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评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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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下》篇说：“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速，始邦于越。唐叔与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何故也？‘“这里，墨子认为，论敌以非为是，认为楚、越、齐、晋能成为大国，正是因为四国攻伐兼并别国的缘故，所以说攻伐有利，不属不义之类。但是，墨子认为古者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万有余，正是为了使万国能实行兼相爱，从而达到天下兼爱的理想境界。现在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这是破坏了兼相爱的原则，是属不义之害，而不是属义之利。
攻伐并国之举犹如药之医万人有余，但治愈者只有千人，不可谓良医良药，所以是以利少数人而害天下之利，当属不义之类。这里不讨论墨子历史观的正确与否，只谈其中所体现的逻辑问题。墨子认为，论敌将攻国并国的成功与利物同举，然后从利物来说明攻国并国不属不义，这种推断犯了类混乱的错误。因为并国只利四国，不利万国，虽有利物之处，但同墨子所说的应利万国之义迥然不同，不可并举。正如一个医治万人而只治好千人的医生不能归为好医生，只能属于杀人庸医之类一样。其次，墨子认为，论敌之所以犯了这种类混乱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因并国之故而灭天下之利的行为，是和兴天下之利的义的本质规定根本对立的。
墨子在论辩或论证的过程中将明故作为论证是否有理，认识是否正确的一个判据，“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 由此可见，墨子重视因果观念，认为它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规律性联系。
墨子不仅分析了因果联系客观存在的普遍性，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因果联系多样性的认识。墨子认为因果联系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果联系的多样性是以具体条件为转移的。
墨子在《墨经》中提出了“大故”和“小故”的概念，即区别了因果联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无然。” 小故就是指的因果联系的必要条件，如果条件B 存在，结论A 不一定成立，但是如果条件B 不存在，则结论A 肯定不成立，也就是说条件B 是结论A 成立的必要条件。大故是讲因果联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条件B存在，则结论A 肯定成立，这是说B 是A 的充分条件；如果条件B 不存在，则结论A 也肯定不成立，这是说B 是A 的必要条件。合起来分析，条件B 是结论A 的充分必要条件。墨子关于“大故”、“小故”的认识，明确指出了因果联系中必要性和充分性的本质特征，说明了一定的因果联系必定具备一定的具体条件。因而，对因果联系的认识应该注意到多样性的存在，不能只执一面，局限于一种固定的形式框架。
对因果联系多样性存在的分析，墨子用“宜”这个概念来表明原因存在的实在性量度，是以量的形式来表现事物存在及变化的度量界限和具体条件。“五行毋常胜，说在宜”。 “取此择彼，问故观宜。” 离开具体条件，离开度量界限，来探求原因，或则是无意义的猜测，所谓“狂举不可以知异”； 或则是陷入先验的固定的形式框架，从五行相生相克式的终始循环论中寻求客观的因果联系，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墨子对五行相生相克的先验图式的批判，表明了墨子强调因果联系认识的实践意义。在《墨子。贵义》篇记载了一则墨子批判日者企图用五行图式的推论阻止墨子北上的故事。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墨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墨子用“故”范畴概括了对外部世界因果联系的认识，它包含了几层含义。其一，“故，所得而后成也”，说明具备了因果联系的条件，就存在了因果联系，事物、现象形成、变化、发展的结果，按照因果联系，就必然如此。这是对事物的结果而论。其二，墨子又说：“使，谓故。” 《说文》指出：“故，使为之也。”说明正是存在这种原因，才使事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这样变化，而不是那样变化，这是对事物的原因而论。其三，表示了“物之所以然”的因果规律是外部世界普遍存在的，而且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三、墨子认识论的内在矛盾
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一方面是吃苦耐劳，崇尚实践的工匠，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充满热情和幻想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一方面从小生产劳动者切身的经历和生活体会，清醒地看到社会的种种弊端，有急功近利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小生产劳动者本身的物质力量的薄弱，又容易脱离现实，鼓吹一套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论。这种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表现在认识论上，就出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倾向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尚同和别异的背反，强力非命和天地明鬼的背反。
（一）尚同和别异的背反
同异之辩是墨子时代的一个热门论题，社会政局的变幻无常，使原来一统的西周宗法制已趋崩溃瓦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人们面对各种自然现象，企图给予一个统一的解释。到底同是真，还是异是真，同异之辩成为当时思想、认识活动的一个重大课题。相信感觉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则往往相信“异”的真实性。如果否认人的理性思维的综合加工能使认识深化的可能性，则往往会重异而不见同，认为事物差异的存在是绝对的，而否认同的存在。轻视实践，否认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则往往会认为同异的存在是相对的，而这种相对性又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因而进一步认为差异是虚幻的，只有一同才是真的。
墨子一方面是个经验主义者，重视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材料，相信其反映事物属性的可靠性，并把它当作正确认识的来源。因此，墨子对事物存在的普遍差异就不能熟视无睹，肯定差异存在的客观性，“二必异”。 墨子指出，同与异具有在相互比较、相互联系中才能显示其存在，“同异交得放有无”。 别异就自然成为墨子基本的思维原则，“以类取，以类予” 也就成为墨子认识活动的重要方法。
同时，墨子又是理想主义者。“同”始终是墨子追求的理想境界。“同。异而俱于之一也。“ 墨子认为，同的根本表现在于：差异是由同一形成的，所谓同根之同，说明万物同于根，至小亦同。同时，墨子又认为，万物差异归根到底又构成一同，”不外于兼，体同也，“ 说明万物同于一兼，至大亦同。在墨子的思想中，同既是异的原因，又是异的结果，同一比差异更为根本。从墨子追求的理想境界来看，”同“是墨子的最高理想，尚同是墨子最基本的信念。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同和异在本质上是对立，同和异之间没有联系转化的中间环节。同为什么又如何生成异，异为什么又如何构成同？在理论上，逻辑推理上得不到合理的说明。尚同和别异作为两个基本的思想原则当然就悖反了。尚同和别异思维原则的背反，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表现为感性经验的直观性和理性思维直觉抽象的背反；从社会阶级的根源看，表现为追求阶级利益的现实内容和超阶级利益的普爱形式的背反；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看，表现为唯物与唯心的背反。
尚同和别异的背反渗透到墨子认识自然事物的科学活动中，一方面墨子肯定自然万物差异存在的客观性，肯定自然界变化现象的普遍存在，所以别异分类是认识自然万物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墨子又认为万物构成的基元及途径都是绝对同一的。
墨子从物体本身的内在结构来说明自然万物差异存在的客观性，提出了“端一体一兼”的结构层次观念。墨子从物体本身的物质构成来说明物体存在的形式及变化的原因，坚持了从最简单的，可分析的因素来理解物体宏观现象的倾向，从而使对自然物体的科学认识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性和具体可分析性的基础之上。
墨子认为，任何物体都是由物质基元——“端”构成的，“体也，若有端”。同时，体也是更大层次的物体——“兼”的构成单位，“体，分于兼也。”“端”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有”的一种基本形态，“非半弗则不动，说在端。”从几何特征上看，“端是无间也”。 这个“端”是绝对同一的构成基元，它在几何、物理特征上都是同一的，至小无内，至小亦同。万物都是通过由端成体，由体成兼的同一方式构成。那么同一的基元，同一的构成方式如何能构成多种形态的自然万物？绝对同一的基元和其所构成的二必异的万物之间缺乏联系的中间环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同一基元，同一构成方式不能从理论上说明构成万物的差异。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尚同和别异作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调和了。
古希腊、近代科学的原子论思想认为，存在不同种的基元原子。同种或不同种的基元在数量及空间形式方面，在各层次上的不同组合才构成了互异的万物，从而在理论上得到了一个自我完成的解释。在这基础上，能进一步从基元本身的结构和性质来探求基元组合的动力问题。因而原子论为科学理论思维沿着结构分析的方向深入发展准备了思想基础。“端一体一兼”的结构层次思想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虽然是一个良好的起点，但由于尚同和别异思维原则的矛盾，却无法在科学认识上深入下去。“端一体一兼”的结构层次思想停滞在萌芽状态，不能成为墨子科学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构成的出发点，不能促使墨子的科学认识向实证分析的方向发展。墨家成员多属社会下层，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政治、经济地位强烈的反差给他们造成了重复的刺激和深刻的印象，对“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做贱，诈必欺愚” 的阶级压迫有深切的体会。墨子认为“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 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存在。但是墨子并不反对等级制度的存在，而只是反对人与居其位之间的不当。所以，墨子提倡尚贤以代替亲亲，主张提拔各级官吏应“不党父兄，不偏富贵”，“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墨子认为，社会阶级差异的存在虽有其客观性，但不是本质的，永恒的，而是可在一同的基础上得到消除，鼓吹从理想化的“兼”、“同”来消除现实客观存在的“别”、“畸”。墨子不顾经济地位造成的阶级差异，血缘联结形成的宗法关系，在没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力量冲破当时的政治、宗法等级的背景下，从一同的思想出发，认为至小亦同，即人人都应平等，至大亦同，即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人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墨子将大同思想的实现寄托于能一同天下之义的天子、天志。
尚贤是君择臣，却要求不以阶级地位为依据，尚同是民择君，却要求天下之义一同于君。墨子从绝对的同出发认识社会现象的异，虽然墨子对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有深刻的揭示和清新的认识，然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如此迂腐可笑和不切实际。荀子曾中肯地批评过墨子，“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墨子“有见于市，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使。”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半是醒世恒言，半是痴人说梦。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墨子半是艰苦绝卓的实践者，半是喋喋不休的说教者。这正是尚同和别异思维原则背反的结果。
一种思想体系是否适应社会的需要，固然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其本身内在的自我调节能力亦是一个重要因素。墨子思想体系由于尚同和别异的背反，丧失了这种调节能力，使它不能适宜、适时地改变自己的体系和形式，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二）强力非命与天志明鬼的背反
在墨子的社会历史观中，强力非命与天志明鬼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形式上的天志明鬼思想表明了传统力量的深厚和沉重，表明了小生产劳动者物质力量的薄弱和思想的不彻底。
在从“学在官府”向学术下私人的演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