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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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引进外资、技术、商品和知识。这样做的成果是辉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国外贷款以及外国投资的增长，其速率比外部世界所可能想象的要快得多。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已经牢固地同建立起来的对外经济纽带连在了一起。对外贸易的增长已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正在稳步上升，特别是中国的沿海省份已相当深地融入亚太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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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邓小平和中国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他们信奉的对外开放政策从未发生过动摇。这在邓小平以后的时期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抛弃对外开放政策，就不得不重新提出一套全新的发展中国的战略，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替代性方案。此外，任何试图重新实行内向性经济的作法，都会造成经济滑坡，从而带来新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转向对外开放上来。因此，在邓小平之后的时期，中国的前景将必定是继续同世界经济相连接，并且，外部的影响可能继续增大，推动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实行改革。
没有人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某种非预期性的发展会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但是在目前，事情很明确，那就是政策连续的可能性将大于变动性。
中国不会重蹈苏联覆辙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初始的问题上：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吗？可以说答案大约是否定的了。那么，中国是否会成为保守的共产主义的最后营垒呢？答案同样是：更没有这种可能性。
变革之风已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它的改革，但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并非穷途末路。
７０年代末开始的发展，中国的改革进程虽然在１９８９年遭到严重挫折，但它必定在不久的将来，即如果不是在年轻一代领导人掌权之前，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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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重新向前迈进。如果保守势力试图从根本上扭转改革进程，那他们势必招致如同目前正席卷苏联的那种破坏性飓风。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更有可能的是，尽管道路曲折，中国都将继续沿着崎岖山路摸索前进，继续改革的事业。在前进的征途上，中国会不断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但这却是以它自己的速度进行的，并且，它会始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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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杨力宇：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杨力宇先生是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１９８３年６月，杨教授访问中国，邓小平于该月２６日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为题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会见杨力宇教授时的谈话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主要原因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时第一次详尽阐释了“一国两制”
这一概念。
同年８月，杨教授在香港《广角镜》８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台湾与香港》的文章，披露了邓小平与他谈话的要点和一些细节，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下面的文字摘自于他的上述文章。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指邓小平）特别提到“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他说，在这个大原则下，其他一切建议和方案均可考虑、讨论及采用。但他强烈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因此，他说，中国的许多行为是针对着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而非针对台湾，中国更无意孤立和打击台湾。
因此，他希望国民党与中共合作，进行两党“对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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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努力完成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任务，对民族作出贡献。
……
在谈到具体的台湾问题时，邓小平提出，港台回归是中国的重大任务之一。在收回香港的主权后，中国将作适当的安排来保持香港的稳定及繁荣。我的印象是，中国对未来香港的构思保持以下各点：一、香港可以有立法权。
在不违背中国宪法的原则下，香港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
作为“港人治港”及“港法治港”的基础。
二、香港可以有其司法权，适当的司法机构，及最终审判权。
三、香港可以有适当的外事权，维持适当的对外关系，并可以签证及发出护照。
四、香港可以维护其独特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及独立的对外经济关系。
五、香港将可使用代表香港的旗帜及“中国香港”的称号。
……
在谈到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作了深入的说明。我发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构想，基本上是相同的。统一后台湾和香港均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中国不干涉台湾的“内政”。
所以，统一后，台湾亦将有独立的司法权、立法权、适当的外事权及国际地位。
台湾将使用特有之旗帜及“中国台湾”
这一称号。
台湾亦将维持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及生活水准。
但中国对台湾之构想有一明显不同之处：香港不能保持原有武装力量（英军）
，更不能继续向外国购买武器。邓小平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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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对香港强调“港人治港”
，但对台湾则不能提出“台人治台”的方案，因“台人治台”似有“台独”的涵义。台湾一旦搞独立，就有沦为外国殖民地之危险，这是中国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说，中国正积极朝向和平统一的方向走去，但却不能公开承诺和平统一是唯一的统一方式。因为这样的声明将使中国永远不能统一。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中国将重视历史及现实，极有弹性，并将合情合理，充分考虑到台湾能接受的条款。他说，台湾及大陆将分别维持其经济及社会制度，并和平共存。这些原则大致地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台湾不可能永久坚拒和平统一的要求，也许不久的将来，台湾可以同意一切初步的交流（如交换条件）。
双方因此可逐步增加了解，降低敌意。终有一日，双方可以开始接触；也许９０年代，中国统一的任务可以完成。
然而，在完成此一艰巨的任务以前，还有无数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只有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的共同努力下，此一任务才有完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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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杨鹏翔：
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
杨鹏翔先生是居住在澳门的海外华人作家。
１９８８年７月，他出版了有影响的长篇著作《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在海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国内也受到普遍好评。他的书，以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特有的感受和洞察力，描述了邓小平在指导、推动社会主义中国改革中的伟大思想与实践，阐释了十年改革给国家和民族生活各个层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杨鹏翔先生以前是个反共的作家，曾写过不少反共的作品。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杨先生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自己这样说：“过去的冤家可以改，历史上的‘英德世仇’‘法德世仇’早改好了。现在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不正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吗？
“改革在全世界蔚然成风，并不出奇，它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时代的脉搏，出奇的是这改革的火炬是在东方的中国首先擎起。
“我自己也在改革，四十年前的反共作家，觉得同室操戈毫无意味，在思想上不再偏颇而采取中立态度，这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改正与革新嘛。
“我不怕千千万万昔日知我的读者，和过去共同工作的朋友批评我，我是从人类的前途和民族前途来认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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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杨鹏翔先生在写作中尽可能采取客观态度，把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溶化到实事求是的描述之中，使人读后产生全方位的感受，从而体会到邓小平作为伟大改革家的形象与业绩。
耐人寻味的是，杨鹏翔先生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前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在１９８８年５月分别说的对邓小平的评论置于他的著作的卷首。基辛格的评论是：“我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都比苏联走得远得多。”
“中国做了一些甚至在苏联还不曾谈到的事。”
洛克菲勒的评论是：“他（邓小平）言谈举止非同寻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极为坦率和富有远见地谈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证实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的看法：他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
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表侄、担任过大元帅府少将卫士长、当时已１０８岁的老人郑卓老先生读了杨鹏翔先生这一著作的部分初稿，他深为中国改革以来的巨大变化所鼓舞，深感邓小平的政策确实顺乎民心，顺应潮流，因而欣然为《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一书作序。
杨鹏翔先生的这本关于邓小平的评传，共有２７章，下面的文字选录了该书的导言、第２６章和第２７章的一部分，有些题目作了改动。
在历史的天平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东方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十亿多人口的中国，政策和路线有了明显的转变。地球上近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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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积极好转，很自然地吸引着全世界人的关注。
群众中有很多英雄，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亿万平凡人所创造的。但历史学家不排除领袖在群众中产生的作用。
政策和路线，是领袖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毅力、实践的经验的结晶。它在关键时刻发生旋转乾坤力挽狂澜的巨大威力，在世界历史上就发生过许多次。中国的邓小平正是这样的人物。
古今中外许多历史人物，在失败之后很难重登历史舞台，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成功人物的暮年，往往是不能重振雄风的。
拿破仑是人类史上蹶而再起的人物，他失败被囚后能逃出牢笼，振臂一呼，重组雄狮，与英德联军相对抗，不幸再度被俘，郁郁以终，但法兰西人民至今犹视他为法兰西民族的骄傲。
人类历史上能三蹶三起的人物，是中国的邓小平，因此，当他第三次在政治舞台上大显雄风的时候，关于他的事迹，成为西方作家的热门题材，有些为了赶时间，粗制滥造，抢先上市。
由于以往中国对高级干部的历史采取保密制度，使西方作家难以从中国找到第一手的真实资料，只能从港澳的旧资料中去撷取一鳞半爪，甚至引用了错误的资料。……
美国《时代周刊》选出邓小平作１９８５年的新国人物，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和启发，美国《时代周刊》编辑部原来是考虑过以苏联新领袖戈尔巴乔夫，以及当代若干知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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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为１９８５年的新闻人物的。但经过研究分析，在最公正的天平上衡量过，最后认为邓小平才是最适当的人选。
事先，《时代周刊》派出了庞大的新闻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访问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素材。他们又接触了美国其他报馆长期驻华记者，更听取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的意见，博采周谘，绞尽脑汁，他们这种一丝不苟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作风，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学习的榜样。不到一万字的文章，竟动用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世界上是罕见的。
《时代周刊》对封面设计也深具匠心，他们请了艺术家罗伯特·卢森堡精心设计。
《时代周刊》编辑部介绍说：“罗伯特去过中国，在北京和西藏举行过他的作品展览，他在日本与艺术指导路德·霍克兰相遇，霍克兰说：我们认为他能把邓的像设计得富有新意，并反映出革命的传统。这位艺术家通过亲身感触，以及他手头的一些照片，创作出一个肖像似的艺术拼贴画面，画面左上方一把剪刀剪开红绸带，表示中国迈向一个新时期。
１９８２年也曾去过中国的卢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