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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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尔森道义上的不当之举进行了描述。加德纳对内尔森的阴谋诡计和劳伦斯的横加指责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内尔森的提议根本没有机会被接受。正因为此，我对约翰加德纳竟然让这件事见诸报端感到极其失望。那以后，负面的公众效应在一段时间里玷污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名声。
但是，冲锋陷阵的内尔森拒绝约束自己。在1977年6月的理事会上，他又放了一“炮”：他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为长岛的纽约科技学院提供一些捐助资金，帮助其建设一个新的骨科大学。提出该议案是受肯尼思里兰博士的启发。
许多年来，内尔森一直蒙受里兰博士的照顾—他成了内尔森信赖的朋友，是他永远的随从人员，无论我哥哥到哪里旅行，他都陪伴左右，并随身携带他那张便携桌子，以便进行治疗。只要到“基魁特”去拜访内尔森，司空见惯的情景是：他正躺在里兰博士的骨科桌子上，各个关节被弄得噼啪直响，四肢被扭曲着、拉拽着，看来很不舒服。在内尔森的建议下，巴布斯和劳伦斯也应用了里兰博士的经验，而且他们也深信不疑。
内尔森的提议引起了其他理事们强烈的不满。他们觉得，他是在努力挖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源，来支持由他的一个密友主持的优势并不确定的项目。但是，内尔森拒绝让步。最后，作为一种折中，理事会拨款10万美元，研究该大学的经济可行性。
1978年春天，在为都市艺术博物馆提供援助的议案问题上，约翰和内尔森再次“决斗”。内尔森要求将该艺术博物馆列入克里尔委员会清单，以纪念于1961年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人类学探险活动时丧生的儿子迈克尔。内尔森已经向都市艺术博物馆捐献了他收集的早期艺术品，包括迈克尔收集的一些工艺品。博物馆建了一个新厢房存放这些收藏品，并以迈克尔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个绝好的解决方案：内尔森的收藏品有了一个永久的家，对迈克尔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纪念，而都市艺术博物馆自身的收藏品中一个明显的空白得到了填补。
家族对内尔森的议案作出了慷慨的反应。马莎贝尔德提供了建设新厢房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将近15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收藏品的安装和永久维护，而家族里的一些其他成员—包括我和劳伦斯—也都对该项目给予了支持。但是，内尔森遇到了他自己无法解决的费用超支问题，便要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考虑额外资助15万美元。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同意这项额外资助，但约翰表示反对。他争辩说，都市艺术博物馆已经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全部资金捐助，没有资格要求额外支持。让我们大家感到反感的是约翰又一次表现出来的“假仁假义”态度。最后，理事会批准了额外捐助，约翰气急败坏地表示弃权。
120。　阋墙（2）
这就是1978年中期的局势：约翰和内尔森在理事会上怒目相视、冲突不断，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会议成了我们大家不快的经历。
121。　家族办公室的小规模冲突
1977年春天，内尔森完成了他那自作主张的对家族办公室的调研，并将他的建议提交给他的3个兄弟。截至当时，祖父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家族办公室一直在非正式的基础上运行。首先是祖父，然后是父亲，他们聘请了一小批专业人士帮助管理家族的商务活动和慈善利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变得越来越活跃，很有必要设立不同的部门，来处理家族在法律、房地产、会计、投资和慈善等方面的利益。
父亲慷慨地继续支付大多数这类服务的费用—每年高达数百万美元—直到他于1960年去世。那以后，他的遗孀马莎—她继承了他的一半地产—同意支付办公室开销的一半，剩余的由我们这代人负责。1971年，马莎去世。从此，我们兄弟几个—在巴布斯的帮助下—承担了办公室的所有费用。而后，随着通货膨胀直线上升，随着我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自己的孩子们对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公室的费用每年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内尔森的调研包含几个建设性的、很有价值的建议。他提议成立一个家族拥有的公司来重组家族办公室，而该公司要向其客户收取服务费用。内尔森引用的模式是菲普斯家族几年前创建的贝西默信托公司（Bessemer　Trust　Company），并提议将公司的服务推销到外部客户。该“洛克菲勒信托公司”（Rockefeller　Trust　Company）由一个董事会掌控，由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负责运营。内尔森计划通过合理安排办公室的运作，能够大幅度削减我们的开支，处理家族延续性这个复杂问题，以及我们兄弟几个与我们的孩子们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从许多方面说，内尔森的建议看来是解决家族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合理途径。
但是，内尔森显然错误地估计了把自己的想法推销给家族里其他人的策略。当他肆无忌惮地提出自己该担任这家新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他的麻烦开始了。这就意味着他要取代担任办公室非执行主席将近20年的劳伦斯，以及精明能干的经理—在这将近20年期间的事实上的办公室首席执行官J理查森迪尔沃思。内尔森还提议，要将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限制为“在外部世界证明有能力”的人。根据内尔森的条件，从家族内部来说，只有他、劳伦斯和我，以及约翰的儿子杰伊—当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才有资格。内尔森羞辱般地将约翰和我们的所有其他孩子们—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列入“不合格”的范畴。
内尔森的这部分计划表现出掌控权力的所有特征，遭到了大多数家族成员的激烈反对。这个问题在1977年6月一年一度的“侄子侄女合家聚会周末”期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那时，家族里许多成员都返回到塔里敦的波坎蒂克，大家团聚在一起玩耍、休闲，并讨论一系列与家族相关的事情。
星期五的晚上，内尔森在他儿子罗德曼的屋子里与一些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晚饭。自从科利尔和霍罗威茨的书在头一年出版以来，这是内尔森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内尔森首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那本书的厌恶，以及他对曾经与那两个作者合作过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观点。接着，他解释了他的家族办公室的计划，包括自己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内容。侄子侄女们被激怒了。他们抨击内尔森试图用霸道的态度夺取家族办公室的控制权。内尔森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那是一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快的晚上。
第二天上午，4个兄弟聚集在娱乐房的棋牌室，侄子侄女们则聚集在外面游泳池旁，开始正式讨论内尔森的提议。由于家族办公室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内尔森觉得只要获得了他几个兄弟的认可，他的计划就能够生效。当我们被告知侄子侄女们投票后一致决定否决该计划时，他目瞪口呆。他们坚持让劳伦斯继续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虑。我从来没有见过内尔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个兄弟给予支持，立刻执行他的整个计划。
老实说，我倾向于让内尔森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但并不赞同他所要求的绝对权威。我同时还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遭遇到大家的如此敌对。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大大伤害过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尽管他要求获得个人的支持，我觉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来结束这种对抗。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内尔森协调，接着是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内尔森略微平静下来一些后，我便离开我的几个哥哥，走到游泳池旁边。我敦促他们不要一概否决内尔森的提议。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得他们的立场最后有所松动，但松动的程度很小。他们继续坚持将内尔森的计划搁置起来。他们同意由他担任董事长，但不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办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运作、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时才实行。当我回到棋牌室后，我和约翰、劳伦斯劝说内尔森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他对家族的愤懑继续激化了几个月。
20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在波坎蒂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时，我意识到家族的运转机制从那天开始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主持、倡议家族团结的内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中大家一致公认的领袖，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在不被认可后，他不得不从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机构中撤了出来。与此同时，而且出乎意料地，由于我在我们的侄子侄女与我们兄弟几个之间调停并帮助达成了妥协，结果我作为家族领袖的作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122。　波坎蒂克大决战
在我们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和我的哥哥们还面临着波坎蒂克—我们家族在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地产—的艰难决定。这个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约翰和内尔森之间的恶斗。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意识到，该地产不仅具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属性。我们开始探讨我们的各种可能—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和内尔森分别去世以后才算彻底解决。我们的早期考虑因为该地产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而变得更加困难。
波坎蒂克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紧邻的四周场地—我们称之为“公园”或者“历史区域”—共计大约250英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约翰、内尔森、劳伦斯平均拥有波坎蒂克的这部分地产。第二部分是“开阔区”，将近2　000英亩，由我们兄弟5人通过希尔斯地产公司拥有。还有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约翰的林木农场，内尔森的狩猎屋，我的哈得孙松屋，劳伦斯的5个地块，包括哈得孙河岸的石树厅。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制定这些地产未来的分配计划，特别是开阔区的地产，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们请著名的园林建筑师佐佐木秀夫处理10年来产生的值得讨论的所有担忧，并制定一个能够“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个波坎蒂克地产的计划。
123。　内尔森的纪念碑
内尔森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阑珊外面”我们共同拥有的地产情况。当开始计划地产的未来的时候，内尔森倾向于主要—如果不是惟一的话—考虑“基魁特”。他把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国的象征性中心。他认为关键的是自己能够作为祖父和父亲的接班人而成为“基魁特”的主人。内尔森的主人翁感极其强烈，他的客人中几乎谁也不知道他并不是“基魁特”的实际主人，而是与他的3个兄弟共同拥有。由于内尔森的敦促，它被指定为一个国家历史地标—那是1976年12月，福特总统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赋予的殊勋。
在这个问题上，约翰与内尔森的意见再次出现严重分歧。“基魁特”的历史保护—在他看来，那只是在创建一个“内尔森纪念碑”，却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要确保该地产其他地方的开阔区能够最终用于公共目的。
这回，劳伦斯同意约翰的意见，但由于他对内尔森的忠诚，他很难阻止他哥哥的计划。劳伦斯最大的个人承诺是地产保持，而他反对将自己的个人经济资源用于波坎蒂克地产未来规划的其他领域。他尤其热中的想法是将开阔区建设成一个公园，成为他自己工作和父亲工作的一个遗产。我后来发现，至于“基魁特”，劳伦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开阔区，同时维护“基魁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足够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计划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们几个不同的倾向性，提供了解决我们不同目的问题的框架。佐佐木告诉我们，地产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说，“基魁特”和公园区必须保持其历史、建筑和美学价值，而开阔区的大部分地区应当保持成“公园用途”，造福大众。计划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反应非常肯定，甚至非常热烈。
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地产将送给哪些私人企业？采用什么渠道融资？即便我们将大部分开阔区作为公园用地捐献给某个政府机构，成本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如果挑选的机构要求捐资维护父亲原先的马车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话。维护“基魁特”的费用开支更大；事实上，仅仅历史区域所需要的捐资金额预计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