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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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成这样的“协议”：山东巡抚李秉衡撤职；清方赔偿教堂损失费3000两银，
为教方在济宁、曹州、巨野各建堂一所，每处拨银66000两，新堂须树立刻明“敕建
天主堂”字样的石碑，并另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武城、曹县、鱼台七处各
建教士宅第上所，付银24000两；将“案犯”惠二哑巴、雷协身处死，萧三业、蒋三
得、张允等监禁五年；清廷降谕保护传教士，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事实
上惠、雷等人并不是真正的案犯，却无中生有地被抓来当了替身。清方为了尽快息
事宁人而不惜制造冤案，和天津教案中的情况类似。
　　　　这便是巨野教案（亦称曹州教案）的概况。
　　　　上述三案都是大而著名者，分别发生在19世纪60、70和90年代，具有阶段性代
表意义。
　　　　　　　　　　　　　　　　　　　　　　　　　　　　　积薪者和点火者
　　　　教案件件令人触目惊心，一向温和的中国人为什么对教方仇恨如此之深，不惜
抛头洒血作拼死抗争？最主要是教方经常性的、普遍性的侵略行为，直接而严重地
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其本能地激发反
侵略意识。在一定条件和场合下，这种意识就会宣泄爆发为反教行动。
　　　　　　　　　　　　　　　　　　　　　　　　　　　　　　　　罪状历历
　　　　教方在激起中国人反对的侵略行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欺压挟制官府，非法干涉政务。
　　　　自有了不平等条约做为自由传教的护身符之后，在传教士的心目中，中国官府
唯有保护他们的义务，没有约束他们的权利。教士每到一处，辄要求地方官府礼待
迎护，自己却骄横恣肆，为所欲为。稍不遂意，便对地方官府捏词指控。无论有无
官爵，辄与各省大吏抗衡。胡缚理的举动不失为一个例子。再如，发生巨野教案的
山东省，竟有教士自称巡抚，以一省最高长官自居，公然要全省各级地方官服从教
堂的指令。在巨野县，每个新上任的县官，必得先到教堂登门拜访，逢年过节，得
为其送礼。教士随便出入县府，干预讼事。
　　　　第二，侵占房产土地，盘剥中国民众。
　　　　自所谓给还旧址和“租买土地，建造自便”以条约形式确定下来之后，教方任
意勒索房产土地成为司空见惯之举。利用随意指索、强迫捐献、低价勒购、盗买盗
卖、强行霸占等多种手段和方式，获取了大量的房产土地。在川西，教会就占有良
田30万亩。据有人估算，到19世纪末仅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产价值就达3700万法郎＇注＇。
教方所占房地产，除了满足教务方面的需要之外，还出租剥削中国贫民，许多中国
人被迫沦为教会的佃农。有的教堂主人甚至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
　　　　第三，教唆庇护恶徒，制造民教对立。
　　　　教方大力发展教徒，在基于不同目的人教的中国人中，固然大部分是良民百姓，
但也有非分之辈，或如谚云“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注＇，倚教长势；
或本来就是无赖、痞棍之类人物，入教后更如虎添翼。他们“作奸犯科，讹诈乡愚，
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司，击毙平民，种种妄为，
擢发难数”。＇注＇
　　　　而一旦酿成讼事，“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
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
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注＇。这是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期间向清廷奏报中所说的
一番话。的确，许多教案就是这样肇发的。列强把领事裁判权实际上已非法扩及教
民。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公正评论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教民和他的广大同胞
分开，使他们成为外国人保护下的独立王国”＇注＇。
　　　　第四，侮辱霸占妇女，坏人婚姻家庭。
　　　　虽然反教舆论中对传教士桃色方面的指斥大大夸张了，但教士中也确有胡作非
为的流氓之辈，利用种种手段，侮辱妇女，教唆淫乱。至于干涉教民与非教民之间
的婚姻，破坏他人家庭之类的事情，那就更屡见不鲜。这类事情决不仅仅是道德价
值观念和习俗方面的问题，而是对人身基本权利的侵犯。
　　　　教方的种种侵略行径，从官方到民众各阶层的中国人中广泛地激起义愤。所以，
有时因为似乎不值得的“微嫌细隙”，就能酿成一场大的案事。就像积满了干柴的
场所，只要投入一丁点火星，便可能引燃熊熊烈火。教方就是这样的积薪者！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抗争如火如茶的形势下，一位
对西方文化有相当了解，不愿公开身分的知识分子，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致书
外国人办的《北华捷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教暴动只不过是中国人民屡受凌辱
与伤害而积聚起来的愤怒感情的总爆发，不论是中国民众还是知识阶层对教方的憎
恨，传教士应负全部责任。就连《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这样的西方人
士，也不能不坦率地承认：造成中国近代教案发生的根源，乃在于损害中国主权的
传教特权，来华传教士几乎毫无例外地利用这种特权进行非法活动，这就是发生一
切教案的直接原因。
　　　　　　　　　　　　　　　　　　　　　　　　　　　　　　　　反教官员
　　　　对于外国教会势力的侵略，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予以揭露和声讨。不仅诉诸舆
论，而且诉诸行动，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抗争，形成越燃越旺、遍地连天的火
海。
　　　　点此火者，是一个成分广泛的联合阵线。所谓“兵民与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
仇”＇注＇，就反映了这种情状。这是建立在民族自卫基础上的联合。由于所处地位、
所具身分不同，这个阵线中又显示出姿态各异的几个不同群体，通常以官、绅、民
三者分之。
　　　　所谓“官”，指各级官府中有权施政的人员。
　　　　清政府作为最高官府，它是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予其“传教”及其他各种
特权的主要责任者，较大的教案也都是由清政府出面与各国公使议结，被迫就范出
卖权益的。虽然清政府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并非毫无抗争之意，虽然长时间里，它
也试图以所谓“阳为抚循、阴为化导”的策略，对外国教会势力隐然做些抵制，虽
然有些中央官员仇教的情绪也相当强烈，但从总体上看，清中央政府的官员不属
“点火者”，而是“灭火者”，应排除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联合阵线之外。
　　　　省、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员中，则有不少人在一定时间里加入点火者的行列，
并且成为领导力量。贵阳教案中的情况就很典型。地方官员们反教，最直接、最主
要的原因，是因为教方无视其行的存在，逍遥其外，凌驾其上，直接干预政务，争
夺辖民，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亵读和侵犯，甚至成为直接受害者。而文化因
素尚在其次。所谓“其侮吾学也，不足虑；其挠吾政也，深可忧。其侵吾教也，不
足惧，其诱坏吾民也，则深可危”＇注＇，很符合他们的真实心理。中国地方官员对
教方挠政坏民的行径进行抵制，不仅仅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也具有维护国家主
权和民族利益的积极意义。
　　　　从地方官员们参加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过程看，并非始终如一。开始表现得比
较执着和勇敢。例如贵州教案中教方试图拿清廷的指令挟制地方官员，官员们则以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之，照样我行我素。但是，若辈毕竟是要对皇帝直接
负责的，朝廷对其终究有着有效的制约力。随着在外国侵略势力压迫下，地方官府
在这方面防范、控制的加强，他们就逐渐减弱了抗争的锋芒。
　　　　19世纪70年代以后，若辈就出现了自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阵线中退离的迹
象。到90年代末，清政府被迫承认传教士的官员资格。在《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
中规定，总主教及主教与督抚、摄位大司锋与司道、其余司锋与府厅州县各级官员
具有相应对等的品位，互相会见，按品级以礼相答；教民与非教民争执案件，由双
方商办拟结，遇有重大案事，须有教方公使或领事会同办理。这就进一步以“约法”
的准绳束缚了地方官员参加“点火”的手脚。
　　　　并非到此时就再没有留在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联合阵线中的官员。事实表明，
越是低级的官员在这一阵线中坚持得越久，态度也越坚决。
　　　　“七品芝麻官”中为此不怕丢乌纱，甚至能以死抗争者仍时有其例。例如有位
名叫阎少白的，在署江西永新县令任上，激愤于传教士对政务“干预把持”，“肆
行无忌，遇事生风”，得寸进尺，致使“教民得志，华民含冤”，势迫万难，而自
己又无力回天，遂为“维持大局，故不惜微躯敢以尸谏”，用一腔义愤写下了一份
请督抚代奏皇上的遗稿和四首绝命诗，自杀身亡。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岁
末。
　　　　　　　　　　　　　　　　　　　　　　　　　　　　　　　乡间的天敌
　　　　所谓“绅”，特指非“官”士绅，主体是“乡绅”。
　　　　绅是官的社会基础的中坚力量，其政治上有一定的功名资格，享有一定的特权，
是官僚队伍的退役者或预备队，与官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系。另一方面，绅又是不直
接当政的在野者，要承担“民”的某些义务和负担。其地位和身分介于官与民之间。
　　　　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投身到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阵线，主要也是因为其切身利
益受到教方的侵犯。从经济利益方面看，教方强占房产土地，必然严重损及乡绅，
因为他们在基层是房产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其华堂丽室、肥田沃土被教方指为教堂
旧址，或以其他借口勒索之事屡见不鲜，所造成的损失不仅房产土地本身，且往往
连同可供其剥削的佃户。
　　　　从政治权益方面看，乡绅们凭借其功名资格、财力物力、文犊翰墨的本钱，在
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负有“习惯法”所赋与的组织、管理和教化之责权，处于
“师”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是宗法制度下族权的控制者，地方武装（团练之类）
一般也由其掌握。这种权威给他们带来了优越感和种种特权。而传教士们不但横行
乡里，而且大力发展教徒并纵其不法，乡绅们首当其冲地深感自己的权威被冲击动
摇。过去对其毕恭毕敬、俯首帖耳的“鼠”辈，有些人教后便面目顿改，由“鼠”
而“虎”，乡绅们怎不生愤！
　　　　乡绅作为知识阶层，具有较敏锐的政治眼光，而其在乡在野的地位，又使其不
像宫那样直接受朝廷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自主权。乡绅凭着其在民众中的
优越地位和威望，足以起一呼百应的号召作用；而地方官府亦须依靠和庇护他们这
些“地头蛇”。士绅这种上承官下启民的特殊地位和条件，使其在反对外国教会侵
略的抗争中能够发挥显著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是反对外国教会侵略阵线
中的领导力量，与教方似有势不两立之仇隙。
　　　　　　　　　　　　　　　　　　　　　　　　　　　　　　拼死的老百姓
　　　　所谓“民”，系指非官非绅的广大民众。
　　　　民的地位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外国教会势力祸害最深。同治元年（1862年），
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教案事曾派员到民间密访，问起民众为什么要与教士拚命，民众
回答说：
　　　　　　　　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
　　　　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扶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
　　　　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拚命？
可见，教方妨害其生计的侵略活动，是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最直接原因。由于民受
害最深，抗争也就最坚决。当查访者问及“教方真的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的与他
打仗吗？”民众回答说：
　　　　　　　　目下受从教的侵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
　　　　……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
　　　　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真有个“听鬼如何凶恶，誓死决不投降”的顽强劲！
　　　　民众也受本国官、绅的剥削和压迫。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当中，民众与官绅能
够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上联结一气，是基于共同的民族利益。在这个联合阵线中，
民所占的人数最多最广，处于主力军的地位。但他们也本能地意识到自己与官绅的
不同。有查访人问到民众对地主官绅的看法，他们回答：
　　　　　　　　官府绅士，总是依他（指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