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评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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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上逮孔子，下接孟子，墨子思想作为儒学的一个对立面，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儒家从孔子经曾子、子思到孟子正是一个发展上升的过程。前期儒墨的对立，表明了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私学的深入发展。
不仅西周官学成为社会思潮批判的对象，而且对西周官学采取温和批评态度的孔子儒学，墨子对其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儒、墨两派直接的思想斗争为以后的百家争鸣准备了舞台。义利、古今、礼法、天人、名实等诸子共同关注的时代命题正是由孔墨之争为起端的。
墨子成年和活动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453 年前后二、三十年。这个历史时期以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晋地为标志，说明自平王东迁以来，政由方伯的政局继而发展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天下恶乎定”， 战争频繁，社会的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这为士、庶阶层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形成了“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的状况，不管国籍，不管出身，不管贫富，有才能者，遇机会一跃而成为将相，这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及其学派，才能“徒属弥众，弟子弥丰”， “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成为当时唯一能与儒学相抗衡的显学。
在孔子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僭越多见，但“尊周”仍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子，“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仍是各诸侯争霸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到了墨子时代，兼并战争成了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耕战成了各国的基本国策。足兵足食，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生死存亡的危机迫使各国相继变法，实行政治改革。这实质上是社会各阶级相斗争的结果。这种政治变革有利于士庶阶层突破血缘门第的限制而进入仕途政界。这点也正是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学派能显赫一时的社会原因。
墨翟是宋人，还是鲁人，亦是一个纷讼未决的问题。孙诒让引了关于记载墨子是宋人的文献有：葛洪的《神仙传》，《文选。长笛赋》，李注引《抱朴子》，《荀子。修身》，杨注和《元和姓纂》。其中《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 杨向奎认为《元和姓纂》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一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姓墨台氏者。《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后有目夷氏，《广韵》“夷”字注，以为是宋公子目夷后。“目夷”也作“墨夷”，“翟”与“夷”古音可以通假，“墨翟”可能就是“目夷”之别写。 ……顾颉刚曾比较系统地考证了墨子是宋人。现将顾颉刚的论述转引如下： 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按《史记伯夷列傅索隐》引应劭说：“（孤竹）盖伯夷之国，君姓墨胎氏，”又《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孤竹，……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是知伯夷姓墨胎。《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则以墨子为孤竹君之后，由墨台（胎）缩短为墨姓的。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说：“考《北周书怡峰传》，云‘本姓默台，避难改焉，’则‘台’即‘怡’字，作‘胎’非也（原注：台有胎音，故误。）”据此，则“台”应读作“怡”，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姓墨台的。又考史记殷本纪，殷后有目夷氏。《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广韵》《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则公子目夷之后为目夷氏。这个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说：”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宋襄公子“当是”宋襄公兄子“的传讹。《通志氏族略》又说：”墨台，宋成公子墨台之后，“此”宋成公“当是”宋桓公“之讹，则”目夷“直作”墨台“，与伯夷姓合。《左传》僖八年载宋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论语也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伯夷与目夷让国的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有一半相同，也许即是一个人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论语正义引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则墨怡亦可去其下一字而单作墨。这可证墨子的受姓之始。又墨学与宋人思想多合，俞正燮说：墨者，宋君臣之学也。……记曰，”天子命诸侯教然后为学。“宋王者后，得自立学。又亡国之余，言仁义或失中。管子书立政云，”兼爱之说胜，则士率不战，“立政九败解云，”不能令彼无攻我，彼以教士，我以敲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如此正宋襄公之谓。左传公子目夷谓襄公未知战，”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兼爱非攻，盖宋人之蔽。吕氏春秋审应云，”偃兵之义，兼爱天下之心也。“据左传襄公殁后，华元向戌皆以止兵为务，墨子出，始请守御之法，不如九败解所讥。墨子实宋大夫，其后宋牧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战不利。有是君则有是臣，……墨为宋学明也。（《癸巳类稿》卷十四《墨学论》）冯友兰先生也说：宋为殷后，在春秋列国中文化亦甚高。《汉书地理志》曰：”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史记货殖列传同》）。惟宋人重厚，故在当时以愚见称。……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殷，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所谓”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必在宋人重厚多君子之环境中乃能发展。且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亦墨子强本节用之说所由出也。（《中国哲学史》上卷第五章＇ 一＇ 《论墨子学为宋学》）据他们说来，兼爱，非攻，节用都是宋人思想与宋俗。其实明鬼也是宋俗，《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襄公用郑子于次睢之社，欲以蜀东夷。杀人媚鬼，这种极端野蛮的宗教行为，在春秋时，也只有东南方一带的人使用过（昭公十年又记季平子用人於毫社，胡适之先生说：”用人祭社，似是殷商旧俗，“语见《说儒》一文。）又《商书》《盘庚》三篇露骨地表示着商人迷信祖先神灵的思想，与《周书》所表现的周人宗教思想颇不一样，墨学与宋俗实在太接近了。孙诒让持墨子鲁人说。他认为，持宋人说者，”此盖因墨子为宋大夫，遂以为宋人。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为墨子为鲁人之塙证。“ ……张纯一在《墨子集解。墨子鲁人说》又举证进一步确认墨子为鲁人，”《非攻》中篇，东方有莒之国者，莒在鲁东也，《贵义篇》曰：“北之齐至淄水，不遂而返‘，鲁在齐南也……《鲁问篇》鲁君与墨子问答者再，设非鲁人何不云游于鲁见鲁君耶？又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观此鲁人，必居距墨子不远。又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显见墨子居鲁北境，故曰南鄙，曰闻而见之，不甚远故也。……《备梯篇》曰：”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太山，灭茅坐之。‘太山即鲁北境也。……《淮南子。记论训》曰：“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凡此皆是为墨子是鲁国人之确证。”以上大致是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的基本依据。
平心而论，用这些材料说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未必铁证如山。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区别的，即祖籍、出生地、居住地这三者并不是一回事。如孔子祖上宋国没落贵族，生于鲁，长于鲁，后又周游卫、宋、陈、蔡、齐、楚等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局比较动荡，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下（如贵族败落，战争避乱，游士、商贩的长途周游），精确断定墨子的出生地或那国人对探讨墨子思想的意义不是很大，况且现有的史料也很难证之凿凿。如果说，这些史料证明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尚不充足，但也可大致说明两点：一、墨子的先祖是宋人。二、墨子长期的居住地是鲁国。鲁国是姬姓封国，周公旦之子伯禽是其开国君主。鲁国享受着“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 的特权，具有较为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墨子长期居鲁对墨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鲁国在春秋时有“周礼尽在鲁”的雅誉，墨子在鲁国受到周文化的熏陶，“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鲁国又是儒家的发源地，墨子青年时代在鲁国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这个学术渊源对墨子思想的形成来说有几重意义：其一，正因为墨子曾系统地学习过周礼和儒学，才使他能有的放矢地批判周礼和儒学，从而形成与儒学相抗衡的思想体系。其二，墨子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于《诗》、《书》之教深有修养，也应得益于此，为他建立自己的学说和聚徒授业准备了知识基础。
从《墨子》所记载的墨子行踪看，墨子的政治、社会活动是带了众多弟子，以集团方式大范围地在各国奔走、游说，宣传和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子“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 所以，人称“墨子无暖席”。从可考的事件看，墨子一生的主要业绩有：
止楚攻宋。这是墨子一生最光辉的成功之举，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45 —440 年，墨子此时正处壮年。《公输》篇记载，公输盘为楚国建造攻城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一消息，从齐国出发，裂裳裹足，日夜兼程，十天赶到楚国都城郢。墨子先与公输盘论辩，用兼爱非攻之理折服公输盘，又在楚王面前阐述兼爱非攻之说。然后，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进行一场攻防战。墨子以身上的革带为城，以小木版为器械，公输盘用9 种方式攻城，都被墨子瓦解，公输盘用完全部攻城机械，而墨子的守城器械却乃有余。最后，公输盘想杀掉墨子，以达到攻宋的目的。但墨子有备无患，告知楚王和公输盘，自己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自己制造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严阵以待。这样，楚王才被迫放弃攻宋的企图。《耕柱》篇、《鲁问》篇记载的，墨子劝阻鲁阳文君攻郑、攻宋，也都是应用了兼爱非攻的学说。
献书惠王。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39 年左右。《贵义》篇记载了墨子南游到楚，献书给楚惠王， 惠王称赞为良书，表示虽不愿按墨子之道得天下，却表示愿意养象墨子一样的贤人。对此，墨子拒绝，认为“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这和《鲁问》篇记载的墨子说越王的态度相一致。越王准备封地五百里以请墨子到越国教越王。墨子表示，如果越王听我的话，用我的道，那末我就去越，只求食能果腹，衣能遮身，并不为封地赏赐。如果越王不听我的话，不用我的道，而我去越，等于是出卖我的思想和主义，那我决不去越国。墨子在献书时，批驳了诬其学说为“贱人之所为”，不适合至尊至上的楚惠王的论调。
墨子认为，只要可行，有益于天下，那末贱人之所为同样是圣王之必需。
居鲁与儒者辩论。《三辩》、《耕柱》、《公孟》等篇记载了墨子与儒者程繁、巫马子、子夏子徒、公孟子等围绕着礼与乐、言与行、述与作、义与利、形式与内容、丧服与从事等问题展开了辩诘。墨子在论战中批驳了儒者的观点，阐述、论证了自己的学说和主张。特别是《公孟》篇，通篇都是与孔子之徒公孟的论战。在论辩中，墨子直接抨击了儒者的言行，认为君子为了天下之利应不避祸危，必以谏。批评儒者先服后行，墨子认为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归根结底应看行为的效果。反对儒者必称古言、古服和丧服三年之礼仪，墨子认为丧服时间太久会妨碍社会的生产，废弃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