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评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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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宫观，给田亦不下数千顷，皆外蓄妻子，置姬腾，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 后来金、元时期北方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真大道三派）的复兴，其矛头就是针对道士违背墨子思想原旨而腐败堕落的状况。王恽曾在《奉圣州永昌观碑》中指出，道教“徇末以遗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葬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 。他中肯地道出了新道教复兴的原因。复兴的主旨就是复兴墨子的基本思想：自食其力，苦己利人，救世利天下。这里摘录数条记载以说明：
真大道者，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于移于己……辄草衣木食……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嘶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皆能力耕作，治庐舍……。 ……真大道教内有自己严厉的教规和私设的刑法，“听狱讼，设刑威，苦有习然”，“有桎梏鞭笞之具” 。这点和墨家内部巨子执墨者之法，惩治墨者，不受国家法律，皇帝旨意限制的情况十分类似。
北祖全真，其学首以耐苦劳，力耕作，故凡居处饮食，非其所自为不敢享，蓬垢疏粝……人所不堪者能安之 。
吾全真家……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辍食，恒苦不及也……故其憔翠寒饿，痛自黥劓，若枯寂头陀然 。
这些都可以看出新道教的兴起，是从腐败的贵族化向俭苦的平民化的回归。下层小生产劳动者重新在新道教中找到了和自己生活方式相合拍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因而新道教能吸引大批小生产劳动者作为自己的信徒。严格的教义、教规又使这些原来分散的小生产劳动者变成信念一致，意志坚定的信徒，从而使道教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作了思想、舆论和组织的准备。
清末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两者在思想和组织上都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前者引进了西方的基督教，却能在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吸引了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投身进去。后者假借民间各种粗俗的宗教迷信组织，使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成了狂热的信徒和战士。这其中的缘由正在于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战斗口号，所强调的原则、精神，所采取的组织形式都适应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需要和心理情感。这点是和墨子的思想一脉相通。虽然它们并不是直接从墨子的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和思想，但这种一脉相通的特点正表明了墨子的兼爱平等的社会理想，强力非命的斗争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献身赴义的道德准则，渴望救世主来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幻想，不仅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普遍的阶级品格，而且表明了墨子这些思想已溶入了历代农民起义的血液中。农民起义在本质精神和外表现象上和墨子思想相通，表征了墨子思想的影响和继承的一种途径。
（二）农民起义的失败是墨子社会政治思想破产的例证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最终都没有达到自己所提出的均等、均富的政治目的。不管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的结局，还是建立了另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结局，农民起义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古的封建制度。以均等大同为目的，以宗教迷信为凝聚手段的农民战争，毕竟不能摧毁、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秩序。既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还具有其生命力和雄厚的社会基础，那么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的社会秩序就必然会相应地存在。儒学强调人道亲亲，尊祖敬宗，融治国治家为一体的政治伦理学说，既具有将分散的小农联结起来的政治作用，又具有适合生活在农业宗法社会里各社会阶层心态的凝聚力量。日常生活中富有人情味的民风习俗，使冷酷的政治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色彩，使忠、孝、友、伟、师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渗透，融为一体。这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交往，从言语举止到思想意识，都被注入了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才有可能通过一定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充满分散小农的广大国土上有效地实现。
农民起义的直接起因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小生产劳动者，特别是小农失去了其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走上造反这一条最后的出路。他们从切身体会和物质利益出发，首先在思想上萌发了一种自发的平等观念。彼人也，吾亦人也，为何贫富不均？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奢侈荒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刺激和加剧了小生产劳动者固有的要求均财、均富的平等观念。所以，农民战争的矛头首先总是直指贵贱贫富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农民起义所具有的一种共同色彩，也是吸引广入小农和小生产者最具魅力的口号。这种平等观念和大同的社会理想在农民战争中确实起了很大的精神激励作用，鼓舞着起义的农民为这美好的理想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从这点看，墨子的爱无差等，不分亲疏的平等思想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思想共鸣。墨学原旨通过民间宗教教义的转换，构成了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这种原始的平等观念也冲击了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观念。但是，农民起义队伍的生存方式，是不可能长期作为一种社会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因为，家庭、家族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中，仍然是社会存在方式的基本单位。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固然美好，但不能具体构造出现实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使其具有长期生存下去的力量。所以，就是胜利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坐上龙庭或成为开国功臣之后，也总是为自己寻找神圣的来历或显赫的祖先，并将自己的家族通过联宗、建词堂等等方式，重新恢复家族宗法。重宗族、重血缘、重家庭的思想情感和心态连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力量都无法冲毁。虽然农民起义在揭竿而起，高举义旗的时候，以均等、均富的平均主义口号吸引了广大农民，但在建立秩序时却不得不皈依儒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的反宗法思想，在以家族为本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宗法社会里没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土壤。这点从农民起义的政治目的的失败或蜕变中也可得到印证。在中国的宗法农业社会里，行政区划是以家庭血缘区划为基础的，它重视的是家族血缘关系，并不具有公民意识，血缘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血缘宗族观念弥漫、浸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孟子批评“墨子兼爱是无父”的观点，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成为一种对墨子思想评价的定论，从宗法农业社会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墨子思想对农民起义的另一个影响表现在农民起义的领袖以其本身的人格力量加上类似宗教领袖的神秘性，使其成为农民起义队伍的凝聚中心。
应该说，历代农民战争开始举义旗的时候，在起义队伍的内部实行了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平等制度。各种宗教式的严格纪律对起义的农民——从将军到士兵都有相同的约束力。起义的领袖以他本人的人格力量和神秘的威慑作用比较有效地维持了这种秩序。这种宗教式的狂热使农民起义的队伍在其早期往往能保持其旺盛的政治热情，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和士气高昂的势头。随着农民起义的逐步胜利，起义队伍的扩充，占领区域的扩大，相应的组织机构也复杂和发展起来。起义队伍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组织，而且要处理各种行政问题，并且面临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财产再分配问题。原来只求温饱生存的基本目的，在胜利中已被湮灭。财产的再分配和起义队伍内部的等级制度使农民起义领导阶层的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在宗法农业社会的环境中，原来贵贱贫富的等级现象在起义队伍内必然再现。起义领袖的人格力量消失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秘感之中，很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榜样蜕变成为顶礼膜拜的宗教偶像。原来严格的教规式纪律，也由于起义队伍内邻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和领导阶层的腐化而不可避免地松懈、瓦解了。为了维持、巩固农民起义队伍及政权建设的需要，农民起义领袖不得不借助儒生谋士，以儒学的理论和政治实践重新构造农民起义队伍的组织和进行政权的建设。
农民起义从指导思想到组织形式由墨学向儒学的转变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宗法农业社会里，宗教力量不能维持其长远的社会政治作用，它不能替代儒学从政治制度到思想观念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墨家的巨子制度，墨学的兼爱大同思想，严格的墨者之法，这三个因素都具有宗教的萌芽。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正是吸收了墨学的这些思想，构成了其基本的教义、教规和教制，也正是这些因素，道教思想影响了农民起义。恃别是在农民起义的早期，墨家这些思想的印记更为明显，但是到了农民起义的后期，却按照历史发展的铁律仍不得不回归到儒学。宗教式的狂热不得不屈从于重宗法血缘的社会传统。
道教虽然吸引了大批信徒，有时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对整个中国的宗法农业社会来说，毕竟不是主流，在政治上也成不了气候。因为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更注重现实的血缘关系和家族情感。对祖先的祭祀，无论在伦理上和政治上都超过对六合之外神格力量的敬重。两汉的经学虽有谶纬神学的倾向，但其以封建三纲为核心的宗法政治理论，在中国宗法农业社会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只要家族宗法的社会结构，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还存在，那末，宗教对这个社会来说只能是一种精神调节剂，人们并不会从政治角度重视它。太平天国假借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和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重家族伦理的社会心态相悖，从某种意义可以说，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农民起义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方面往往带有墨学色彩，这是小生产劳动者固有思想的一种反映。历代农民起义不同形式的失败结局说明了墨子的学说、思想不能适应中国以家庭为本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农业社会的理论需要，就是历代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这么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未能使墨子的社会政治理想得到实现。
三、墨子科学思想的兴衰与中国传统科学的模式
墨子科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科技体系标志着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作为一种比较参照系，通过墨子科学思想的兴衰历史及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科技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赖以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原因。
（一）墨子科学思想的兴与衰
墨子科学思想在战国时期兴起、发展，至秦骤衰，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又得到两次不同程度的复兴。
魏晋时期，两汉经学隐入谶纬神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动乱，使独尊儒学的思想专制局面濒于解体，思想界又一次活跃起来，墨学也得到了一次复苏机会。这次复苏的一个特点，就是《墨经》中的科学思想受到重视，张湛、司马彪都曾引《墨经》为《庄子》、《列子》作注，例如，《列子。汤问》篇说：“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发不均也。均也，其绝也莫绝。”张湛注云：“发甚微月色，而至不绝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绝者，犹轻重相倾，有不均处也，宁有绝理，言不绝也”。《列子》虽是伪书，但它大致成书于汉末魏晋时期。上引的《列子》片段及张湛的注和《经说下》的有关论断，在思想上是一致的。《经说下》指出：“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又如，《列子。仲尼》篇说：“景不移者，说在改也”，张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这种说法同《经下》的论断相一致，“景不移，说在改为”。
《墨经》的科学思想对魏晋时期的科学家鲁胜、刘徽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鲁胜是一位对科学有钻研的学者。《晋书。隐逸传》记载，他曾亲自进行天文观察，“以冬至之后立暑测影，准度日、月、星”，并著有《正天论》。“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从鲁胜传记可见，鲁胜对科研相当热心，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对《墨经》了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胜“兴微继绝”，为“亡绝五百年”的《墨经》作注，第一次引说就经，将经上下，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