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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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淌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抑郁有多么严重。
父亲克服了自己的抑郁症以后，立刻辞去了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和祖父个人事务的管理上来。结果，在那10来年的时间里，祖父开始将一些股票和其他资产转给了父亲。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亲41岁。那年，他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只有25万美元。
祖父在等什么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经打算把一大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原先计划留给父亲的遗产大概跟留给女儿们的一样多。他会给父亲留下足够的财产，过上舒适的日子，按照大多数标准，可以算做“富人”，但从实质上说，比最后的结果少。祖父在谈到慈善事业时所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给人带来伤害的最便捷途径就是给钱。”而且他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他自己的孩子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给祖父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祖父的财富正在“堆积成雪山”，会“崩塌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们”。祖父也许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巨大的财富在他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后还在继续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正挣扎着应付自己的感情问题，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肩负着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责任已经垮了下来。他也许认定，把巨额财富放到他的身上也无济于事。于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计划要在生前或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让他改变主意的是拉德洛。
11。　拉德洛
“拉德洛大屠杀”—这是后来历史书上的用词—是美国劳工史上最负盛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罗拉多州南部的一个煤矿小镇，那里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该公司拥有将近40％的股份—经营着几座煤矿和其他设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许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将那些股份看成是证券领域的被动投资，平时并不密切关注其管理情况。父亲在CF&I的董事会上任职，但是，公司的会议在纽约举行，而他从来没有考察过公司在科罗拉多的经营情况。
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矿区—包括CF&I在内—的9　000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提出了若干项条件，包括工资、劳动时间、安全条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工会的认可。几个月来，罢工工人与各公司雇用的警卫之间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罗拉多州州长调来了国家卫队。整个冬季期间，形势进一步恶化。1914年4月20日，公开的战争爆发了。在罢工工人与卫兵之间的激战中，有11名妇女和儿童在燃烧的小帐篷里窒息而死，双方有几十人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或死或伤，最后迫使威尔逊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强行镇压。
那是一场可怕的悲剧。由于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亲都被拖进了冲突当中。甚至有人在我们西54大街的住家外示威游行，斥责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惨案前和惨案后，父亲参加了调查科罗拉多局势的几个国会委员会。起先，他采取了反对罢工工人的强硬立场—毫无疑问，那是受了盖茨的影响，因为盖茨认为，那些罢工工人比无政府主义者强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后，父亲开始怀疑盖茨的立场。他开除了令人憎恨的CF&I的头儿，聘用了艾维李。李建议父亲保留一个劳工专家，帮助他解决问题。李远远不止树立了形象，他还说服父亲相信，他必须应对导致矿工们不满的根源问题。
接着，父亲聘用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后来，金先生当上了加拿大的首相。金先生成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建议下，父亲在CF&I实施了一个“行业代表计划”，成为劳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父亲与金一起到了科罗拉多，用了几天时间与矿工们会谈，甚至在方形舞会与矿工的妻子们跳舞。
父亲的目标是，要通过解决劳工的困苦、说服商人认识到自己对其工人们负有的更加广泛的责任，来改善美国的劳工关系。出于这个目的，他对劳工问题的介入并非到拉德洛就结束了，而是把它当做自己今后的中心兴趣。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成立了一家公
司—行业关系顾问公司（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为各公司提供劳工关系方面的咨询。公司很受人们的欢迎。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集团—包括标准石油集团中的几家公司—都应用了它的咨询服务。
拉德洛事件标志着父亲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无论从才华还是从意愿上说，他都不是个商人，但是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给祖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父亲在非常严峻的情形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中的坚毅和力度。此外，在严重的个人悲剧期间，他也表现出了这些品质：1915年3月，他敬爱的母亲劳拉久病不愈去世了，而1个月后，他的岳父也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前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我的父母亲来说，那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拉德洛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让祖父相信了，他的儿子完全有资格肩负管理他那巨大财富的职责。从1917年开始，祖父逐渐将自己的剩余资产转给了父亲—当时大约有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亿美元。父亲立刻着手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便承担起巨额资产带来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他的目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座右铭完全一致：进一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这就意味着他要继续积极介入祖父创建的各个机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大众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活动，而他在那些机构中已经承担了主要领导职责。但是，他同时还有机会启动他自己的项目—包含人类活动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宗教到科学、环境、政治和文化。
12。　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
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在西54大街10号我父母的家里。他们的家并不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和第五大道其他人建造的那种带有角楼、雉堞围墙和豪华舞厅的庄园，但也绝不是简陋的房屋。当时，那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有9层高，屋顶有一个封闭的游乐场。下面是一个壁球馆、体操房和私人医务室—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家里人得了麻疹、腮腺炎之类传染病时去的地方。二楼有一间音乐室，里面有一只风琴和一架大钢琴；我父母就是在这里招待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出的，比如帕岱莱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和博里（Lucretia　Bori）。
13。　艺术的氛围
屋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风格和时代反映了我父母彼此相去甚远的品位和个性。母亲的品位是折中型的，范围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她对当代美国艺术家的兴趣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市中心艺术馆主人伊迪斯哈尔伯特的指导下，母亲买进了希勒（Sheeler）、霍珀（Hopper）、德穆思（Demuth）、伯奇非尔德（Burchfield）和戴维斯（Arthur　Davies）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母亲结识了利利布利斯和玛丽奎因沙利文，她们对现代艺术也是激情万分。她们三人担心，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没有什么希望在旧式博物馆中露脸—即便有机会，也要在他们去世以后。她们决定建立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正是由于她们的努力，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才可能在1929年问世。
虽然父亲为母亲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用于她的个人需求，但她并没有独立的资源用来购买昂贵的艺术品；莫奈、马奈、德加、马蒂斯和其他艺术家的油画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相反，她购买了这些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的复制品和素描画，最终积累了相当的数量，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被她捐给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父亲不喜欢现代艺术。他认为它“不像生活”、丑陋且令人焦躁，拒绝母亲把当代艺术品挂在家里他常去的地方。在尊重他的观点的同时，她不改初衷地兴趣越来越大。1930年，母亲把设计师唐纳德德斯基—他后来监管了广播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的装修—留下来，将10号7层原来的儿童游乐室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长廊。
父亲那相对比较传统的品位主宰了房子的其他部分，虽然母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品位在那些地方也十分显著。母亲完全赞同父亲对古典和经典艺术的欣赏，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母亲热爱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美，但父亲的品位却局限于比较传统的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
10号的整修之后不久，我父母就没有地方存放他们已经购买的一些大型的重要物品，于是他们又买下了毗邻的房子。10号的3个楼层的墙壁上开了几道连通门。父亲就在这里展示着他最喜爱的一些作品，包括18世纪哥白林（Gobelin，欧洲古典纤维艺术）的10张挂毯—《卢卡斯之月》（The　Months　of　Lucas）—那原是为路易十四编织的—和15世纪早期法国歌特式的一套挂毯—著名的《猎捕独角兽》（Hunt　of　the　Unicorn）。
我很喜欢独角兽的挂毯，常常带客人穿过挂着那些挂毯的房间，一幅一幅地向客人们讲解被追捕的独角兽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客人是纽约州的州长阿尔史密斯—当时他是我姐姐婚礼上的一个客人，他耐心地聆听着我的讲解，后来给我寄来一张他个人的相片，并签字“给我的朋友戴夫，阿尔史密斯”以示感谢。20世纪30年代后期，父亲将这两套挂毯都送给了都市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而那套独角兽的挂毯继续成为曼哈顿岛北端附近翠亨堡里都市修道院艺术博物馆（Cloisters　Museum）中的主要特色。
父亲为之骄傲、欢欣的是他收集的大量明朝和康熙时期的中国陶瓷。1913年，他就买下了JP摩根（J。　P。　Morgan）大量收藏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且终身保持了对这些美轮美奂物品的浓厚兴趣。他收集的康熙时期物品中有很多是巨大的宽口陶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比我的人还要高。它们被安置在特别定做的台子上，展放在10号2层几个房间里的显著位置。那些陶器看上去磅礴宏伟—有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他还买了许多小一些的物品，包括神话传奇动物和人物的塑像，色彩精细，巧夺天工。我的脑子里至今还能想起一幅画面—那是他用放大镜在检查自己打算买下的陶瓷，要确保那些陶瓷未曾破损、修复过。
母亲也喜爱亚洲艺术，但是她更喜欢中国和朝鲜的更加古老时期的陶瓷和雕塑，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形式。她在12号有一间屋子，我们称之为“佛教屋”，里面有许多佛像和观音像，屋子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整个屋子弥漫着浓郁的焚香味道。
母亲在收藏方面还有一个搭档，是她的大姐露西。露西姨妈从小就几乎全聋了，你必须站到离她很近的地方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才能让她听见。尽管有此残疾，她却是个意志坚定的旅行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她周游世界，走访了许多偏远的地方，而当时旅游是一种比现在危险得多的活动，尤其对未婚妇女来说。1923年，露西姨妈在乘坐上海快车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旅行的时候，火车遭到了土匪的袭击。火车上有数人被杀，她也被绑架了。她被放在驴背上进了深山，当时，土匪的计划是要挟持她索取赎金。当土匪们听说政府的军队在穷追不舍的时候，便突然将她抛弃了。露西姨妈在半夜时分摸索着来到一个带有围墙的村庄。她没有获准进去，便在大门旁边的小窝棚里过了夜，直到早晨才被允许进村。那天晚些时候，她才获救。
无论到什么地方，露西姨妈都要购买艺术品—而且常常是在偏远的地方，用最低廉的价格。她还时不时地为母亲买些东西，然后用大柳条箱托运到我们在纽约的家。幸运的是，露西姨妈的品位很高。她对日本江户时期（1600~1868年）的花鸟复制品和能乐舞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在日本十分珍贵，且非常罕见—并在40年的时间里买进了许多。此外，她还收集了一大批欧洲和英国古陶瓷，包括18世纪迈森陶器（Meissen）的全套Monkey　Band，造型设计是约翰坎德勒。她在1955年去世以前，将这些收藏品的大部分留给了罗得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我母亲也为该学院捐献了她收藏的18世纪、19世纪日本艺术大师葛饰北斋、歌川广重和歌的复制品。
14。　上学
从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日程安排从来没有变化。我们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