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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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这里是边区！

　　　　‘反正是四川菜好。

　　　　你爸爸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刘英在观看电视剧《邓小平》后说：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感到，邓小平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心胸宽阔。在他受打击的时候能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以极大的魄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情，领导一二九师发展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这是很了不起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又根据中国国情，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中，他到各地视察，深入细致地接触实际，了解情况。他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到点子上，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改革开放１８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９７４

　　　　下，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这都是有目共睹的。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靠群众的实践，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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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汉：

　　　　反“罗明路线”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错误

　　　　李维汉，湖南长沙人，曾赴法勤工俭学。建党之初，曾接替毛泽东任湘区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５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

　　　　１９３１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等撤职，会后赴莫斯科。

　　　　１９３３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后又历任中央党校代理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城市工作部长等职。从１９４８年起至１９６４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建国后还任全国政协科书长、政务院秘书长，１９５６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中央委员。

　　　　“文革”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副主任。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晚年著有《回忆与研究》一书。李维汉同邓小平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就曾一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再度共事，李维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邓小平任会（昌）

　　　　、寻（邬）

　　　　、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也许是由于职务的关系，李维汉参加了反“罗明路线”

　　　　，专门写文章公开批评邓

　　　　　　　　　　　　　　　　　　　　　　　　　　　　　　

　　　　１８４

　　　　小平。而且邓小平当时的夫人阿金（金维映）离小平而去，与李维汉结了婚。

　　　　但这并没有影响李维汉后来与邓小平共事，而且关系亲密，因为那毕竟是时代造成的。对于在江西这段历史，几十年后，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里作了实事求是的认识和检查，下面是摘录。

　　　　１９３２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康生接见了我，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去。

　　　　４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我到达中央苏区时，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那时，我对毛泽东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１９３２年１０日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

　　　　、寻（邬）

　　　　、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２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３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

　　　　罗明、邓小平、毛

　　　　　　　　　　　　　　　　　　　　　　　　　　　　　　

　　　　２８４

　　　　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抑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

　　　　，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

　　　　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

　　　　这时，张闻天（中央宣传部长）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

　　　　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邬，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

　　　　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党中央书记）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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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

　　　　、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

　　　　，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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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稼祥：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曾去苏联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科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

　　　　１９３７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１９３８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列为“邓、毛、谢、古”之首，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的事情，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从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知道的。王稼祥是一个正直的中央领导干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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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邓小平是了解的。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回国后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创立了红七军，卓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他想：临时中央领导人怎么凭个人意气办事，把这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中央苏区战斗如此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这不是浪费人才吗？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同志都认为王稼祥的意见很好，表示赞同。

　　　　王稼祥是１９３１年冬天从上海来瑞金的，开始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后来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他年轻有为，善做政治工作，被称为“红军政治工作之父”

　　　　，他才华横溢，重视人才，关心干部，为红军指战员所称赞。第四次反“围剿”后，他和周恩来在乐安县谷岗村一座大庙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被敌机炸伤，这时正卧床养病，总政工作由贺昌一人承担。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正激烈，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指挥作战去了，后方机关几乎是空的。因此，他提议邓小平任总政代秘书长是深思熟虑的，是十分正确的。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说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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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我看邓小平同志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

　　　　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王稼祥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把电话筒一甩，用手捂着伤口，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王稼祥见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事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十分着急，于是从病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同志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接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