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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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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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和执行。
张香山由于长期与邓小平同志接触较多,因此对这些论述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实践证明,苏共二十大虽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实际上并未彻底地解决苏共的个人崇拜问题。
中共八大,小平同志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并未被纠正,相反的,却是更加滋长起来,以至发展到了极点。这个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小平同志在八大当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真正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也证明了任何正确的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形成为物质的力量,否则是无济于事的;同时还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带有封建性的社会和国家中诞生出来的共产党,要防止和克服个人崇拜,是如何艰巨而且是要经历长期过程的。“
出国不带秘书
由于解放后张香山在中联部工作,此间邓小平也分管中联部工作,他曾先后7次跟随邓小平赴苏。因此,他除了对邓小平的讲话、论断深有体会外,对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也极为赞赏。
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出国讲究的是免除繁文缛节,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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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出访。张香山对此回忆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的场合,他从来不向主持组织代表团出访的单位,提出礼宾上的或生活上的要求。同时对主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也无意计较。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政治会谈,关于代表团的团员和随行人员,总是力求做到很精干。
小平同志自己一般不带秘书。这方面的工作,依靠代表团的工作班子来做。也不带随身医生或护士,最多带上一个警卫员,但这也仅仅是为了照护一下日常生活而不是名符其实的警卫。因为到了外国,警卫工作只能由邀请方面来负责。作为团长的小平同志是如此安排,其他团员也就随着从简了。
这样代表团就减少了很多冗员,同时也就减少了代表团内部事务,而整个代表团集中注意力于对外工作。当然,小平同志率领的都是党的代表团,而不是政府代表团,这样也就易于做到免于官气或少些官气。但是党的代表团要摆官气,也未尝不能摆一摆的,我是见到过这样的事的。总之,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小平同志率领的党的代表团那样轻装出国,我认为是一个好的风气。如果能保留下来,该是多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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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
邓小平在渡江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向守志,四川宣汉人,1932年参加红军,曾任区游击队长、副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营长、副团长,太行军区第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支队副队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五纵队二十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
1960年后任炮兵技术学院院长,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82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向守志多年在刘邓大军中担任一般指挥员,对刘伯承、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有较多了解。
临战受命快刀斩乱麻
1948年底,淮海前线捷报频传。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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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委统一指挥下,继11月22日歼灭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之后,12月15日又全歼黄维兵团。紧接着1949年1月10日再全歼社聿明兵团。淮海战役硝烟未散,党中央毛主席又做出了举行渡江战役的最后战略决策。邓小平为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用中央的指示在指战员中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出了渡江战役的总设想和总要求。经过在商丘召开的总前委会议讨论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个关于渡江战役的总设想总要求。同时明确规定:为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中央还指定刘、邓、张(际春)
、陈(赓)
4同志参加由陈毅、饶漱石为主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命令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向守志是渡江战役的参加者,他回忆道,“在大战前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邓小平同志的两项命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连同已经任命的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以及二野前委书记,集五大职务于一身,赋予他领导华东和中原党、政、军、民的大权,表明了中央对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和器重,也是对邓小平同志赫赫战功和不凡才华的褒奖。小平同志临战受命,其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他快刀斩乱麻,首先抓的就是让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部队中迅速地贯彻落实。以中央的精神来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以求步调一致。
随即两大野战军圆满完成了整编任务,改编为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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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军,从组织上保证了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
3月底,小平同志在充分听取了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他请陈毅同志草拟作战计划,陈毅遂告张震同志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善于从宏观全局上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邓小平同志,在审阅了张震起草的作战命令初稿后说: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随后邓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作战纲要,即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与有关同志逐段研讨后上报中央军委。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向守志同志说:这个“纲要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在纷乱的形势中化繁为简,把握事态,是坚定性、科学性、周密性、灵活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结合”
,它“是宏观决策的典范”。
在渡江战役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实际情况把握渡江的时机
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总前委及第二、三野战军首长都十分关注并且多次慎重研究和磋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发起渡江战役最适宜。
向守志回忆说:“小平同志身为主帅,更是为此操心尽力。早在1948年10月,中央军委提出了于1949年秋举行渡江作战的最初构想,12月中央军委又根据当时的战况,提出大约在1949年五、六月举行渡江作战的构想。
1949年1月由于淮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我军的急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而我军却正是士气高涨,装备改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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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之时。而且国民党军政内部矛盾重重,中央军委认为实施渡江战役的基本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因此要求两大野战军准备在三月、四月渡江南进。邓小平接到指示后,于2月8日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
总前委认为以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
因为这时敌人内部在政治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上是守江岸、守京沪要点,还是退守浙赣线,犹豫不决;在季节上4月初之前雨水少江水小,有利于我军作战。中央军委迅速同意这一方案。
3月8日,邓小平、陈毅同志正在党中央西柏坡开会,他们得知我党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我军渡江作战必须推迟到4月10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一起研究后,认为4月10日正是阴历十五,月圆通宵,不利我军求得突破江防的突然性,主张推迟到4月15日黄昏渡江。
获得了中央军委的赞同。他们立即致电第二、三野首长,阐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到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高度统一。
4月14日,两党和谈明朗化,中央军委又致电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4月20日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4月25日后渡江。
邓小平同志接电后,立刻听取侦察报告,查阅了近10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5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七、八月份,两岸湖区多被水淹,江面增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
于是,小平同志与陈毅同志商量,将渡江时间限定在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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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夜。这样,一来我政治上主动,战斗渡江是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结果;二来气候条件有利,4月20日夜是阴历23日,月出于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渡江的突然性。
于是总前委4月17日呈报了我军全线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中央军委、毛主席于18日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部署。
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签发了总前委给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的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
此时此刻,全军上下群情激奋,广大指战员和民兵都抱定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向守志深有感触地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对渡江战役全过程的指挥,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役主动权,把握关节,有主有从,点面结合,灵活用兵,表现出了战场指挥的果断、巧妙和艺术的高超,使渡江战役获得了迅速、彻底的成功。”
高超的指挥艺术
邓小平依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一是对总前委成员进行了科学分工:刘伯承同志由张际春、李达协助,直接指挥西突击集团(含四野一部)
,由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桐城的一所中学里。粟裕同志由张震协助,直接指挥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泰州东南之白马庙;同时,为了便于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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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粟裕统一指挥和协调东、中突击集团的行动。谭震林同志直接指挥中突击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邓小平和陈毅两同志位于安徽肥东县之瑶岗,主持全局,使用华东局电台,统一指挥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二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依据敌军的江防部署——马垱至贵池地区是东线汤恩伯、西线白崇禧的结合部,指挥不统一,战斗力薄弱,因此决定由谭震林直接指挥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突击集团一天渡江,以便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掩护直捣沪宁线的东突击集团主力渡江,并便于中突击集团渡江后迅速东进,尽快与东突击集团会合。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总前委还特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伪装成四野主力,向武汉、宜昌、沙市方向突击,引诱白崇禧集团西顾;接着指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