股东就是一位企业主，因他提供了股本并担了风险。但今天公司资本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出售股本而筹集起来的。更大部分资本是靠公司自身的成功而自我筹措的。保留资本是大公司增加净资金的基础，而保留资本的增长是管理才能的产物。在今天股票所有权的模式下——特别随着共同基金、抚恤基金和信托基金的增长——股东们往往是“进进出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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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公司企业没有什么连续性的利益。这样一种进进出出的过程可能对管理部门是一种有用的戒律，也是对经济状况的一种衡量。但这样一来，它就成了某种形式的抵销力，而不是所有权。真正的企业主都是直接地并在心理上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这种情况更适合于公司的雇员，而不是股东。换言之，公司可能是一个私人企业机构，但它并不真是一个私有财产机构。贝尔进而把现代公司企业比作现代的大学。如果以大学的模式看待公司企业的话，则所有权的谬论就更加明显。谁“拥有”哈佛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从法律上说是由监督人或受托人所组成的“公司”。
但从任何一种社会学含义上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大学是由其成员（职责和义务各不相同的行政机构、全体教职员、学生和校友）自行选择的、不断发展的企业单位，这些成员希望实现它的目标，适当照顾到组成该校的特殊团体的利益——也要兼顾使这所大学得以运转的更大团体的利益。公司也一样，它不仅仅为股东，也为工人和顾客工作，并要适当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
以上的讨论，使贝尔得出了其最大胆的结论之一：“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今天我们美国人正在脱离以私人企业市场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而走向政治上以明确规定的‘目标’和‘重点’来作出最重大决策的社会。”
①在工业社会里，没有人集合起来“选举”市场经济，但现在却在进行选举了。这一转变的含义，贝尔认为意指朝着社会思潮的非资本主义方式，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３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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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５２６
而这是西方社会的长期历史发展趋势。
①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既有大胆的探索，也有轻率的结论，既富有启发，也颇多疑点。他的理论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他提倡一种有计划的、集权的合理化的和科层化的社会制度，他认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是要分析权力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他明显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但马克思把私有财产作为阶级的基础，贝尔则认为，知识已代替财富而成为权力的主要源泉。批评者指出，贝尔只是证明了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那些拥有知识的人们的活动，却没有说明知识与权力究竟有什么关系。有知识的人的雇主对他们活动的影响远比他们自己要大得多。贝尔假设市场力量作为组织与变化的轴心终将消灭，这一观点与事实相去甚远。贝尔的兴趣集中在未来西方社会社会结构与政治影响的宏观研究上，却没有为行动者的分析留下余地。
他没有对人际关系的实质进行分析，尽管他也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规定为社会界，规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设想资本主义企业正在自动向服务于社会的模式（社会学模式）发展，日益忽视利润因素，这些观点是乌托邦式的。至于对是否有什么后工业社会，我们的社会是否已处于后工业社会等问题，心存疑虑的批评也不少。
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仍不失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他否认财产之为新社会的中枢原理，非议经济化，理由是生产更多的私人产品是以牺牲其它社会价值观为代价的。
①同上，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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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自由放任，因这导致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忽视和社会成本的增加。他把社会学模式视为更好的模式，表明了他对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西方社会私人企业体制的怀疑态度。后工业社会是否正在来临，这是需要以与贝尔同样的介入性的社会分析去研究的问题，而不应忙于下结论，但贝尔勾划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趋势是无庸置疑的，在这一趋势中有着塑造未来社会的巨大力量也是无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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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７２６
后 记
１９８８年以来，我每年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开设两门课，一门是“西方社会思想史”
，另一门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而事实上在我的教学方案和教学实践中，它们从来都不是两个独立的系列，而是把它们看作一连贯和统一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置于西方精神、文化的大传统和西方社会变迁的大历史观之中来讨论的，遂有现在这样一部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学到当代美国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社会思想史的著作。它并不是上述两块内容的简单拼接，拼接的结果既阉割历史又断送思想，而这对思想史著作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它也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为之，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我们早已看到一种结合了广阔的历史眼光、深邃的哲学洞见及渊博的专业知识的通史规模的工作，他们的分析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从希腊思想的源头直到其同时代的思潮学派，他们的工作做成了无可争辩的学科史典范，本书大大得益于他们的著作，及其他一些学科史著作（如萨基的社会学史、萨宾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哲学史、墨菲等人的心理学史著作等）。
我的本科专业是历史，我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集中了一批国内优秀的历史学家，如白寿彝，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他们的培养造就了我对历史的敏感和自觉，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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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系里聘请邱汉生、林英等先生开设的“中国思想史”课也是我在大学所获最多的课程之一。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导师们给予我的训练激发和磨砺了我的哲学天性并最终确定了致力于思想史的学术方向。我的学术训练和知识背景决定了我努力以赴的目标是使思想史研究具有“思想的理趣和历史的韵律”
，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有多少体现了这一要求我没有把握，但可以肯定地说离我主观上所欲达到的境界还差得很远，这使我十分地惶恐和惭愧。
我得感谢黄海泉、彭希哲、阎嘉陵等曾在或还在社会学系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他们为使本书获得学校的扶持作了积极的努力；在一段时期内，他们有计划地减少我的社会工作，以保证写作的时间；而在搜集和使用图书资料方面，我也得到他们提供的诸多便利，总之，本书的写作计划和进展始终得到他们的鼓励、支持和推动。
我要感谢陈京璇教授、谢遐龄教授和俞吾金教授，多年来他们在学问上和德行上给予我的指导，以及对本书的论点和结构所提的很好的意见，都对本书作出了贡献。
我要感谢陈学明副教授和周敦仁副教授，他们分别撰写了本书的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他们所贡献的，不只是学术成就，还有珍贵的友情。多年来我与周先生保持了一种充满信任、理解和无拘无束的谈话关系，这些谈话是极其愉快的和有益的，本书的一些观点和思路最初就是在这些谈话中萌发的。
本书得到复旦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这是与复旦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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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９２６
务处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出版社总编辑高若海先生为本书的审编出版事宜作了周到的安排；编审林骧华先生认真审阅了全书，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责任编辑夏德元先生阅稿数遍，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我为他们优良的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所感动，并由衷地感谢他们为本书所做的一切贡献。
关心本书工作的还有我的许多师长、同仁与朋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这里我要特别提到ＤｏｌｏｒｅｓＨｏｐｅ
Ｖｕｒａ女士，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