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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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摩而爆发的雷霆。据教方自己调查，在这以前，已经有54起较小规模的教案发生。
南京教案只不过是最为激烈惊人、最为典型的一次而已。其原因固然复杂，但应该
说主要导源于各具特质的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冲突。我们不妨以此案
为引线，深入到范围更广的事局中去看个究竟。
　　　　沈囗对传教士发起挞伐的主要理由是“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所谓“王化”，
辞义为“君主的德化”，实质上就是君主以儒家文化来教化、治理天下。沈囗的奏
疏中即称：
　　　　　　　　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纲纪，持纲纪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
　　　　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注＇
　　　　由此看来，“王化”不但能够涵盖和一般地指代儒家文化，并且将儒家文化与
王权有机结合起来，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一个“暗”字，则贴切地表达出对传教
士伤害王化行为方式特点的认定。再加以“阑入都门”，事态的严重自然就更变本
加厉了。
　　　　“暗伤王化”，可谓点明了明末反洋教舆论所轰击的要害点，不失为提纲挈领、
概括主题之笔。《破邪集》（或称《圣朝破邪集》），堪称集明末反洋教舆论之大
成的书籍，其中文章的作者林林总总，但主要是儒佛两家的联合阵线，他们言论的
基调，亦相合在对传教士“暗伤王化”的指斥上。
　　　　儒家士子们平日讲究的斯文全然没有了，从字里行间简直可以看到一个个怒发
冲冠的样子。他们这样向世人告警：传教士们表面上尊崇儒家，将其天主之道伪装
得与尧舜周孔之学好像无大差异，但实际上是“阴肆其教，排佛、斥老、抑儒，驾
其于尧舜周孔之上”，因此搅乱儒家传统，从来大变未有甚于此者！至于传教士对
儒家未敢像对佛、道那样公开责难，只是因为中国户尊孔子，家慕舜尧，而不得不
“傍篱其间耳”。他们这是采取“媚”与“窃”的诡计。媚能讨人喜欢，诱人从而
卑之；窃则不致使人惊异，便于从中混迹。而一旦待到爪牙各、血力强的时候，他
们就要咆哮着直闯素王之堂，把孔老夫子一口吞掉了！
　　　　作为传教士公然责难对象的佛门弟子，更失去了耐性，带着十二分的激愤大声
帮腔助战，千言万语并一句：不错，不错，这些可恶的夷种们，就是要“阳排释、
道以疑儒，阴贬儒宗而探学”！＇注＇
　　　　是耶？非耶？
　　　　　　　　　　　　　　　　　　　　　　　　　　　　　　　　移花接木
　　　　利玛窦在逝世的前一年，写信给教会官员，陈述其表面称道儒家，并利用他们
攻击佛、道的策略，言及有的中国人士认为他是个“拍儒生马屁的人”，为此，他
窃喜不迭，披露心曲说：
　　　　　　　　我热望其他人也会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因为我们如果不得不同三个教
　　　　派（指儒、佛、道）作战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会多得多。＇注＇真是一语
　　　　道破天机，利玛窦辈之所以表面不惜拍儒生马屁，而对佛、道不遗余力地
　　　　攻击，果真像他们的反对者所指出的，完全是一种计策。
　　　　利玛窦辈对儒家也并不笼统地概表肯定，而只是对所谓“真儒”表示推崇，他
们就是打着恢复和维护真儒的旗号攻代佛、道的，其基本逻辑是：早先的儒学才是
纯真的，后来的“新儒学”已被佛、道的邪恶浸染，许多号称儒士的人也已不是真
儒而成“俗儒”，应该将佛、道的邪恶成分清除掉，还儒学的本来面目。看来，利
玛窦辈的确很清楚儒家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以及儒、佛、道三家的关系格局。
　　　　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委实并非纯种传代，而是经历了先秦儒学、
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三种基本形态的递增发展。两汉经学已非儒学原型，而是以儒
道互补为特征的。宋明理学更形成儒、佛、道互补的复杂格局，最终确立了中国文
化的传统。儒、佛、道三家在打而成交的漫长过程中，别看佛、道两家有时也气势
汹汹，似乎不可一世，但实际上第一把交椅一直是孔夫子坐着——他的王牌是哪一
个要行“王化”的“真龙天子”都须特别紧持的。到头来，儒学伦理中心主义的特
质并没有被改变，反而借取佛、道两家有用的东西得以补益加强。
　　　　这并不是孔夫子本人的谦恭，应归功他的“嫡传”弟子们有取长补短的聪明。
至圣先师那一套大朴太实，缺乏哲学的内涵和思辨的机能。而在这方面，道有其长，
佛更甚之。取而补儒，便使之增添了几分奥妙和神秘，颇有些高深莫测的味道了。
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改造了佛、道，而不是佛、道改造了儒家。不管是本来的抑或
仙化了的老子；还是梵天释氏，到头来只能给孔夫子做个左膀右臂罢了。
　　　　利玛窦辈想必看破了其中真谛，所以不先与孔夫子正面交手，而拉着架势与佛、
道打斗，说穿了，就是要从侧后迂回把孔夫子的左膀右臂出其不意地卸掉。他们并
不是真的要使儒家反朴归真，而是要移花接木——在辟佛、道的幌子下，以西方的
天主来偷偷地、巧妙地取代孔夫子。在这方面，利玛窦的手段可谓高矣，他们确能
瞅准关键的地方来偷梁换柱。
　　　　　　　　　　　　　　　　　　　　　　　　　　　　　　　借“天”发挥
　　　　儒家经典中不是也有“天”、“上帝”存在吗？利玛窦辈就在这上面大作文章。
譬如《天主实义》的第二章中，就有十几处引用了儒家经典中含有“上帝”用语的
章句，旨在论证儒家经典中的“天”、“上帝”，与基督教中的独一真神“天主”、
“上帝”是同一的。利玛窦辈千方百计地赋与中国儒家经典中的“天”以万物创造
者的神性，而否定它是自然造化的产物。为此，公然非难儒家关于“太极”为天地
万物根源的理论。
　　　　实际上，中国的“天”与西方的“天主”相异甚远。先秦诸子除了墨家之外，
其他各家对天的神性一般都是否定的。儒家对天的认识颇注重于实际现象。孔子谈
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也有过“获罪于天，无所
祷也”的话，表面看似乎是把天视为有意志的神，但实际上是说事情违背了定理，
向不可知的天祈祷也没有什么用处。到了宋代朱熹，更明确地将“天”与“理”对
等起来。中国儒家的“天”，虽然亦未脱尽从远古遗传下来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主
导趋向是不断加强伦理化和政治化的改造。中国也祭天，但与西方对人人有权尊奉
的独一真神上帝的礼拜迥然不同，祭天在中国封建时代是只有“天子”才享有的政
治特权，别人如果祭天，就是僭越甚至谋逆行为。
　　　　故此，反洋教斗士们引经据典，或针对天为上帝所造的神话，阐释天是由阴阳
二气生化而成，非有所造而成；或针对利玛窦辈对太极说的驳难，论证该说的正确
和与儒家关于天的理论的吻合；或针对教士们极力宣扬的“天”当由世人共拜的说
教，发出“天至尊不容僭，祀有等不容越”的呼号……他们把“邀天、亵天、僭天、
渎天”的罪名一股脑儿加给了传教士，真可谓不共戴天。
　　　　　　　　　　　　　　　　　　　　　　　　　　　　　　　　　换心术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利玛窦便巧妙又厉害地施个“换心术”。
　　　　孔子学说中的“仁”分明是以“人”为本的。对此，孔老夫子本人以及孟老夫
子都不厌其烦地予以强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也者，人也”；
“仁者爱人”，如此等等。基督教义中虽然也讲“爱人”，但那是由敬爱上帝的最
高原则派生的，爱的基点和前提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
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利玛窦正是用这一神本的精神篡改仁的性质，明确提
出了一个“仁也者，爱天主”的命题。
　　　　就达到仁的手段和途径而言，儒家学说认定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能够通过自
我完善的过程来达到仁的境界。而利玛窦却以基督教的原罪说实质上即性恶说为根
据，否定人的自我完善能力和目的，强调只有爱天主才能实现仁。
　　　　忠君孝亲乃儒家纲常的要义，也是“仁”的根本之点。“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主要就是讲忠君孝亲的重要。传教士们煞费
苦心地要改变其实质。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持论：我君与我是主与臣，我父与
我是父与子，但比之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上述区别尽消，主仆、父子皆兄弟。无
论我们的亲人是多么亲近，他们都比天主远离我们。他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宇宙
三父”说：宇宙有三父，一为天主，二为国君，三为家君，以天主为至上；做儿子
的，只要服从天主的意志，虽然违背国君和父母，也不妨碍他为孝子。这分明是以
基督教义来读乱儒家纲常，是其“换心术”中的重要一招。
　　　　对利玛窦辈的招术，反洋教斗士们中间有些人是非常敏感地察觉和看破了，故
一针见血地指出，利玛窦与孔子所言的仁大异其旨，’“未达一本之真性也”！他
们对利玛窦辈篡改忠君孝亲所体现的“仁”之要义，尤其不能容忍，义愤地驳难说：
　　　　　　　　爱亲仁也，敬长义也。天性所自现也；岂索之悠远哉！利玛窦独尊天
　　　　主为世人大父，宇宙公君，必朝夕慕恋之，是以亲为小而不足爱也；以君
　　　　为私而不足敬也。率天下而为不忠不孝者，必此言也。＇注＇
　　　　这种驳难到头来不免大动肝火：
　　　　今一事天主，遂以子比肩于父，臣比肩于君，则悖伦莫大焉！＇注＇
　　　　　　　　　　　　　　　　　　　　　　　　　　　　　　　妥协的背后
　　　　在忠、孝两者当中，“孝”对事局的牵涉尤为紧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当中可
谓基下之基，核中之核。由历史悠久的宗法社会孕育出来的这一观念，成为中国传
统伦理道德的本位。天地君亲师，以亲为枢纽。即使忠君，也是以孝亲为本的。因
为“国”乃“家”的扩大。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正是揭示这一
关系的。由此便可以理解，从慎终追远意义上体现孝亲的祭祖，就是非同小可的事
情。所以，祭祖始终是与教方相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根本上说，中国祭祖并非宗教仪式，而是伦理教化的手段。《礼记·祭统》
中很明确地把“祭”视为“教之本”，与“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
其亲”联系起来。可见，祭祖主要是为了教化活人的。
　　　　早在先秦之时，这种伦理虔诚便达到了极其严肃的程度。譬如曾有过所谓“立
尸而祭”的事情，就是以活人乔装祖宗死尸而供祭拜，并且惯以行祭者的子侄辈来
充当乔装者，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长辈向晚辈叩头了。可是不管是行祭者还是乔装者
都不敢有丝毫的戏谑。后来，这种方式是不用了，但祭祖的伦理传统的约束力却有
增无减，成为一种社会性、民族性的极其普遍、极其严肃的习俗流传延续下来。
　　　　聪明的利玛窦想必体察到了这种力量的顽强，所以他在力图改变儒家孝道的伦
理实质的同时，半是出于策略、半是因为无奈，表示了对祭祖仪式的容忍。但是，
他的同仁中有人认为这种妥协未免太过分了，而勇敢地表示应将祭祖作为偶像崇拜
予以反对。结果，他们立即招来了难以抵挡的口诛笔伐。沈榷就把“直劝人不祭祖
先”作为指控远夷暗伤王化的主要罪状之一，激起了广泛的共鸣。
　　　　不仅在祭祖问题上，从对华传教的基本策略方针看，当时教方内部也存在着分
歧，利玛窦属于温和务实派的代表人物。但即使“利氏传教术”，从根本L说也是要
“暗伤王化”的，即力图用隐晦的方式，从学理的实质上，改造作为封建统治者用
以教化、治理天下的思想武器的儒家文化；在所谓“合儒”、“补儒”的幌子下，
达到“超儒”、“代儒”的目的。这自然会有害于王权。从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
从这个意义上，我OJ说反教斗士们对利玛窦辈暗伤王化的责难并不虚妄。
　　　　　　　　　　　　　　　　　　　　　　　　　　　　　同一基地的两极
　　　　既然利玛窦辈果真是暗伤王化，对他们发起挞伐者自当属王化的维护者，那么，
对他们持竟让态度甚至接受洗礼的“容教势力”，就是王化的叛逆了吗？
　　　　　　　　　　　　　　　　　　　　　　　　　　　　　　　蹩脚的孔雀
　　　　其实，士大夫中的容教者也没有跳出原来的基地而转到王化的对立面，他们所
高举着的同样是维护儒学、维护王权的旗帜，这与反教的士大夫并无二致。他们当
中有些人真的相信，洋教士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