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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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逸等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组织研究，通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了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张云逸当了副总队长，从广东和广西地方党组织陆续派来的党员、干部安插到了各连队，袁任远等作了政治教员。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张云逸又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一支旧部队，李明瑞请张云逸帮助改造。

　　　　张云逸等采取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迅速改编和掌握了这支旧军队。

　　　　１９２９年９月，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部。由中共党组织掌握的教导队和四大队，留守南宁。

　　　　张云逸又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在李、俞进攻广东的同时，中共党组织就在部队中作好应变的准备工作，还预备了汽船，停在邕江边等待。

　　　　果然，李、俞因部下叛变，还未出广西就失败了，带着几个马弁逃回南宁，接着又逃往左江。中共党组织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即组织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运往右江。

　　　　当时右江的条件较好。

　　　　早在１９２９年６月，即派了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了党的右江特委，发动群众武装斗争，与韦拔群领导的当地群众武装斗争遥相呼应。

　　　　在李明瑞、俞作柏兵败逃回南宁后，邓小平和他们商议，当机立断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

　　　　李、俞逃往左江之前，邓小平等先两天离开南宁，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

　　　　张云逸则率教导总队及四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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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到达右江特委所在地田东，此前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他们未曾谋面。从此，党组织也由秘密工作转为公开了。

　　　　据张云逸回忆：“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

　　　　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

　　　　‘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

　　　　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

　　　　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

　　　　１１月初，派往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来中央指示：同意左江、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番号，委张云逸为七军军长，俞作豫为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两军政委。张云逸回忆：“邓小平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准备，在１２月１１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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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右江苏维埃。“

　　　　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百色起义如期举行，正式宣布成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

　　　　１９３０年２月，又在龙州宣布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前敌总指挥。不久。红八军并入红七军，在左右江地区经过艰苦作战后，于１９３０年秋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黔粤湘等省，历时９个月，行程１２０００多里，于１９３１年７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实现了与中央红军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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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

　　　　邓小平能干、活跃、乐观

　　　　刘英，张闻天夫人，湖南长沙人，老红军，大革命时期即是湖南革命的积极分子，曾任湖南省妇女部长。

　　　　１９３３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长征途中，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警卫队指导员。

　　　　１９３９年任中央秘书处长。

　　　　１９４５年先后任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宁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

　　　　建国初期，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党委书记。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９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部党组成员。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与丈夫张闻天同受错误处理。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２０年代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刘英就认识邓小平，到了中央苏区后，刘英与邓小平再度相逢，并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队秘书长。

　　　　很随便的一个人

　　　　１９２８年，湖南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也牺牲了。湖南党的组织就派刘英到上海，找中央。刘英千辛万苦地来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找到了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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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是在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时，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发展入党的。到了上海后，李维汉就让刘英住在他的家里，假装他的姨妹子。

　　　　１９８９年夏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去看望刘英时，刘英对她说：“那时候周恩来经常来找李维汉谈问题，每次都带着小平同志，他们就在李维汉的家里开会，那时候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中央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和李维汉。李维汉分管湖南的工作。”而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长。

　　　　刘英笑着说：“我就是这样认识小平同志的。

　　　　１９２８年，他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大家都喜欢开个玩笑，所以一下子就熟了。我连问也没问他干什么的，就小平、小平地叫开了。

　　　　那时候他很活跃，爱说爱笑。我记得写东西的都是他，很随便的一个人。“

　　　　很达观地对待第一次倒霉

　　　　１９３３年，刘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到达中央苏区，被分配到少共中央局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在这里，她和邓小平两位老友又走到一起了。

　　　　当时邓小平因“邓、毛、谢、古”事件而受打击，被下放到农村搞巡视员。后因王稼祥坚持，调至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但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又到总政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

　　　　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刘英对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１９３３年我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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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回来，在中央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

　　　　我被分配在少共（青年团）

　　　　中央当宣传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吃完晚饭就窜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屋里玩，很喜欢和你爸爸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负责，他非常同情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后来我当扩红队长，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红星报还登了你呢！”

　　　　这里所说的扩红，是指刘英于１９３４年４月至６月被调任于都县扩红突击队长，仅一个半月，就完成了任务，扩红３３００名，比规定任务２２００名超额５０％。

　　　　刘英还撰文回忆：６月下旬，我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见到我，就伸着大拇指对我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莫名其妙。他忙解释道：“这是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回到住地跟一位熟人说起来，他瞪大了眼睛告诉我：“你还不知道？

　　　　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都被撤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我说：”看他那模样，一点儿事都没有。“打那以后，我从心里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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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都扩红的确上了报，以《于都县的破天荒——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为题登在６月２１日的《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

　　　　小平同志很能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

　　　　据刘英回忆：遵义会议后，大约４月间，刘英接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

　　　　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当时刘英任中央队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邓小平调红一军团当宣传部长。

　　　　刘英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干不了。”

　　　　李富春笑哈哈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

　　　　刘英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湖南辣子的泼辣劲，所以李富春笑她谦虚。后一句话当然是指张闻天了。李富春和蔡畅两口子觉得刘英跟张闻天合适。

　　　　刘英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泽东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泽东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刘英回答：“李富春呗！”

　　　　毛泽东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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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并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于邓小平调任一军团宣传部长，刘英接替中央队秘书长一事，刘英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也有过同样的回忆：“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时你爸爸已经走了，我还整理过他留下来的一个铁皮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

　　　　我原来在后梯队，是毛主席把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的，他说后梯队很苦，又没有东西吃，女同志在那里会拖垮的。那时候机关小，凡是精干的同志都送到前方去，充实战斗队伍。王稼祥告诉我，现在中央的工作不重，就把小平同志送到前方去了。我也问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为什么调走。毛主席说，前方需要。你爸爸在中央当秘书长的时候，管中央首长的生活，开会作记录，还要管警卫工作。“

　　　　邓小平从１９３５年六、七月间调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一直到长征结束。

　　　　长征路上精神会餐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开始，刘英和邓小平同在中央纵队。长征途中十分艰苦，但他们却很乐观。几十年后，刘英跟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对那段往事有过生动的回忆：“长征刚刚开始时，我和你爸爸他们常常在一起。

　　　　只要有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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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我们大家就常常凑在一起，没事干，就吹牛。大家开玩笑，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你爸爸是副总经理。没有吃的，就吹吃的，精神会餐。你爸爸老说四川菜好吃，到了四川边界，那里穷得要死，我就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

　　　　‘他就说：’这里是边区！

　　　　‘反正是四川菜好。

　　　　你爸爸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