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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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都管不了。
还有一些地方，连经过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都没有，这些地方通常是由当地的头领控制，这种制度又叫做土舍制。土司和土舍们表面上臣服于中央，实际上都是林林总总的割据政权，他们和中央政权利益有冲突。明朝就作出了一些改革，对于一些条件允许的地区，取消土司制，实行郡县制，派遣流官前去治理。改土归流思想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实行得比较少。
到了雍正的时候，土司制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土司们对属民的加派问题日益严重。事实上，属民完全沦落为土司的奴隶，土司杀死属民好比杀一条狗，土司抢夺属民的子女根本不会受到任何追究。很多土司私定刑罚，私设刑堂，以致属民很长时间只知道有土法而不知道有国法。
土司与土司之间经常为了掠夺土地和人畜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有些土司的势力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在明代，土司甚至对中央政权发动过进攻，清朝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土司抢劫的事情经常发生，中间有大量的汉人被屠杀。有的土司统辖数百里地，拥兵数万甚至数十万，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彭氏、云南丽江土司木氏、贵州水西土司安氏等等，他们拥有大量的地盘和军队，甚至有自己的官吏、法庭和监狱。
这些土司们俨然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妨碍了一个国家的统一，也不利于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雍正是中国专制独裁的集大成者，他不能允许大清的版图上还有其他土皇帝。
土司的罪恶由来已久，不光清廷想整治土司，属民们也强烈地渴望摆脱土司的控制。有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要求离开土司，申请归地方政府管辖。
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清政府里有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对土司制进行改革，云南提督蔡毓荣说：“土司时代承袭，既不是通过选举，也不是通过中央任命，很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有人甚至提出，土司制度是天地间的缺陷，如果任其发展，则会养虎为患。
雍正二年，幕客蓝鼎元还提出削弱土司的具体办法：根据土司所犯的罪行轻重，削夺土司的村落，缩小土司的管辖范围；罪行严重的，则直接剥夺其土司的头衔，将其统辖的地方和属民交给州县管理；若是不方便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就将作恶的土司除掉，将他的领地分给属民的子侄和亲友。
在改土归流之前，清政府首先对土司进行分化和削夺。
鄂尔泰的建议
对于土司问题，朝臣们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广西巡抚李绂认为土司固然可恶，但也是维护少数民族稳定的一种力量，所以，现在还没到推行改土归流的时候。
雍正对土司的恶行深恶痛绝，他屡次对云贵等省的提督谈到土司的恶性，让他们加强对土司的管理，当然，雍正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加强”措施。
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要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的村寨边建营房，还准备增加防汛设施，这无疑涉及拆迁。当地的土司不肯合作，用大石头堵住路口，不让清军创建营房。当时，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提督马会伯都想用兵，不过雍正没有批准，他认为两人虽然有道理，但担心他们年轻孟浪，怕他们没处理好事情，反而惹出更大的事情来，所以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雍正派何世璂为贵州巡抚，何是招抚派，他认为用兵只会把事情闹僵，只有招抚才行之有效。然而，何世璂上任之后，没看他有什么招抚绝招，一无所成。
三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不久，召高其倬回京，询问他关于少数民族的意见。高其倬主张出兵，高其倬实在是太了解土司了，这些土司无法无天，除了武力他们什么都不买账。第二年春，雍正询问鄂尔泰的意见，鄂尔泰来到云南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亲眼看到一些土司烧毁清军营房。鄂尔泰也主张用兵：“穷究到底，杀一儆百，让他们不敢再犯。”
雍正很看好鄂尔泰，认为他是才德兼优的大臣，一定能够担负这个使命，便同意了他发兵。
在长期的用兵过程中，鄂尔泰对土司问题看得更加透彻了。九月，他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鄂尔泰说：“这些土司互相残杀，互相掠夺，不少无辜的汉人被害，属民们生灵涂炭，这是边疆大害，不可以不除。只有实行改土归流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是擒拿首恶，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鄂尔泰还提到改土归流有失败的可能性，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朝臣的批评，所以，这件事要做好必须殚精竭虑。如何改呢？鄂尔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的人，只要没收他的田赋就行了，根据他的家庭人口，给予一定的补偿，并授给他们终身的官职，以资鼓励。这些措施目的是让土司懂得反抗不如归顺。
雍正对改土归流政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最开始不赞同到调查研究，再到最后赞同。这个过程离不开他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父业子竟
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兵分三路，进攻长寨，一路途经谷隆，一路途经焦山，一路途经马洛孔。随后，鄂尔泰亲自来到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
长寨等地是苗疆的心腹地带，这里的土司尤其猖狂。夏天，官兵们焚烧敌对土司的寨子，可是没有抓到他们的首领。副将刘业浚作战犹豫，迟疑不前，贻误战机。鄂尔泰便任命总兵石礼哈前去搜剿，石礼哈大获全胜，歼灭了敌人的首从，缴获弓弩四千五百多张，毒箭三万多支，铠甲和牲畜更是不计其数。
鄂尔泰便在这里设置参将营，扼守这一带的险要。鄂尔泰还在这里设立了保甲，推行保甲法。接着，鄂尔泰趁着余勐未歇，又在广顺、定番等地招抚了六百八十多个寨子。不久，在永宁、永丰、安顺等地招抚了一千三百九十八个苗寨。贵州西、北、南三面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鄂尔泰便集中兵力向东面的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攻。
根据鄂尔泰的说法，这里的苗患更甚于土司，对这里的苗人，连贵州土司都钳制不了。苗人地盘蔓延几千里，在这里盘踞着一千三百多个苗寨，古州在其正中间。
六年，鄂尔泰推荐贵州按察使张广泗率兵剿匪。张广泗是个实干型人才，他带兵深入古州地区和古州江流域，雷山县地区、九股河上游地区以及丹寨县等地区，也都被张广泗给降服了。张广泗拿下这些地盘后，在这里设置了厅县，安排了同知等官员处理民事，并在各地驻设官兵。
古州和台拱等地设置流官之后，土司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还没平定多久，苗人几次想暴动。雍正觉得，苗人如此不安分，一定是缺少教化，便安排几个大官到贵州去训导，可惜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年，古州和台拱还是发生了叛乱。叛乱者以古州和台拱为中心，攻陷黄平，洗劫凯里，围困丹江厅，气势汹汹。雍正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董芳为副将军，领兵剿匪。七月，雍正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总理苗疆事务大臣，还让允礼、弘历、弘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协助张照处理苗疆事务。
张照到任之后，反对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政策，密奏雍正，改变改土归流政策，放弃苗疆，所谓放弃不是允许其独立，只是说不插手苗疆的内部事务。张照还拉拢哈元生一起弹劾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不愿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张照转而拉拢董芳，不断在雍正面前夸奖董芳，诋毁哈元生。
张照是才名满天下的大学士，对军事一窍不通，他来到苗疆后，整天就想怎么搞垮鄂尔泰，心思很少用到正事上面来。在张照的理论轰炸下，雍正逐渐对改土归流的政策产生了动摇，到后来，他已经完全相信了张照的话，认为改土归流不是一个好政策。
乾隆即位后，罢免张照，重用张广泗，最终完成了改土归流的改革。
云南的土司也相当猖狂，乌蒙、镇雄、东川三个土府地域辽阔，土司势力强悍。这三个府以前都属于云南，朱元璋收取天下后，将这三府划归四川。明朝曾经打算在镇雄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来因为当地的土司陇氏反对而作罢。康熙三十一年，清政府也准备对东川实行改土归流，但由于撼不动土司的利益，改革徒劳无功，流于形式。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鄂尔泰建议雍正将东川再次划归云南，得到雍正的同意。雍正让总兵刘起元驻扎在东川，随后鄂尔泰奏请马龙州知州担任新任的流官知府。就这样，在东川成功地实行了改土归流，无非是增加了两种东西，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衙门。
接下来轮到乌蒙和镇雄了，乌蒙的土司是禄万锺，镇雄的土司是陇庆侯，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小，所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他们的叔叔禄鼎坤和陇联星手中。鄂尔泰让刘起元招降禄鼎坤，禄鼎坤被招降后，禄万锺邀请陇联星一起攻打禄鼎坤。鄂尔泰遂派哈元生支持禄鼎坤，接连攻破关隘，禄万锺败退到镇雄。鄂尔泰又招降陇联星，陇联星投降后，禄万锺和陇庆侯等人逃到四川，后来也投降了。
就这样，乌蒙和镇雄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哈元生因为屡建战功，很快就升为云南提督。
当然，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叛乱是家常便饭，但也没有能阻止新政策的步伐。从雍正四年到雍正去世，接近十年的时间，基本上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六省完成了改土归流改革。
第十一章雍正与外国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开放海禁
如果说明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近的话，那么自清朝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显得更加密切，尽管有些交往不一定是友好的。
雍正的对外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康熙的，但是也跟康熙有些不同。康熙对于西方的传教士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利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反感他们传播天主教，尤其对教皇格勒门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厌恶。
清初有两次禁海令，第一次发生在顺治朝，结束于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撤销之后，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很快，海外贸易就繁荣起来，中国商人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渐频繁。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后来却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跟现在有些留学生不回国一样，康熙很快就发现，每年出海的船只有千余艘，回来的却不过五六成，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就相当于大量的财富和人口流失海外。中国古话说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想不流外人田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禁止跟外面交流。
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再次颁布禁海令，明文禁止出海南洋。这就是清初的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禁止中国船只出航日本，也不禁止外国船只来中国，但是却严格禁止中国商人去南洋经商。只进不出，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禁海令显然不利于贸易的发展，沿海的许多商民对此很不满，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可以禁海，我可以走私，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直到雍正继位，海上走私依旧猖獗。台湾官员蓝鼎元是一个反对海禁的学者，雍正二年，他上书说：“福建、广东沿海等地，人稠地狭，耕地不足，当地居民靠海谋生的十有五六。他们往往在内地制造一些精美的手工品，这些手工品在内地是随处可见的便宜货，但是如果运到外国，就可以当成珍稀物品来卖，每年都能赚取巨大的利润，这就为我们中国敛聚了大量的财富，光是海关收入这块就不小了。禁海之后，百害无一利，只会让沿海居民越来越贫困，迫使以前的商人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变成盗贼。”
蓝鼎元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观点，但是雍正坚持康熙的路线，认为海禁政策宁严勿宽。蓝鼎元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商人不回来这个问题，商人不归国家的税收就少了，这才是清廷禁海的真正原因。
雍正三年，福建省秋季欠收，第二年春又闹饥荒，许多地方出现抢米事件。沿海的一些官员借此再次提出开放海禁，以缓解饥荒。
福建巡抚毛文铨奏称：“往年开洋之时，有很多洋船到厦门，各省的商人都到厦门来贸易，税收多得不得了。可是海禁以来，几乎就没什么税收，恳请皇上开放海禁。”
闽浙总督高其倬也上奏：“福建这地方地狭人稠，没多少田地可耕种了，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