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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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洛克菲勒家族遗产
1934年秋天对于我，以及我的家族的未来而言，是个关键的时刻。父亲决定要设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托财产，为母亲以及他的6个孩子每人留下6 000万美元。通过这些1934年信托财产—我们家族里是这么称呼父亲的决定的—父亲能够至少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资产在免财产税的情况下传给了3代人。如今，这些信托财产构成了我们家族的主要财富。没有这些信托财产，洛克菲勒家族的绝大部分财富就会要么通过税的形式交给了政府，要么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继承巨大的财富。诚然，我知道父亲非常富有，但我同时知道，大萧条给他的财富以及所有人的财富都带来了巨大损失。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鉴于形势的发展，我非常有可能不得不“打工谋生”。尽管大部分人都会作此打算，但此话出自全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却叫人有些惊异了。
我知道，父亲在平衡处理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各种金钱需求：有源自他大量的慈善承诺和洛克菲勒中心的经济责任，也有家庭的经济需求。父亲明白，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而这是他必须满足的需求。但是，他认为我们都还太年轻，太缺乏处理大量资金的能力，离不开专家的监督和指导。说到底，他的父亲是在他到了4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将可观的钱财传给他的。而且，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祖父最初可能根本没有打算给他留下大部分财产。我猜测，父亲原本希望再等上几年，然后再决定如何分配他的财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罗斯福总统针对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说服了父亲在这个时候采取如此行动。1934年，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大幅度提高让父亲相信，如果他希望让我们能够独立起来的话，他别无选择。但是，他对我们成熟程度和经验程度的真正担心，促使他设立了信托财产，严格限定任何一个受益人获取收益、动用本金的条件。
父亲的初衷是给他的孩子们每人一小笔钱，然后逐年增加，直到我们30岁。信托财产的设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我们30岁之前，信托财产的收益除了支付给我们的以外，并不是用于再投资，而是分别捐献给数个指定的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赛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托财产开始运作的第一个整年，我只收到2 400美元，是收益总额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笔钱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学费用—除了学费以外，然后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亲在我上大学期间每年支付给我的。有时，我的确发现自己手头现金拮据，不得不请求父亲提前给钱。而他通常会把我的请求当做是教诲和指导的机会。他在1935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悦：
你在这个期间花的钱远远超出了预计的收益—如你所说，这当然是因为计划不当，是个错误……你当然想像得到，我对你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你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困境。当你每年获得1 500美元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问题。随着钱数的增加，好像困难也加大了。“财富越多，人越容易失去头脑”，这句老话很有道理。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计划好自己的开支，不再验证这句老话。今天我就把400美元汇到你的银行账户上。
1934年，父亲在设立信托财产的时候告诉我、劳伦斯和温思罗普，我们的信托资金所包含的资产远远少于他留给母亲和我们的其他兄弟姐妹的数额。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他的理由。他的信很好地描述了他对年轻与金钱之间危险结合的感觉：“我在第一次与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给你们3个小儿子留下与其他孩子一样多的财产。回头一想，我认定这么做对你们将是不公平的……首先，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你们陷入一种境地，使你们感到彷徨和无措，因为你们突然背上了沉重的、相对新的责任……第二，那样会……严重破坏你们在成长期间获得的指导和忠告的机会，而提供这种机会是做父亲的职责。”
但是，当国会在1935年提高了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时候，父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如果他不现在就提高自己留给3个小儿子的信托资产的话，他就会永远丧失机会。于是，他增加了我们的资产份额，并因此将所有的信托资产平均到了大约1 600万美元的水平。我是到了数年之后才被告知自己的信托财产数额的。
1935年6月中旬，父亲在我和迪克踏上欧洲之行后不久，给我写了封信：
我原本不应当现在就采取这个步骤，可是，形势似乎在逼迫我这么做。关于如何明智地管理和处理财产，要获得这种知识，最好是通过经验的逐步增长。我在赠送你们所有财产的时候，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占主导地位……我把巨大的信托资产给了你们。但是，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让我后悔这么做的。
爱你的，父亲
31。 选择职业
在毕业那年，我忙于撰写我那篇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毕业论文—《费边眼里的赤贫》（Destitution Through Fabian Eyes）。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在比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领导下，费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是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的眼里，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固有的责任。
韦布夫妇和其他费边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奠定了贝弗里奇的研究基础。贝弗里奇当时是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院长，也就是我此后不久前往进修的地方。贝弗里奇后来成了福利国家的主要设计人之一，而这种福利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得到认可。
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立刻从事什么职业。我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的事情，因为我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我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
多年来，我一直敬仰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后事以后，他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承担了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我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我感觉非常随意。我所认识的麦肯齐金并不符合我后来听说他在加拿大的名声：强硬、古怪、遥不可及。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我给金先生往渥太华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复，邀请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我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我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做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我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学过的课程。这不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识培训，而且还能让我在他人面前树立可信度，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因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响。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我决定在哈佛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我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个大学学习，我将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32。 一篇论文
我回到纽约之时，几乎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的安抚政策最终未能平息希特勒，也没能改变他创建德意志大帝国、让德国再次凌驾欧洲的目标。随着不可抵挡的闪电战吞噬了波兰，我读着报纸、听着电台，心中感觉越来越恐惧。那是一种新型战争，我不由得为自己以及我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的未来感到迷茫。
那年秋天，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我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我父母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便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住在“基魁特”对我来说在几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离佩吉麦格拉思很近。我父母过来过周末，但若非如此，我便是独自一人。我把祖父卧室旁边的起居室改成了我的书房。吃饭的时候，我享受着管风琴—听起来像是钢琴。我尤其喜欢《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的咏叹调。一旦我需要在知识探索的征程途中喘口气，或者在面对“白纸一张的恐惧”时，我可以打高尔夫、骑马、到娱乐房游泳，或者到俯瞰哈得孙河的树林里散散步。这种日子的确很惬意。
我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我的论文写作，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从事过需要如此集中研究、思考和写作的工作。此外，我完全是靠自己，没有教授可以依赖。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必须针对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主题撰写出体现创新思想的文章。
33。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1）
我的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话题的一方面：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水平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海克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信赖的是市场因素，而凯恩斯及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却认为，只有政府干预—包括赤字财政和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结合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组，才能使美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恢复到全面就业和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我所探讨的论点涉及范围较窄—工业产能的应用。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前一直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在那个时候，雇用着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大型工业公司—包括汽车厂、钢铁厂
等—是美国经济领域里唱主角的。由于大萧条的原因，这些工厂中有许多已经歇业，或者运行的规模只是其产能的一小部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局面意味着浪费，因为工厂没有得到利用，而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陷入严重的个人困境。许多人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或直接向失业人员发放救济的方式往经济领域投入资金，这样就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刺激私营部门的活力，而私营部门就会反过来利用其闲置的能力，提高人们的就业水平。我所论述的具体问题是，闲置的产能是否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被浪费了。
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总统都通过年度预算赤字在经济领域投入了资金。虽然形势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出现了缓慢的好转，国家还是有一支庞大的、似乎是永久性的失业队伍，工业产能的很大一部分还是闲置着。经济学家研究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我觉得有很多研究都没有能够准确地定义使用的术语，而他们的结论如果得以应用，有可能会导致不合适的、不明智的财政和管理政策。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报告，支持永久性政府干预的意见。有一个栏目提出“超低消费是一种痼疾，是工业组织现有结构形式所固有的”，而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是浪费，而且也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永久性公共计划，消除借贷限制，提高政府在经济生产计划方面的作用。
我觉得，更能说明为什么没能理想地实现工厂产能的全面、长期有效的解释是—“企业家的愚蠢和缺乏远见”。于是，既然不能指望商人制定明智的计划，就只能由其他人来承担这个角色了。
类似这样的论断引导着我深入探讨浪费的经济和道德含义，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没有得到应用的产能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浪费。我发现，这些论调的一�
![[戴维·w·赫尔_倪仅仁_译] 因祸得福--电脑簿案封面](http://www.bulamo.com/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