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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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要是刘伯承同志表过态的，而你去问邓政委，他也必定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

　　　　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同志，可以放手大胆工作，而绝不用担心因为按一个首长的指示办事另一个首长会不高兴的问题。

　　　　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刘邓大军神速地强渡了黄河，涉过了黄泛区。接着准备徒步渡淮河的当晚，司令部驻扎在淮河北岸的息县、临河一带。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司令员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大家一致同意政委的意见。

　　　　刘司令员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刘伯承尊重党在军队的领导和信任政治委员是发自内心的，他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有句名言：“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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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之所以能使敌人闻风丧胆，所向披靡，最大的也是最公开的秘密就在于这“人和”二字。刘邓大军中确确实实是政通人和。曾经在第二野担任过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前线特派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很难放进一个‘，’号的。”

　　　　其实，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性格、爱好并不相同，邓小平同志业余喜欢在“黑桃”

　　　　“方块”

　　　　中斗法，在麻将城中摆方阵；捧读各种文史哲书籍。刘伯承同志则在业余时间里主要是编写、翻译军事著作，茶余饭后喜欢谈谈天，说说笑话，在军中他有“口头娱乐家”之称。所以，刘伯承平时总是不失时机地收集各种军事材料。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延安开会，刘伯承在发往延安的电报中，还请邓小平同志在后方给他买这方面的书籍。邓小平也是乐意千方百计地给他买。

　　　　在平时的工作中，许多的具体事邓小平同志总是抢着去干，他常吩咐下属：一般的事不要找刘师长，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只有大事才去找他。

　　　　常言说：“难中好看人，难中好救人。”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感人例子。

　　　　最突出的是１９５８年那次“反教条主义”事件。那一年不仅是全国“创高产”

　　　　、“放卫星”

　　　　、办“大食堂”

　　　　、“吃大锅饭”

　　　　、“大炼钢铁”的火红岁月，也是我国军界飘浮阴云的年代。当时军内大肆掀起了“反教条主义”

　　　　，军界元老之一刘伯承首当其冲。一纸电令，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从病床上爬起来，带着３９℃体温和血压很高的病体，进京去军委召开的大会上作检讨。作为一老军人，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何命令，从来就是坚决地执行的。

　　　　刘伯承来到北京，汽车在怀仁堂前停住。元帅的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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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迎上来，紧紧握住元帅的手，默默无语。在讨论这项议程之前，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伯承同志是位组织性很强的老党员，他的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不必上台检讨了。”当时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也表明了相同的意见。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摆脱惯性运动的规律，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公开检讨，有的意见甚至还相当尖锐。

　　　　元帅走进会场，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他，他竟老泪纵横！

　　　　元帅作检讨，台上声泪俱下，台下鸦雀无声。元帅讲完，全场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作检讨还赢得如此热烈的掌声，历史上罕见的现象。这里面交织着多少复杂的情感！邓小平再一次站出来，为老战友说话：“伯承同志对党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我和他相处多年，深知他的党性观念之强，组织纪律性之强。”

　　　　陈毅元帅等也仗义执言。

　　　　历史匆匆地走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也迎来了光明。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１９８６年，他又专门撰文再次说：“１９５８年批判他（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刘邓相互关心

　　　　刘伯承一生朴实，他对于老战友邓小平同志的深情厚谊，千万感慨就汇集在他平时多次对部下所说的一句话：“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真是“无声胜有声”

　　　　，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敬佩、多少情意、多少理解和支持！

　　　　刘邓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佳配合，而且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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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甚至两家的关系都融洽如一家了。

　　　　１９４５年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两家住在涉县赤岸村的一家院子里。当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７岁，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大儿子２岁，还没有取名，因为长得胖，就叫他“胖胖”。一天，两家坐在院子里聊天。卓琳说：“咱们孩子都２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吧！

　　　　要是长身瘦，就总叫瘦瘦？

　　　　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他取‘太行’吧。

　　　　叫‘邓太行’。“但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取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应说：”那么，“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来，”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４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一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从此，邓朴方的名字便叫开了。

　　　　１９４２年，刘伯承诞辰５０周年，中共中央为表彰他的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庆祝活动。这天贺文、贺电如雪片飞来，其中包括朱德、叶剑英、陈毅、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的。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极富特色的贺文。

　　　　文中除了赞颂刘伯承的优秀品质和革命功绩外，还指出了他的“缺点”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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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刘邓相互关心的许多事例是很令人感动的。

　　　　１９４２年，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他们分手后，刘伯承极为关心邓小平的安全，老是到作战科和机要科去问邓政委过了白晋线敌占区没有。一天，机要科收到陈赓的电报，说是当晚将通过白晋线。那天夜里，刘伯承一夜未睡，守在作战科等消息，直到快天亮时，陈赓来了电报，刘伯承就站在译电员旁边，译一个字看一个字，还不时地猜一个字。电报还没译完。他知道邓小平已完全过了白晋线，就回去睡觉了。

　　　　在大别山，为反敌人围剿，刘伯承去外线指挥。邓小平留在大别山。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风雪给刘伯承送行。

　　　　他们并肩步行，过了一坡又一坡，走了一程又一程，像有说不完的话。刘伯承知道，一旦敌人发现我军转向了外线，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将会更险恶。于是，刘伯承执意要把警卫团留下，说：“我带一个排去就足够了。”并叮嘱李达参谋长，一定要注意邓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

　　　　，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给刘司令准备一盏美孚灯。他们分手后，刘伯承立即吩咐各部：“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找我们的邓政委。”

　　　　他还反复交待：电台要按时与邓政委联络。

　　　　此后，每天早晨起来，刘伯承的第一句话总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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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中深情而又沉重地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们一起工作，是１９３８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

　　　　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１３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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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

　　　　按邓小平的思想搞下去，中国就会有更大发展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赴苏联学习。

　　　　１９２５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北伐战争，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区执委军事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南昌起义中任前敌军委书记、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１２月参与广州起义。

　　　　１９２８年后，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

　　　　１９３１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长征中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五师副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

　　　　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１９５４年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年１１月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８年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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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与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在７０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们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起走过长征。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调中央后，他们两家住隔壁，加之都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来往更加频繁。

　　　　后来不住在一起，但仍亲如一家，即使逆境中也不变。

　　　　１９７５年冬，周恩来病重，“四人帮”猖獗，全国掀起“反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处境很困难，有的人不敢去见他。聂帅知道后批评说，小平同志还兼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向他请示报告工作？周总理逝世后，聂帅在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后，还特意转到东交民巷看望住在那里的小平同志。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荣臻十分担忧，时刻关心着邓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对前来看他的杨成武将军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

　　　　‘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并要杨成武立即将此转告叶帅。正是老帅们的支持，才顺利地抓获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聂荣臻极力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１９８８年，邓小平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聂荣臻元帅得知，便与彭真同志交换意见，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暂不能退，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领导大家再干几年，这是革命利益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