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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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两段文字分别选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天下风云一报人》。

　　　　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阳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

　　　　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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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５０年了。

　　　　看来，他们当时所向往的这种情景在思维敏捷的邓小平的头脑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邓小平这个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已成了中国的领袖。

　　　　当时，邓小平在贵州的五岭、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并不驰名。

　　　　１９６９年他困关在新建县的营房的日子时，邓小平这个名字也不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

　　　　１９５２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

　　　　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

　　　　１９５７年，他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

　　　　在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没有变。他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

　　　　他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像另一些人，上庐山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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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势时用一份，毛泽东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麻烦就在后来。毛泽东后来说，邓小平（和刘少奇）

　　　　“见了我就像如丧考妣那样”

　　　　板着面孔。

　　　　或者像“文化大革命”

　　　　的一位领导者陈伯达所形容的那样：“要与邓小平平等地讨论问题，比架梯登天还难。”

　　　　这就是邓小平，他反击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麻烦时所采用的办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奏效。他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

　　　　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

　　　　１９６６年９月以后，邓小平销声匿迹。他被软禁在家中，不许与外界联系。他的孩子们都各奔一方，挨批挨斗，并被送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

　　　　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断了，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造成了终身残疾。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养他成人的继母都被送到江西。在江西，邓小平住在南昌郊外的一所空着的步兵学校里的一幅两层楼房里，那里曾是校长的住房。像当时中国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步兵学校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早就关闭了。

　　　　像许多参加过长征的人的遭遇一样，邓小平过了３年这样的软禁生活。他当时６５岁，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炉子取暖。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曾在雷诺汽车厂里做过工。

　　　　此刻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机工手艺。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他操作机器，她则擦洗电线线圈。在来回２０分钟的路上，每次都有武装看守监护。这条路很滑，邓有时滑倒。他们不许说话，除非得到许可。

　　　　下午，他们在自己园子里劳动，养鸡，种菜。他们把钱省下来，希望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来。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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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榕榕）和幼子邓质方（他因皮肤黑而得绰号“小黑人”）在陕西农村劳动。

　　　　邓小平没有受过拷打，还获准从北京带些书来。

　　　　晚上，他看书，有时看马列的书，有时看中国历史书籍，有时看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晚间新闻。

　　　　他们与一起干活的工人们逐步建立了友谊，在这段漫长的监禁期间，邓小平打过桥牌吗？看来不可能。要打也只能３人打，他与疾病缠身的妻子和年迈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继母一起打。

　　　　像延安时期许多人一样，邓小平逐渐喜欢上了桥牌。

　　　　一些国际桥牌手认为，邓小平打的牌具有世界水平。

　　　　上台后，他几乎天天打桥牌，万里是他的牌友。

　　　　万里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成了斗争对象。

　　　　据说，邓小平有时还与杨尚昆将军打牌。

　　　　另一个牌友是人大副秘书长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杨小燕与邓打过桥牌，称邓是桥牌好手。他告诉她：“打桥牌使我思维保持敏捷。”

　　　　他打牌争输赢，但从不赌钱。

　　　　谁输了就钻桌子。

　　　　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

　　　　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在“文化革命”中，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和切身福利。

　　　　１９７１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

　　　　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小平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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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却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小平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１９７３年，邓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小平终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任中国残废人基金会理事长。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５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

　　　　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送到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上４个字：“林彪已死。”

　　　　１９７４年２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泽东时代行将告终。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濒于崩溃，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

　　　　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和情绪不稳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暂时受挫，但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

　　　　毛泽东再次求助于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本来，毛泽东完全可以像对待刘少奇那样把邓打得稀巴烂，或者像贺龙那样，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把邓找回来，说邓“人才难得，思想政治强”。说他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就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

　　　　毛泽东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

　　　　像

　　　　　　　　　　　　　　　　　　　　　　　　　　　　　　

　　　　１７

　　　　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

　　　　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

　　　　正像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

　　　　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

　　　　尽管邓小平聪明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

　　　　由于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乎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

　　　　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

　　　　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

　　　　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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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２１世纪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中国之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窃门和“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

　　　　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已发表１００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１９世纪无法想象的技术高超世界提供答案呢？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１９８５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毛泽东了解１９２７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１９８５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

　　　　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的答案。

　　　　它再也不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

　　　　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

　　　　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

　　　　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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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小平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像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像邓小平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