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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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对他十分依恋。
26。 希特勒德国之夏
要想满足哈佛的语言要求，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我在林肯学校没有学过经典语言—杜威的理念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与现代世界无关—而我根据哈佛的毕业要求，必须表现出熟练掌握了两种语言。我的法语程度已足够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应付一个现代课程—法国文学，由著名学者安德鲁莫里斯（Andr？Maurice）教授用法语讲授。
德语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发现很难跟上入门课程，因此在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把它放弃了。我的选择是通过阅读考试，而为了准备考试，我决定到慕尼黑度过1933年的夏天，以便学习德语。
我住在汉斯德弗莱格夫妇经营的一家膳宿公寓里，每天跟极具才华的老师伯曼女士上德语课。她的“沉浸式”强化训练计划很有效果。虽然我在夏天结束的时候还不能翻译歌德的作品，可当我那年秋天回到哈佛的时候，却通过了阅读考试！
德弗莱格夫妇在巴伐利亚艺术圈里非常有名。我房东的父亲—弗朗兹冯德弗莱格是位备受尊敬的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德弗莱格太太对她的客人非常感兴趣，周末开车送我们去参观巴伐利亚附近的地区，有时甚至走得更远。她非常熟悉德国艺术和历史。我们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包括在巴伐利亚南部比比皆是的洛可可式教堂。在参观的过程中，她向我介绍了杜勒和克拉纳赫的绘画作品，以及蒂尔曼里门施奈德的木刻。德弗莱格太太讲解了宁姆芬伯格宫（Nymphenburg Palace）的建筑秘密和美丽的中世纪城镇的发展，如罗腾堡和纽伦堡。我开始懂得欣赏巴伐利亚人松弛娱乐的方式，对创造出这些奇迹般艺术作品的德国历史和难以置信的文化产生了一种感觉。晚间，我们常去慕尼黑著名的Hofbrau Haus—那是一个巨大的啤酒屋—一边豪饮着啤酒，一边跟着巨大的人群一起唱歌。
与此同时，我看到了希特勒正在创建的新德国，而我所看到的一个侧面让我感到不安、不适。德弗莱格夫妇把我介绍给了希特勒的密友之一厄恩斯特普茨汉夫斯塔恩格尔—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希特勒当政期间负责处理媒体关系。普茨高高的个子，一头茂密的头发，带有一种艺术家的随和气质。他有一部分美国血统，毕业于哈佛。人们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表明了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对德国意志坚强的新领袖身边的任何人都产生了恐惧感。后来，他与希特勒分裂，逃到了美国。
希特勒上台刚刚几个月，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议论盖世太保，而且有报道说起了关押新政权之反对派的“集中营”。关于德国行政部门内驱除犹太人和犹太人后裔的第一批法律已经实施。对于反犹太人的最狠毒语言得到公开默认，我个人感觉无法忍受，但丝毫不是因为我正在跟伯曼女士这个犹太人学习。我同样痛恨的是，有些人似乎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就接受了纳粹的断言，即犹太人是德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祸根，理应得到惩罚。
27。 三位令人难忘的教授
在波士顿剑桥地区的那年秋天，我必须选择一门更加专业的学习领域—我挑选了英国历史和文学。我还决定争取获得“优等生学位”，有了它，我就有资格享有一名导师，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顾问，其工作就是帮助我选择课程，并推荐课外读物，以便扩大专业领域的知识范围。优等生必须每个月与自己的导师见两三次面，讨论学业进展情况，甚至是更具有私人性质的事情。
我的第一个导师FO马西森是位知识渊博的英国文学教授。不幸的是，我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我跟他在一起感到很别扭，他也有同样感觉。我根本没有准备好充分利用他那微妙而精细的思路。因此，在我的最后两年里，我又转向更加容易接近的约翰波特教授—他是位历史学家，后来成了艾略特楼的导师。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跟3位教授学习过，他们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接受创造性思路和强有力的新思想。他们的课程现在听起来很狭窄、很迂腐，但是他们教课的方式为我打开了过去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一个新世界。
查尔斯麦基尔韦恩教授教的是从大宪章到16世纪的英国立宪史。麦基尔韦恩教授是名卓越的律师，研究了英国从其原来的封建体制到出现中央集权体制—法制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演变过程。麦基尔韦恩运用法律和历史文件—从大宪章本身开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给那些陈腐晦涩的文件注入了活力，让我们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民主和法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实现民主和法制如此艰难。
同年，我又学了约翰利文斯通洛斯教授的课：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这门课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柯立芝的两首伟大的诗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我们用的是洛斯的书《仙那度之路》（The Road to Xanadu）—该书悉心研究了柯立芝在撰写那两部杰作时所受的影响。洛斯不仅读了柯立芝的所有著述，而且还读了柯立芝读过的所有书籍，从而找到了激励这位伟大的浪漫诗人写下那些史诗的所有个人和文学影响。我还学到了，好文章—能够清晰而优美地表达思想的文章—是一个综合产物：开始可能是灵感，但还包括个人阅历、正规教育、潜心研究和大量的艰苦劳动。
阿博特佩森厄舍的1750~1860年英国经济史则是另一种启示。厄舍是个乏味的老师，但是个严谨的学者，揭示了经济变化的隐含过程。他向人们展示了英国是如何通过在耕作、施肥和良种应用方面的一系列发明创造而实现了其农业生产的革命的。在同一期间，单缸蒸汽机的问世，以及许多与铁、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制造相关的发明，改变了英国普通人的生活。那些事实并非新闻，但厄舍在解释其内在关系时运用的清晰方式，堪称典范。他把历史叙述得栩栩如生，让我感觉那么真切。许多年以后，我在处理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艰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问题时，常常回忆起厄舍教授对历史所包含的复杂过程的分析。
我在自己上学期间数次发现，一个启发型教师能够刺激人的思维，且与所涉及的是什么主题无关。我永远感激麦基尔韦恩教授、洛斯教授和厄舍教授，是他们教会我如何思考。
28。 国内外的暑期活动
读完大学二年级后的夏天，我和保罗盖尔参加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组织的大峡谷昆虫学活动。活动的领队是博物馆的昆虫学主任弗兰克E卢茨博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纽约塔克西多公园附近的昆虫学习站跟他一起度过两个夏天。1934年的昆虫学探险活动的目的，是要研究大峡谷底部和旧金山顶峰附近不同海拔高度的不同昆虫种类的变化。那是一种生态研究—这个术语当时没什么人用，表明了大峡谷底部的昆虫种类与墨西哥相同，而在几英里之外的山顶上—高度却相差10 000英尺的地方—昆虫的种类却产于阿拉斯加。简单地说，由于相应的温度变化，纬度在确定昆虫种类分布问题上可能与经度同样重要。那年夏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懂得了大自然的内在秩序。
暑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令我惊喜的是，父亲要跟我度过一个星期。这并不是预先计划的，而且我一直没能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决定坐两天的火车来看我：冲动行事完全不是他的性格。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亚利桑那北部的莫纽门山谷参观了佩恩蒂德沙漠上的霍皮族村庄，以及谢伊峡谷的印第安部落阿纳萨茨（Anasazi）废墟。
虽然我已经19岁了，但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单独在一起。我们两人都很放松，而且他也坦率地谈到了他自己和他的童年。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好的时光之一。
1935年春天，我和迪克吉尔德决定暑期驾车游览一下欧洲。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上过的两个艺术课程，希望能够亲眼看一看我们学习过的一些欧洲艺术大作。结果，我们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参观了大约30家博物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被德国不祥的政治局势所吸引，对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们乘坐的是“奥林匹克号”（S。S。 Olympic）的旅游舱，并带上了父亲给我在大学期间使用的A型福特车。我们驱车穿过了低地国家后，在巴黎停留了几天，然后再继续开车前往德国，并在德国待了两个星期。
这个国家已经明显成了第三帝国。我们在驱车穿越德国的时候，看到公共广场的杆子上贴着的标语将犹太人斥为德国的“祸根”。全国上下似乎有一半的人身穿某种制服。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在黑森林郊区的一家客栈里，这时一群士兵走进来，坐在邻近的桌子旁，与我们交谈起来。他们对美国很好奇，而且很善谈。晚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说起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友好极了—直到在黑森林旅行的一对夫妇进了客栈。屋子里仿佛蒙上了一片阴影。我们刚刚琢磨过来怎么回事，这时士兵们明显地朝新来的人背过身去，开始大声谈论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对德国构成的威胁。那对夫妇离开的时候，一个士兵转过身，举起右臂，说，“嗨，希特勒！”—这是德国的法定礼数。那个妇女非常客气地说，她不使用这种官方的敬礼，不过还是祝他们晚安。接着，他们走出了门。我们感觉很不是滋味，没过多会儿也离开了。
我和迪克经常在夜里收听电台广播，而我会竭尽全力翻译希特勒那慷慨激昂的铿锵之辞。尽管我们无法听懂每一个词，我们还是感觉到希特勒有力地控制了德国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兵营式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了出来。迪克只要听到希特勒说话时的抑扬顿挫的节律和戏剧效果，就会又气又怕。听到他的讲话结束的时候，迪克的眼里会噙满愤怒的泪花。迪克后来说，正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广播让他确信，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与纳粹作战。他说，任何具有那种催眠般力量来驱使、改变他人的人都是十分危险的。
29。 拜会帕德雷夫斯基和弗洛伊德
离开黑森林，我们驱车进入了瑞士。我们跨过莱茵河，然后继续前往日内瓦。途中，我们在莫日尔停了一下，拜见了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还当过一小阵子波兰的总理。去年，他在我父母的纽约住家举办音乐会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并为他的个性和演技所吸引。他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留着一头蓬乱的白发。他盛情、热烈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家。离开帕德雷夫斯基的家以后，我们又参观了父亲在几年前为国际联盟建造的图书馆。
不久，我的嫂子托德加入了我们的旅程。那年夏天，托德和内尔森住在英国，内尔森在大通银行伦敦分行工作。在离开纽约之前，我和迪克曾经邀请她跟我们一起旅游一个星期，但并没有指望她能来。当她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喜出望外。她在卢塞恩与我们会合，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我的A型福特车没有行李箱，几乎没有多少地方容纳托德和我们的行李，但我们将就得很好，一路非常愉快。这次快乐的旅行让露西姨妈感到震惊。她认为一个已婚女子在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的情况下与两个年轻男子一起旅行是极其不合适的。实际上，那是很无辜的。我和托德在6年前的埃及之行中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在大学假期期间，她和内尔森有好几次为我在“阿比顿山庄”举行家庭晚会时充当了监护人的角色。托德就像是我的大姐，我觉得她非常喜欢跟我们这两个大学生一起嬉笑玩闹。
结束了阿尔卑斯山的旅游后，我们驱车穿过奥地利，来到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拜见了弗洛伊德。那次拜会是迪克的姨妈安排的。她曾经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并一直住在他们家，陪伴安娜弗洛伊德，并与她一起撰写了许多有关儿童心理学的书。那个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很老了，颚部的癌细胞正折磨着他。但尽管他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对我们却是非常友好。对于讨论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兴趣似乎不如谈论他大量收集的、堆满了他的书房和客厅的埃及、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品。他对我去过埃及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所见所闻。我后来发现，弗洛伊德几乎迷上了无形事物发展史，尤其是人类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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