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下台元首-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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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强加给总统，甚至最后干预总统的助理班子。各部部长唯有总统才能任命，任何其他人不得过问。”

苏哈托的通告使苏哈托和军事司令官感到吃惊。没想到总统到了这个地步还敢反抗。软的不行就上硬的。苏哈托立即采取行动，决定逮捕15名内阁部长。苏哈托再次以总统的名义于3月18日颁布这项逮捕令。18日，15名内阁成员全部被逮捕，无一人漏网。当时苏班德里约还在苏哈托保护下，呆在总统府。一名记者曾目睹了总统卑躬屈膝的情况。说当他被迫离开总统府以便逮捕苏班德里约时，他低声下气地哀求雅加达警备司令阿米尔·马哈茂德：“阿米尔，不要杀他。”

与此同时，苏哈托将军任命了一批临时部长以填补内阁的空却。

在逮捕了苏哈托的内阁部长之后，苏哈托着手重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国会、最高咨询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政府机构。

这时重建的机构完全由苏哈托把持，苏哈托要求苏哈托总统“遵守宪法。”

1945年宪法既然授权总统任免部长，苏哈托认为苏哈托总统应组织一个新内阁以更换临时部长。3月27日，一个新内阁宣告成立。6名副总理中包括苏哈托、亚当·马利克和日惹的素丹哈孟库·布沃诺，几乎全是拥护苏哈托的人及其亲信。3月30日，新内阁宣誓就职。由苏哈托总统在国家宫宣读新部长名单，这使他感到难堪。他读了单子上前几个人名之后，他感到无法忍受，因为这些人全是拥护苏哈托的人。他突然宣布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他转身就走，把这张名单交给了第一副总理莱梅纳，让他把名单念完，自己径直离开了大厅。

1966年6月20日至7月6日，在史纳延体育馆召开了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开幕时，气氛仍很紧张。学生和其它行动阵线的人员不断出现在雅加达街头。拥护苏哈托和反对苏哈托的人截然对立。

苏哈托总统6月22日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上出现的情景，与往日在政治舞台上的样子大不相同。没有拿鲜花的姑娘，也没有雷鸣般的“朋加诺万岁？的欢呼声。只有装甲车和一个态度生硬的武装警卫。这个警卫与其说是保卫他的安全，不如说是防止他和人民接触，监视他的行动。

这次会议颁布了几项重要决定：其一是由苏哈托将军担任总统职务，其原因是苏哈托身体不适；其二苏哈托“伟大的革命领袖”这一头衔仍保留，但仅作为名誉而无合法权力；其三撤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1963年关于任命“伟大的革命领袖”为终身总统的决定。这次会议正式剥夺了苏哈托的权力，大大加强了苏哈托的地位，是苏哈托与苏哈托权力斗争中的转折点。

1。5政治生命的终结

尽管有了“3月11日命令”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的法令，苏哈托不愿永远藏在幕后，当一个影子总统。必要时他要到前台来。所以必须剥夺苏哈托的头衔。

这个行动从1966年12月16日就开始了。当时印度尼西亚法律学者协会和印度尼西亚法官联合会发出了“正义与真理的声明”。它扼要地提供了苏哈托总统卷入1965年9月30日共产党人政变的情况，主要是根据对奥马尔·达尼的审问结果进行逐点审议。因此声明要求：总统同共产党及流产政变的关系，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调查。声明敦促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以及最高检查官进行干预。声明被递交给包括苏哈托将军在内的国家最高当局。“新秩序”力量坚决支持对苏哈托采取法律行动的要求。

许多尖锐的攻击刺中了苏哈托的痛处、他变得更加恼怒。

对于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事件，他拒绝负责和提供一个完整、具体的说明。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才就他对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9点声明讲话”提出了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说明是以信件的形式于1967年1月10日提出的，内容空泛，使“新秩序”力量感到不满意。苏哈托总统说：“九·三0事件”的发生，对他来说完全是意外的，那是三种因素促成的：印尼共产党领导执行了错误的方针，阴险的“尼哥林”（“尼哥林”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略称，此词由亚尼将军所创造。）的颠覆，以及有些人是“疯子”。

苏哈托这时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许多老战友劝苏哈托辞职。这时传来了“九·三0事件”著名人物、陆军准将苏巴佐被捕的消息。他在各地隐藏了一年多之后，于1967年1月12日凌晨在哈利姆空军基地一名空军军士的家里落网了。苏哈托获悉这个消息时，脸上顿时苍白了。

2月7日，苏哈托总统写信给苏哈托将军、宣布他准备结束他在政府中的领导权，不过他坚持保留国家最高领导权。但这个声明为时已晚。次日，苏哈托和内阁以不满意为理由加以拒绝。苏哈托要求召开另一次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来解决苏哈托问题。

苏哈托总统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了。2月16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1967年3月7～11日召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解决苏哈托问题。对苏哈托来说，自动提出带有条件的辞职，总比被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解除职务好。因此，苏哈托总统于1967年2月20日宣布，为了迅速结束当前的政治冲突，他愿意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将军。这一次又遭到了苏哈托的拒绝。使苏哈托难以接受的是，苏哈托企图保留共和国总统、人民协商会议受命者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三个头衔。

1967年3月7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在纳苏蒂安主持下召开了。地点仍是位于雅加达和巴油兰近郊之间的史纳延体育馆。

天不作美。一大早晴朗的天，万道霞光。然而当参加会议的成员、来宾、观察家们以及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进入体育馆时，忽然风起云涌，乌云滚滚而来，一道道闪电从空中划过，接着传来一阵阵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装备着重武器的保安警卫人员把数以千名的学生阻挡在距离会场相当远的地方。前几天，大雅加达军区司令已下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行动。

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纳苏蒂安，这位大难逃脱的将军在主持会议，他和四个副主席的左侧是国会议长夏伊胡，苏哈托将军坐在右侧。由于天下雨，人人都淋得像落汤鸡。湿漉漉地头发贴着疲惫不堪的脸。苏哈托这位四星将军穿着湿漉漉的普通军装，脸上的微笑显得那么勉强。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苏哈托将军被国会任命为代理总统。苏哈托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或政府活动。“他不再真正实际地掌握国家领导权了。”3月12日，印度尼西亚最高立法机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它对苏哈托总统的任命，剥夺苏哈托所有宪法上规定的和潜取的职权。在普选前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任命苏哈托为代理总统，直到人民协商会议在普选后选出新总统为止。

然而，苏哈托慑于苏哈托在人民中的威望，没有正式剥夺苏哈托总统的头衔，也没有立即把他送上法庭审讯。在会议结束时，有个西方记者采访纳苏蒂安，要求这位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就苏哈托将来的地位作个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说明，并提出为什么要保留苏哈托总统的空头衔。纳苏蒂安将军引用了一个谚语说：“当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在丛林里遇到一只老虎时，他称呼这只野兽‘祖父’；假如他碰到一条鳄鱼，他称呼这条爬虫‘师父’，换句话说，在朦胧的丛林里，人们说老实话是不行的。”确实，他们对苏哈托这只老虎感到害怕，在人民群众拥护苏哈托的丛林中，战战兢兢地生活着。

苏哈托总统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6黎明的道路

1901年6月6日星期四，早晨天刚刚发亮，苏哈托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为此他得到一个雅号，叫黎明之子。他的父亲叫拉登·苏克米·沙斯罗迪哈佐，正如“拉登”这个头衔所表示的那样，是一个爪哇的土著贵族。他的母亲伊达尤·尼奥曼·拉伊，是巴厘一个婆罗门（僧侣）家庭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个穆斯林，母亲是个印度教徒，所以双方结合可费了一番周折。结婚之后，苏克米夫妇就住在辛加拉查，直到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苏加米妮。女儿生下后不到两年。苏克米经申请获准，调到苏腊巴亚（泗水），也就是在这里，苏哈托出世了。取名为库斯诺·索斯罗·苏哈托，不过在他童年时期，前面两个名字就弃而不用了，自后按照爪哇老百姓的方式，一直单单叫他苏哈托。

苏哈托的童年，说实在是够平凡的。出世后头几年有段时期，他的祖父母可能为了减轻他父母的负担，将苏哈托带到东爪哇南部土隆加贡他们老家。他就是在那里的乡村小学开始读书的。6岁左右，他家先从苏腊巴亚搬到附近的诗多阿佐镇，紧接着又搬到惹班。在惹班，他父亲被提升为一所二级乡村学校校长。家里搬到惹班之后，苏哈托就回来了，进入他父亲的学校，继续上小学。

他小时候是由佣人沙里娜看管，沙里娜对他影响很大。他把她当成理想化的人物，当作印尼妇女的象征，特别是作为构成全国人口主体的“小百姓”的代表。后来他在雅加达的塔姆林路建了一座“沙里娜”百货大楼，作为对她的纪念，苏哈托自称，在他一生中她是最有影响的唯一人物。“我是从她那里懂得热爱普通老百姓的，她本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她却有着不寻常的智慧。”

他父亲虽是一个小学校长，但薪金却很微薄，他和父亲住在惹班时也好，和祖父母住在土隆加贡时也好，确实尝到了贫困的滋味。每天只能勉强吃上一顿米饭。他是异族通婚所生，这对苏哈托影响很大。他深受爪哇传统文化的哺育，同时又是由他宣布求同存异的印度尼西亚统一的原则。苏哈托小时爱看皮影戏，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他影响较深。他在演说中常用皮影戏作比喻。苏哈托在小学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顺利地一级一级读上去了。

1916年，苏哈托进入荷兰语中学。他父亲通过朋友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关系使苏哈托进入荷兰语中学，并安排他住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这对苏哈托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佐克罗阿米诺托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主席，是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当时印尼处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运动，通过这位领导人对苏哈托产生了极大影响，促成了苏哈托民族意识的觉醒。佐克罗阿米诺托成了苏哈托政治活动的师傅和楷模。在中学里，他饱尝了作为殖民地学生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可以借阅苏腊巴亚神学会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他离群索居、博览群书，涉猎各种政治思想：杰斐逊的民主思想、韦布的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自称吸收了黑格尔、康德和卢梭的学说，还阅读伏尔泰的著作。

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他接触了一些促使他政治觉醒的人们，尤其是结识了东印度共产党（1942年改名为印尼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荷兰人亨德利克·史尼佛利特（史尼佛利特后来用马林这个名字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他的副手阿道夫·巴尔斯以及瑟马恩、慕梭、阿利敏等人。

苏哈托从佐克罗阿米诺托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善于把各类人物团结起来以及雄辩的口才。1917年他参加了青年组织“特里·科罗·达尔摩”，1918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爪哇青年会。他开始给《印地使者》报写稿，迈入新闻界，1921年，苏哈托从苏腊巴亚荷兰中学毕业，进入万隆工学院。在这里，他扩大了他与万隆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接触。他在这里认识了荷印混血种领袖埃内斯特·多威士·德克尔及其同盟者集普多博士等人。

1926年在他学徒阶段结束时，他已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了。1926年苏哈托从万隆工学院毕业，获得工程师学位。毕业后他在克萨特里亚专科学校担任教员，但因他在教学中富有煽动性而被解聘。此后，他和万隆工学院的同学安瓦里合办了一个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在这期间，他创立了研究总会。

他的家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1927年，苏哈托创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协会，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这一组织此后改名为印民民族党。

1929年12月9日，他举行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集会被捕入狱，被判4年徒刑，1931年12月31日，他被释放。他从狱中出来后立即投入印尼民族主义运动。1932年10月，苏哈托加入印尼党，并被选为主席。不久，苏哈托再次被捕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印尼。苏哈托利用日本人赶走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