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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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抛弃了唯意志论的路线，走上了在落后的半封建的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之路。

　　　　这一转变是不容易的，是经历了阵痛的。为了说服自己的反对者，甚至邓小平的权威有时显得不够用，因为在他的反对者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几年前曾经帮助他免遭“四人帮”

　　　　的迫害，并且为使他重返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出了不少力。其中的一些人指责他“复辟资本主义”

　　　　，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要求他在国内外政策上向自由化迈出更大的步子。

　　　　生活已经证明，在与平均主义和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的多年争论中，邓小平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

　　　　在他的直接参与下，１９８１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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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文件彻底否定了给国家造成１０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同时对他在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正确而全面的评价。

　　　　对于那些企图使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邓小平给予了坚持回击。

　　　　在他的直接参与下所通过的文件都一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思想是贯穿中共“十三大”

　　　　（１９８７年）所有文件的一条红线。

　　　　那么，中国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邓小平在与什特劳加尔谈话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中国，人们把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不能不同意对过去１０年改革作出的这种评价。的确，眼看着中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改革触及到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一个拥有１０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０年改革的经验还证明：改革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矛盾。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８年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将近１０％，工业总产值为１２％，农业总产值为６．５％，对外贸易额为１７％，这种速度高于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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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有的，显然，在通向２１世纪的道路上，问题也不会少。须知，新事物是在困苦中产生的。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肃实验已经开始。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报刊指出，未来的５年对中国来说，是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体制转变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解决对外政策问题方面，中国所采取的全新姿态，是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７０年代末，他重返政治舞台后，为解决台湾和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问题，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构想已经具体化并取得了进展。

　　　　邓小平十分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考虑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不止一年了。

　　　　他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方式，就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解释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需要顺利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这位中国领袖并不是只顾眼前，他明确地提出了今后几十年的构想。为了加强国内建设，中国至少需要２０年的和平环境。

　　　　在这２０年内，预计年生产总值将翻两番，人均总产值达到几千美元，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今后５０年内，使人均产值达到４０００美元。

　　　　考虑到中国人口数量的因素，这将意味着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邓小平认为，用偏袒式的或者用投票表决式的方法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是根本不行的。邓小平批评了那种认为只需要同两个方面加强外交关系的看法，他主张从三个方面扩大对外联系，即扩大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扩大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联系；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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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苏中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是贸易。尽管近年来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包括世界原料价格下跌，但是两国１９８８年的贸易额还是比１９８７年增加近３０％。

　　　　近几年来，就像边境贸易这种富有前景的交往形式，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当然，这一切还没有到头。我们合作的潜力还很大，一些经济贸易的重大问题待我们去解决。

　　　　中国领导人对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持肯定态度，并且相信，这方面存在的一切障碍都会克服。邓小平指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应该建立新型的关系。中苏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邓小平曾经说过：“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他认为，中苏关系完全正常化是中国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一部分，是中国为巩固和平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的一个新贡献，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

　　　　１９８９年５月苏中的高级会晤为此开创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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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霍林沃思：

　　　　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

　　　　克莱尔·霍林沃思是世界著名的政治新闻作家。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她最早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新闻，因而闻名遐迩。她长期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负责报道世界上重大的政治的军事新闻，霍林沃思多次访问我国。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她担任《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其间曾多次会见和访问过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她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同时兼任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１９８５年，霍林沃思完成了《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由于该书用以观察、分析、记述问题的基本方法比较科学，态度也比较客观，并且占有作者大量亲身采访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在国际学术界和我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不仅明确指出了“毛泽东还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世人心中”

　　　　，而且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对他们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优秀品格都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表现了明显的贬斥和厌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霍林沃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邓小平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在政治上的沉浮；记述了邓小平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期间，人民群众是怎样同情、拥护邓小平的；记述了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下面的内容是从《毛泽东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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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歧者》一书中摘译的。

　　　　毛泽东热烈支持邓小平复出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在政治上有分歧，因为江比毛更“左”。毛泽东知道江青的长期策略是不让邓小平“上来”

　　　　，或者最好是仍然“不进来”

　　　　，以便使张春桥在周恩来逝世后继任总理，而她自己则逐渐升任为党的主席。事实上，毛泽东和妻子的关系，是从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

　　　　结束到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总理逝世这段期间，使负责内政外交的中国部长们最感棘手的问题，虽然部长们当时没有明说。在周恩来总理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乎长期住院后，这种状态更加严重。

　　　　１９７５年１月，权力斗争出人意料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据说，这是“党指挥枪”的又一措施，但更耐人寻味的则是５６岁的上海极“左”派头子张春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或者叫总政委。这两个人——务实派邓小平和极“左”派张春桥——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毛泽东“去见马克思”

　　　　之后党的主席这一职位的主要竞争者。

　　　　推迟很久才于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党的主席同时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此前，一直由红军时期的老将们组成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也由党的主席兼任。

　　　　最近一些年来，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都没有统帅军队的经历。著名的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５年的万里长征开始以前，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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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曾在红军中从戎５年，他在战争时期主要是当政治委员。

　　　　但在解放战争的最后时期，他成为第二野战军的指挥员之一。

　　　　１９４９年春天，这支军队在长江两岸广阔的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战，打败了统治者。尽管直到１９５４年以前，邓小平在名义上仍是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的政委，负责指挥军队，但解放以后，他实际上主要是负责党务、政务和经济建设。

　　　　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以后，有了组织制造和试验核武器的权力，并逐渐从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手中接过了政府权力。

　　　　毛泽东强烈支持对邓小平的任命，但江青却极为恼火，拼命反对。主席家中的服务人员后来谈到，毛泽东和江青就邓小平问题发生争吵。江青不无理由地认为，邓小平的上台将使张春桥不可能在军队中坚决贯彻坚持“红”

　　　　而反对“专”

　　　　的路线。

　　　　到１９７４年底，邓小平又接过了周恩来在负责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包括接待所有重要的海外来宾。

　　　　人们还注意到，邓小平在１９７４年春天访问法国以后，信心显得更足。

　　　　这种信心自１９７３年４月复出以后不断增长。

　　　　此前他因被包括张春桥在内的极“左”派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罢免，随后整整６年未在公众面前露过面。

　　　　重要而有趣的是，邓小平对张春桥政治史上的劣迹虽然了解，但在当时他却未曾披露。

　　　　这些肮脏的内幕直到审判“四人帮”

　　　　时才揭露出来，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

　　　　中对邓小平进行的纯粹“莫须有”

　　　　的诬陷。

　　　　尽管如此，仍然难以想象这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共事。

　　　　后来，一位政治局委员告诉我，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恳求”不大乐意的邓小平为了党的团结和张春桥一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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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因而同意让步，开始与这位新的政治部主任共事。毫无疑问，周恩来总理认为，邓小平坐在总参谋长的办公桌上，自然能对张春桥在军队中支持极“左”

　　　　派的活动起到遏制作用。

　　　　当时，许多消息灵通的外交家们一再说，只要极“左”分子们公开表示同意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开放”政策，极“左”分子们就会真心实意地参与。事实证明，这些外交家们是大错特错了。

　　　　早些时候曾采取措施，以便在周恩来和国防部长叶剑英生病时进行重大军事决策，处理核武器研制工作以及确保“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于是成立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三头机构，由党内第三号人物王洪文、副总理邓小平和极为重要、很有希望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组成。但是，这个机构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周恩来毫不隐讳地希望邓小平接班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去世。这对压抑了两年（１９７４～１９７５）之久的权力斗争的公开爆发起了催化剂作用。

　　　　尽管他已７８岁高龄，尽管他的去世早在预料之中，但举国上下对他的去世依然无比悲痛。江青抓住周恩来卧病之机，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措施蒙蔽毛泽东主席，以竭力阻挠对邓小平的提升。

　　　　然而，邓小平提升是在预料之中的自然而然的事。

　　　　在过去的一年里，邓小平实际上起到了总理的作用。

　　　　当时主席本人也疾病缠身，但“内部人士”透露，是因为江青的阻挠，他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