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评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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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虽是官书，反映了官营手工业作坊工师的制作规范和技术经验，但对春秋以来兴起的个体手工业者的百工也具有普遍性。个体手工业者以“其械器易粟”来维持生活和“侔农夫之利”，他们对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生产技术更有积极性，所以《考工记》也凝积了个体手工业者的技术经验。《考工记》论及了车辆、兵器、乐器、陶器、生产工具制造和建筑等等各种专门技术，涉及到力学、声学、数学各门科学知识。其中特别是对木车和弓矢的制造技术的详细记载，及有关物理学方面的认识确为以后理论科学的总结（特别是墨子及墨家的科学活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材料。现以《考工记》中关于木车车轮的制作技术为例说明春秋战国之际手工业工匠所达到的技术成就。
《考工记》关于车辆的制作分为专门制造车轮的“轮人”，专门制造车厢的“舆人”，专门制造车辕的“辀人”等，可见分工之细，制作技术之专门化。《考工记》对车辆制造的技术要求，一是“欲其朴属”，即要求车辆耐用。二是“为戚速”，即要求车辆行驶速度要快。三是要求人登车方便，马拉车省力，不要因为“轮己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己庳，则于马终古登也”。要达到这三个技术要求，车轮的制作是个关键。
《考工记》对制作车轮材料的选择，具体选法，车轮制作的规范，质量的检验等都有一系列的具体规定。这些技术规定保证了车轮的坚固，转动迅速，大小尺寸合适，根据车子经常行驶的地形，如泥泞的沼泽，崎岖的山路等等，对轮子的三个主要部分毂、辐、輮的制作都分别有相应的技术规定。例如，对用于沼泽地段行驶的车子来说，由于泥土的粘滞性较大，所以“凡为轮，行泽者欲抒……抒以行泽，则是刀以割涂也，是故涂不附”。 即车轮要削薄边缘，边缘削薄后，车轮就象刀子割泥一样，快速转动，且泥也不会附在轮子上，对辐的制造，要求其“参分其幅之长而杀其一，则虽有深泥亦弗之谦也”。即辐条近车轮外框的地方要杀削一些，使轮子在深泥中转动时，泥土不会粘在轮辐上。对毂的制造，要求行泽者欲短毂……短毂则利“。 即轮毂要做的短小一些，则有利于车轮在泥地行驶比较轻便。对车輮的制造，则要求“行泽者，反輮……反輮则易”。 即车轮外框制作时，以直木揉为牙，木心向外，木边向内，因为木心较坚固，所以车框外表滑润，轮子容易在泥中转动。
《考工记》不仅对车轮的制造有具体的技术要求，而且对车轮有一系列的检验手段和规定，首先是材料的选择，如对轴材要求“微”和“久”。即做轴的材料要求是无节疤，材料密度均匀，质地要坚韧耐磨。对车轮的外形一是要求轮圆，这样车轮与地面接触面最小，是圆与直线相切，只有一点接触的状况，这样滚动摩擦最小。所以，《考工记。轮人》篇说：“欲其微至也，无所取之，取诸圆也”。检验车轮是否合圆，《考工记》是用圆规来检查，“规之以眡其围”。二是要求辐直，这样才能使车轮整体结构牢固，且受力均匀。所以，《轮人》篇说：“欲其肉称也，无所取之，取绪易直也”。即要求辐条象人臂一样，由粗渐细，匀称无臃肿凹陷之状。检验车辐是否合直，《考工记》是用悬绳的方法来测量，“县之以桯其辐之直也”。 三是要求车轮的外表平整，整个外表平整了，车轮运转才会滑利。检验车轮平整如何？《考工记。轮人》篇记载，是用专门的检查工具萭来测定，“萭之以眡其匡也”。对制成的车轮还要进行质量的测定，才能装配，质量的测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看车轮的质量分布是否均匀，质量分布均匀，车轮的承受力就较大。《轮人》篇记载了利用水的浮力来检验的方法，“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二是看两个车轮体积大小是否相同，这对整个车子装配是否均衡有影响。《轮人》篇记载的是将轮子中空的地方用黍粒填充，看黍粒所占的体积是否相等的方法来检查，“量其薮以黍，以眡其同也”。三是看两个车轮的重量是否一样，这决定着整个车子的重心和行驶的平衡。《轮人》篇记载的是用称重的方法，“权之以眡其轻重之侔也”。
《考工记》对车轮制作技术的描述，可以看到当时工匠的技术水平，这是当对社会需要促进的一个结果。在《考工记》记载的车子式样已有兵车、田车、乘车的区别。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对各种手工产品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有广泛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而且使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有了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
《考工记》记载的各种制作、检验手段虽大都是经验性的，但对水的浮力、材料强度、滚动摩擦、斜面应用，惯性等物理现象已有了初步认识，这些认识是对客观自然现象，自然物体规律的初步了解，这些在生产技术实践中积累的科学知识具有明显的实证性，这也正是工匠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即重视感觉经验，重视实践验证。具有工匠传统的墨子，其科学思想具有实证的特征，其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经验论倾向是很自然的。
二、从《考工记》到《墨经》
墨子的科技成就和科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墨经》中。《墨经》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材料说明，墨子科学认识活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围绕着自然的基本现象，诸如时空、运动、物质结构，进行探讨辩诘而得到的一般性认识，表现为自然哲学形态。其二是，对当时手工业技术实践中一些规律性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总结和概括，用定义、命题、经验公式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初步理论形态，反映了从直观的经验判断式的实用科学形态向理论科学形态发展的倾向。从《考工记》到《墨经》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先秦科学技术开始从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过渡，这是当时手工业技术需要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考工记》和《墨经》的渊源关系
《考工记》与《墨经》是先秦两大科技文献，产生的时间应以前者为早。因为，《考工记》只讲晋国，不提韩、赵、魏，显然它的初稿在三家分晋以前（即春秋时期）出现。其二，《考工记》只讲青铜熔铸，不讲钢铁锻铸，显然它成书于铁器流行之前（即战国前期之前），而《墨经》是战国前期的作品。
应该说，作为工艺技术汇总的《考工记》，主要反映了工匠的传统，而《墨经》则有更多的学者传统，它反映的一些科学理论认识是直接以手工业技术实践为基础的。墨子结合了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总结了工艺技术的经验知识，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形态。虽然，早期工艺技术的发展，并不取决于它应用早期科学理论的程度，但早期科学理论认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早期工艺技术发展的水平。《考工记》与《墨经》之间的渊源关系证明了这一点。《考工记》与《墨经》存有渊源关系，现从下述几方面加以论证。
《考工记》作为一部官书，是周王朝关于各种器具制作标准及工艺过程的具体规定。 其中一部分条文是周天子颁告诸侯作为法定规范的，如“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一部分条文是周天子颁告诸侯作为器具制作工艺的具体标准，如“凡陶瓬之事，髻垦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县，膊崇四尺，方四寸”。 一部分条文是周天子颁告诸侯作为礼仪规范的，如“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 诸侯则将《考工记》作为周天子颁发的制度法令加以遵照执行，如月令、朔政。这样，就使《考工记》得以广泛流传。由于各国手工业的继续发展，周王朝的衰落，《考工记》的内容也得到不断的增补和修改，增加了手工业的门类，改进了工艺过程和器具制作的标准。
《考工记》取材的地域很广，论及越剑，燕甲，秦庐，郑刀，宋斤，鲁削，周舆等器。《考工记》的行文中夹有齐、楚等地的方言。据郑玄的《考工记》注，谓“”为蜀语，“辀”为楚语、卫语，“戚速”、“椑”为齐语。据杨雄的《方言》，《考工记》中的“矢”、“削”为关东语等。《考工记》各部分行文的口气也不一致，且有前后重复的地方。这些都说明《考工记》在当时流传范围是很广的，并且书中有根据各地的经验材料进行的增补和修改。
史籍的记载和地下文物的发掘，也证明《考工记》在当时确实流传很广。例如，《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之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楚文化受周文化的影响较小，楚曾被称为荆蛮。《国语。晋语八》说：“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地下出土的文物也证实了战国初期楚已按《考工记》的标准制作器具了。《考工记》规定，上士之剑“身长四其茎长”，下士之剑“身长三其茎长”。长沙东郊战国初301 号墓出土一楚剑，其身长与茎的比为4：1 ，属中士之剑；216 号、317 号两墓各出土一楚剑，其身长与茎的比约为5：1 ，属上士之剑。 可见至少在战国初期，《考工记》在楚国已得到流传和应用，这是《考工记》广泛流传的一个证明。《考工记》的广泛流传，使墨子直接接触到《考工记》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墨子本人是工匠和学者的结合。墨子本人亲自参加各种手工业生产活动，是技术熟练的工匠，所以对各种手工业技术当然十分关心。墨子又是博学的学者，读书甚勤，“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 认为读书之事绝不敢废弃。由此可以知道，墨子对手工业技术的经验汇编《考工记》，只要看到，当然会爱不释手，详加研读。
墨子的活动范围相当大，据《贵义》、《公输》、《鲁问》等篇记载，墨子和他的学生足涉鲁、宋、卫、楚等国，游说各国君主。墨子大范围活动的特点，使墨子接触到《考工记》的机会就相当多了。
从内容上看，《墨子》书中的一些说法和《考工记》的说法均较为一致，这也可说明墨子的一些思想和《考工记》的渊源关系。《考工记》和墨子关于五行和五方、五色相配的说法是一样的。《尚书。洪范》中的五行还没有和五方、五色相匹配。比《考工记》和《墨子》成书年代较早或差不多的经、书，如《周易》、《诗经》、《老子》、《论语》等都未提五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子大叔与晋赵简子的问题语，曾云：“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已有五行配五色的思想萌芽，但未作具体规定。《考工记》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墨，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贵义》篇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墨龙于北方。” 可见两者都是将东方与青色（木），南方与赤色（火），西方与白色（金），北方与墨色（水）相匹配。《考工记》有“染羽，三入为缍，五入为緅”的记载。《墨子。所染》篇也有类似记载，“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这类吻合，可看作是墨子与《考工记》有渊源关系的一个判据。
《墨经》中有一些思想是《考工记》中一些观点直接发展的结果。《墨经》首先用“故”这个概念来表示自然界存在的普遍因果关系。普遍的因果观念是墨子科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表明了墨子对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存在方式的基本看法。《墨经》四篇共出现“故”字25个，其中训“是以”的有16个，训原因的有9 个。“故”作为表示因果联系的基本概念，以定义的形式列于《墨经》第1 条。《考工记》全书“故”字共33个，其中训“是以”的有30个，训“原因”的有3 个。如将《考工记》和《墨经》四篇应用“故”字来表达因果思想方面作一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墨子用“故”字来表达因果观念（一是直接用来表示原因，一是以其文法上的逻辑功能，承前文的原因推言其结果，“故”训为“是以”。）和《考工记》中“故”字的应用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在“故”字的应用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墨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