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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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风波虽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却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中，他不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宽政有宽政的好处，也有弊端，严政有严政的好处，也有弊端。宽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现出来了，严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显。想来想去，乾隆觉得只有宽严相济这一条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岁的杨名时病逝，乾隆赞扬他“学问纯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头衔，谥号“文定”。
杨名时去世后，政治气氛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乾隆第一次让李绂尝到了苦味是因为保举进士之事，李绂这个人特别爱才，推举人才这事让他很兴奋，结果李绂推荐了一大堆，还让同僚跟着自己一起保举。
不知为何，乾隆对此很不高兴，觉得李绂这个人爱慕虚名，指责了他几句。李绂随后回奏说：“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圣上教诲，以后一定永远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说：“你这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哪个臣子‘妄言’而加以处分，你这么说是企图避重就轻，降二级以示警戒。”
乾隆八年，李绂请求告老还乡，乾隆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要上奏的？”李绂说：“慎终如始。”七年后，李绂在家乡临川逝世，乾隆对此非常冷淡，连个谥号都懒得给他。
接着来说说谢济世，他的命运也不比李绂好。有一段时间，谢济世负责重新编纂《大学注》《中庸疏》等书，删去了曾经被雍正指为“怨诽”的文字，并说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结果，乾隆大怒，让他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骂他跟程朱有云泥之别。
乾隆二年，谢济世上书建议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贰”，乾隆听了，逆耳得很，指责他废话一大篇。谢济世没想到，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明君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裁了，这对一个御史来说真是一场悲剧。
乾隆二年，劝谏的人越来越少了，谢济世压抑得厉害，居然斗胆劝谏，还说正因为半年以来没人进言，自己不能跟着别人一样沉默。不用说，谢济世又触了逆鳞，乾隆痛骂他上奏的言论怪诞支离，分明是想通过攻击君主博取名声，居心阴险简直是国家的害虫。
谢济世快崩溃了，在崩溃之前他作出了一个明智的抉择，请求乾隆允许自己回家照顾老母。乾隆心想，苍蝇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净许多。乾隆让他担任湖南粮储道，换句话说，就近照顾老母，不断你的工作，继续拿薪水。
尽管远离了京城，谢济世还是没有远离麻烦，湖南巡抚蒋溥跟谢济世有私怨，向乾隆告发谢济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诋毁程朱的罪名，要对谢济世进行惩罚，不过好名的乾隆又说自己从来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谢济世把书烧毁就行。
谢济世死于乾隆二十年，在死之前乾隆准备整他，幸好那时谢济世已经垂垂老矣，还没逮捕，就已经撒手人寰。
谢济世死后十三年，风波还没有消停，受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在谢济世的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着》。乾隆看过该书后说：“如果谢济世还活着，朕一定将他明正典刑。”
这就是御史谢济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如同明星，只是一种光环，谢济世也许永远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第三章收十父亲遗留下来的摊子
乾隆了解到张照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是解决麻烦的人，便将他调回京城，任命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
边疆难题
雍正猝然离世，虽然给乾隆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局面，但也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新皇帝，战争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乾隆也意识到这点，他对大臣说：“现在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对苗疆用兵。”
西南民族问题是历朝历代执政者都关心的问题，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酋长制和中央集权的结合，有点民族自治的味道。土司相当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职位可以世袭，但必须听从中央政府的指挥，除了要缴纳规定的税收之外，还得听从号令，以便得到中央政府赐予的爵位和名号，有了这些，土司的统治才是合法的。
土司制度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对于这些地方的人民来说，他们不仅要承受中央政府的剥削，还得承受土司的剥削，一般来说，土司的盘剥比中央政府更厉害。由于土司是封闭地区的小霸王，只要他们不作乱，中央政府一般不管制他们。贵州地方上的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时人记载，苛捐杂税是汉人的十倍以上。
不同土司之间，往往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力大打出手，结果导致这一带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发。在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缓和这些地方的矛盾，削弱土司权力，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治理。
雍正上台之后，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非常重视，曾派遣鄂尔泰、哈元生等将军前往西南，征剿并用。然后，雍正在这里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什么是改土归流政策呢？其实这是个简写的词语，全称是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土司的特权，从而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从政治和经济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然，雍正的这个做法还能起到瓦解地方势力的作用，消弭帝国内不安定的因素。
你要拿掉土司的饭碗和权力，土司当然不会答应，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中央政权反抗，但是必要的挣扎还是会有的。雍正从不指望土司们会乖乖听话，所以他让鄂尔泰率领重兵，以武力推行这项政策。
武力终究还是管用的，任凭土司们再顽抗，终于抵挡不住鄂尔泰的大军，就这样鄂尔泰控制了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雍正高兴，封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拜保和殿大学士，担任军机大臣，兼任兵部尚书，外加一等伯。
但是，鄂尔泰在雍正九年返京之后，苗疆人又开始活跃了起来，叛乱的苗头时燃时灭。雍正十二年，苗疆一带谣言四起，说是苗族会出现一个王，带领大家走向新世界。谣言出来后，就有闹事者，叛乱从古州开始，八妹、高表等苗疆人以官吏征粮不公为由，发动起义，叛乱之火迅速蔓延开来。
叛军迅速飙升到两万多人，攻打当地的驻军。刚开始的时候，清军对叛乱表现得非常迟钝，在兵力布置上也有很多失当的地方。贵州省有三万驻军，但是一些紧要州县却只有几十个官兵。在台拱，有一名参将，一千驻军，苗人起义后，将驻军团团围住，驻军竟毫无办法。最后，哈元生带领六路兵马，历经重重艰辛，才把叛乱给平息下去。
奇怪的是，在台拱附近的黄平县和清溪县，只有几十名驻军。这么点人，让他们作战完全不可能，就算是守城池，都显得寒碜。
苗变之后，雍正对各级官员的无能非常愤慨。雍正严厉斥责古州的文武官员镇压不力，听到叛乱，没有在第一时间予以扑灭，导致叛火越来越大。总兵韩勋带着三千人马在王岭击败苗人后，没有对逃众进行追捕，也受到了雍正的批评。清平县的县令邱仲坦，看苗民围攻邻县的时候，严令本县的人不得逃避，等到苗民攻打清平时，他顿时吓破了胆，自己率先逃跑……
总之，这些官员的表现让雍正很失望，加上他们互相扯皮，把责任全都推给别人，雍正很生气，决定重拳出击，快速平定苗疆之乱。
雍正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随后，雍正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钦差大臣，副都御使德希寿协助张照前往苗疆。为了保证这场战斗在最快的时间里取得胜利，不久，雍正又任命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以及户部尚书魏廷珍和工部尚书徐本等人一同前往苗疆。高层阵容相当豪华，甚至给人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兵力方面，除了贵州本省的官兵外，又从广东广西调兵八千，湖南湖北调兵五千，云南四川调兵一万七千，直隶调兵五千。合计有四五万的兵马，皇上亲自指挥，钦差坐镇苗疆，扬威将军率领六省大军会剿，论理是没有理由不速战速决的。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如此气势磅礴的阵容，居然时时受困，处处不能奏效，官员之间仍旧继续扯皮。由于都是大人物，底气很足，互相不服，各自为政。看来，雍正这位管理高手对用兵终究有些外行，豪华阵容往往很难收到效果，打仗不是比品牌，看的是实效。譬如，雍正任命张照为钦差大臣，张照当然不是一个庸才，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名传遍天下，可惜在打仗这块他完全是个外行啊！
在指挥权这方面，雍正也没有分清楚，这么多大佬聚在一起，意见相左，指挥起来难度非常大。最后，指挥无力，征讨无功，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征剿不力，官兵们怕被皇帝处罚，开始杀良民邀功，由此战争陷入恶性循环。从一开始，清军作战就完全乱了套，后面更是如此，不分良民乱民，一概砍头。清军的暴行激起了苗民的激烈反抗，征讨战深陷泥淖。
一直到雍正去世，叛乱仍在继续，没有丝毫扑灭的征兆。苗兵接连攻下黄平、清平、余庆、清溪等县，兵锋所至，清军疲于奔命。贵州省内的汉人纷纷逃亡到邻近省份，全国震动。
乾隆点将
雍正并没有留给乾隆太多的难题，苗疆之乱算是一个。
古州叛乱发生后，鄂尔泰引咎辞职。张照来到贵州后，并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平乱上面，由于鄂尔泰是他的政敌，他进一步攻击鄂尔泰，说改土归流并非善策。张照甚至怂恿哈元生攻击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拒绝了张照。
张照看无法拉拢哈元生，便支持董芳，从而导致前方将帅不和。董芳虽然是副将，但由于有张照的支持，可以调动的兵力反而比主帅哈元生多。
乾隆即位后，很多人都在说改土归流政策不好，有的甚至主张放弃苗疆。在这件事上，新皇帝表现出了自己的魄力，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兵，肯定改土归流的政策。
由于乾隆曾亲自处理过苗疆事务，倒也没有显得束手无策，他采取了三个大动作。
一、撤换前方主帅。乾隆了解到张照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而不是解决麻烦的人，便将他调回京城，任命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张广泗隶属汉军镶黄旗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曾经跟随鄂尔泰处理过苗疆事务。雍正六年，张广泗先后平息苗疆之乱，因战功擢升为巡抚。后来，张广泗又带兵讨伐准噶尔，因功擢升为湖广总督，此人是个实干派。
二、乾隆下令禁止前方战士滥杀无辜，要求将士们剿抚并重。对前方将士杀良冒功的行为，乾隆早已有所耳闻，他知道这么下去，只会让这场战争变得遥遥无期。只有一手拿兵器，一手拿橄榄枝，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争。
三、乾隆批驳放弃苗疆的言论，坚持改土归流政策。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放弃苗疆的人也不是说任由苗疆从祖国分裂出去，只是说不管那里的事，他们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混乱抱着这种态度，威信何在？乾隆深谙此道，所以坚决反对。
虽然雍正因为苗疆之乱，生前曾后悔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乾隆却坚持这个政策是对的，应该说确实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胆识的。
张广泗来到前线后，细致入微地了解基层情况，总结出清军的利弊得失，找出劳而无功的根本原因。张广泗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详细分析了清军的失误，这些失误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将帅不和、指挥失当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轻敌，叛乱发生后，地方官对事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大家都以为苗人叛乱不过是一阵风，很容易扑灭。二是战略失误，清军虽然有几万官兵，但兵力绝大多数用于沿途布防，这样无疑是分散自己的势力，真正用于打仗的兵反而很少了。所以，张广泗强烈建议，集中优势兵力，直捣对方老巢，击溃对方主力。
乾隆看完奏折，深为信服，立即赋予张广泗军政大权，让他放手征剿。
张广泗在镇远纠集大军，亲自选拔精兵良将，对他们面授作战机要。一切布置好之后，兵分三路，一路进攻上九股，一路进攻下九股，张广泗则亲自率兵进攻清江。
乾隆元年春，张广泗又增进八路人马，陆续攻破许多苗寨，苗人不敌，纷纷躲进牛皮大箐。牛皮大箐并不是什么牛皮帐篷，而是指苗岭的雷公山，海拔两千多米，苗人认为雷公就住在这上面，在雷公山上面用牛皮搭建的住处就叫牛皮大箐。据说上面危岩刺云，雾雨冥冥，极为险峻，上面的苗寨绵延几百里。
苗人躲在这里，以为官兵不可能会爬到这上面来，盘算着等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