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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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露面。

　　　　事实上，他在准备开放“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一直关闭着的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此前，这些院校即使开放，也只是招收激进的学生，按照“四人帮”宣扬的要“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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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的条件来选拔。邓小平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立即着手加强科技人才的训练，将缺乏工程师和专家去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

　　　　此外，邓小平一直对毛泽东主席关于“赤脚”医生的提法不满，认为这些医生应“接受一些医药知识的训练，穿上草鞋”。

　　　　起初，这些医生的职责是分发避孕病和治疗一般感冒的药品，但后来他们不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治疗复杂的疾病。

　　　　邓小平还进一步起用在“四人帮”统治下蒙受冤屈的人。

　　　　当邓小平提升他的忠实支持者赵苍璧取代华主席任公安部长时，许多外交官们认为华国锋和邓小平那时就已私下里达成协议：华不干涉邓为提高教育水平、为实施现代化计划做准备所做的尝试；而邓则同意放慢政治步伐，暂不对毛泽东主席，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做批评性的评价。

　　　　华国锋“放弃”

　　　　了他接替毛主席时得到的“最高统帅”

　　　　的称号，请求人们称他为“同志”而不称“英明领袖”。他的权力在“内部人士”中迅速削弱。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了“凡是派”

　　　　，但调子不大激烈。他说，自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奠基人以后，政治界已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恩格斯没有乘过飞机，斯大林没有穿过涤纶，同样，毛主席以后时代也变了，死守他的指示去“做或不做”每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１９７７年，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开始出现大字报，称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邓因他的务实精神而受到赞扬。大字报说许多工人的工资长了４０％之多，工厂还恢复了物质刺激和奖金。有的大字报的作者感谢邓小平允许他们从农村回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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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或其他城市，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武斗阶段后期下放到农村去的。

　　　　有几个月华国锋一点权力也没有，最后，在１９８０年９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辞掉了总理职务，这是党政领导集团的第一次大改组。为了给老干部树立一个好榜样，邓小平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了。不过，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卸职对于他的权力来讲没有任何影响。然而，至今仍有一些中国干部认为，邓小平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坐政府的第一把交椅——哪怕是短时期的。

　　　　自“解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戏剧性变化。因此，只有大胆的人才能预言她的未来。但是，目前可以看出的是，邓小平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就很有希望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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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夏泰宁：

　　　　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

　　　　费朗索瓦·夏泰宁是法国知名的记者。他在担任法新社驻中国记者期间，曾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报道。

　　　　１９８８年６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前往中国访问。

　　　　２２日，邓小平会见了他，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费朗索瓦·夏泰宁对邓小平与门格斯图的会见以“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为题及时作了报道。

　　　　邓小平在会见门格斯图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１９７８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埃塞俄比亚客人说：“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谈话已以“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为题，编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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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费朗索瓦·夏泰宁关于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的报道，材料来源于第９１６２期《参考消息》。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半退休了的中国强有力的人物邓小平又出来了（２２日）

　　　　，向一位外国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一通关于社会主义的讲话。

　　　　邓小平这次是向埃塞俄比亚主席门格斯图谈话。他向客人——一位莫斯科的盟友谈到中国人民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６年２０年“吃了苦头”

　　　　，观察家们认为，对于一个还不到４０年的政权来说，２０年已经很长了。

　　　　邓小平谈社会主义的教训，看来目的在于提醒那些已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领导人，要防止在执行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出现严重僵化的危险。

　　　　观察家们认为，他要求那些领导人要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同时，远离某种模式（意指苏联模式）

　　　　，也不要模仿中国的作法。

　　　　在这方面，邓小平从意识形态上为中国的发展努力进行了辩护，他说，“按需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有在产品极其丰富的先决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

　　　　邓小平不只是向非洲国家元首上了这样的课，在间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重新访问中国的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也听说过邓小平这些赞扬社会主义方面的实用主义的大段讲话。

　　　　但在观察家看来，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在国内应用。面对由于他当权时提倡经济改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这位中国强有力的人物认为，不时地提醒一下毛泽东逝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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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他本人重新掌权以前的情况比这更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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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内佐娃：

　　　　邓退休了，但仍发挥重要作用

　　　　玛丽娅·内佐娃是保加利亚知名的记者，她曾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的报道。

　　　　１９８９年９月４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他最后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他在信中说：“１９８７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随后不久，邓小平辞去了他最后担任的军委主席的职务，并推荐江泽民继任。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他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说：“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辞去一切职务，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外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发表评论。

　　　　下面是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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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记者玛丽娅·内佐娃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８日发表在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上的文章。

　　　　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力人物、国家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和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邓小平，宣布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自愿引退，是为了给比较年轻的一代让位，并为老一代作出榜样。

　　　　这位性格刚毅的四川人作为中国党和国家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他的命运真可谓复杂多变。他几遭诋毁和贬黜，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但他像游泳健儿一样，又浮出了水面。

　　　　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种求实精神、理智的现实主义，构成了他的信仰。他信守这样的思想，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先于其他政治家而意识到，中国５０年代的大跃进，其基点是唯意志论和头脑发热。因此，他成了第一个调整政策的设计师，这就是打破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邓小平是怀着这种思想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为了使国家摆脱混乱局面和走向稳定与现代化，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的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使１０亿中国人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使他们有衣穿，有饭吃。他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兴趣，并保证他们享有较大的自由。邓小平在直接或间接地回敬那些指责他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时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对他的论断加以补充，这就是“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贫困”。

　　　　很明显，这位众所周知的伟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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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闭门造车，而是在探索使人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的道路。观察家们认为，邓小平退出政治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不再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

　　　　因为任何人都不否认这位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中国进入２１世纪这个历史性转折时期所起的巨大作用，邓小平是这样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是有雄厚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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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费正清：

　　　　邓小平决心彻底铲除腐败

　　　　费正清，本名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他的这个中文名字是梁启超的儿子、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替他取的，意为“正直清白”。

　　　　他从１９３２年起就以学者和外交人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７年，并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达４０余年，是该校弗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也是公认的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和夫人访问美国，费正清应邀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等，在宴会首席作陪。他所以能获得参加国宴并在首席陪同卡特和邓小平的殊荣，是与他长期以来卓有成效地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分不开的。他对此感慨万端，如沐春风，觉得这一盛会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５０多年来的奔走呼号。

　　　　宴会上，邓小平与费正清有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谈话：“贵庚？”邓小平问。

　　　　“７２岁。”费正清答。

　　　　“我今年７４岁。”

　　　　‘“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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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段落是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一书中摘译的。

　　　　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在中国新闻界和高层官员中，逐渐形成了反对低效率、反对唯利是图和官僚主义的势头。……邓小平１９７９年以后的努力是为了制定法律制度，取代现存的“封建家长”和官僚专断的做法。由于权力往往被某些官员用来牟取私利和搞裙带关系，邓小平公开号召取消全国各级干部的特权。中国新闻媒介指出：某些同志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独断专行，不许别人说一句反对自己的话，甚至打击报复那些敢于批评和反对其特权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荣妻贵，父位子袭，亲朋好友也跟着沾光，这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