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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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意义的一战。
为了进占辽东，争取汉族人民，在进入辽沈的前夕，努尔哈赤调整了对汉族人民的政策，过去攻城略地，遇到汉人稍有反抗，就格杀勿赦。比如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努尔哈赤追杀尼堪外兰到鹅儿浑城（属于浑河部），破城以后，将城中十九名汉人全部杀害，只有六名中箭的，被驱逐出境［46］。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明军杀了后金在浑河两岸割谷的七十人，努尔哈赤由抚顺关侵入明境，俘虏汉族农民一千多口，回到抚顺关时，残杀了三百多人［47］。事后，在致明朝边吏的书中还说：你杀我耕奴一百，我就杀你耕奴一千［48］。这里，反映了他复仇主义的反动民族政策。但在进入辽沈的前后，努尔哈赤改变了对汉族人民政策的某些做法，在一般情况下，不肯轻易擅自杀害汉人［49］。对于主动归顺的汉人，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热情欢迎，优礼厚待，甚至派人专门接待和迎接［50］。凡是在辽东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前来后金做佣工的，也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入境后给予饮食，年终归去给予较多的钱，几乎做到来去有礼。努尔哈赤重新调整对汉族人民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攻城略地时，借助于汉人的力量［51］。同时，汉族人民是辽东的主要社会生产力，屠杀汉人对于后金发展生产极为不利。努尔哈赤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汉族人民在辽东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有一次，他对诸贝勒大臣说，杀了汉人能得到什么，一刹那，人就死了。不杀他们，让他们劳动生产，所有的社会财富都可以创造出来，又能通商贸易，可以得到长久的好处［52］。因此，后金进军辽沈的前夕，兵马强壮，兵势很盛，内中有所谓“半皆华人（系指汉人）”。凡是攻城略地，常以辽人为先锋［53］。这样，努尔哈赤为进军辽沈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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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宏立、景瑞等别面嘱曰：……‘奴中大小，莫不伃望和事之成．”
［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0载：“奴酋及诸子再三究问，无不喜悦，招谓通事等曰：尔国和事必成，两国自此无事矣。”
［3］周永春：《添兵防守朝鲜疏》载：“据朝鲜国王咨称，咸境道观察使沈惇驰，有阿伊……三名来到豆满江，即令通事李仍公问其来由，本胡等说称，为换贸瓮器事出来，仍问彼中情形，答说，奴酋使其末子凭依买卖，拟于八月初五日出来，于会宁镇等情”，参见《筹辽硕画》卷32。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
［5］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96载：玛法（mafa）为尊称“老翁”之意，朝鲜王廷回书中的“玛法”，系指“褊裨”之将而言，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
［6］［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卷142。
［8］李民寏：《自建州还后阵情疏》载：“……万一约和交解而退，非但三、四千军卒之命得免鱼肉，目前边上之虞可以小抒”，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6。
［9］《朝鲜李朝卖录·光海君日记》卷1529：“……军兵则以农军各处分置……，作农，”卷143载，“……（金）颜春……任意操纵，使之厮杀，几至千余人。”
［10］李民寏：《栅中日录》载：“奴酋令尽杀两班之流……，贵盈哥力争不可，故只杀外间两班之流可四、五百人，贵盈哥甚恨之。红岁是等曰：朝鲜终不答书，不过托辞，虽有执送逃胡之信，不可尽送其将帅”。“奴酋与诸将会议我国之事，贵盈哥及奢曰：朝鲜实畏南朝，不得答书而执送逃胡，诚信无疑，彼将帅拘留无益，杀害亦无益，不如尽数送还，以示信意可也”。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3，页24。贵盈哥即代善，红歹是即皇太极，奢即达尔汉侍卫。
［11］李民寏：《栅中日录》载：“红歹是、亡古歹（莽古尔泰）等言于奴酋曰：朝鲜、汝许（叶赫）、宰赛皆救南朝，而汝许、宰赛今已破灭。朝鲜虽以和好为言，至今未见有的报，……不可置朝鲜于后而先为攻辽之计也。”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
［13］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
［15］熊廷弼：《请发军器疏》载：“职亲审奸细陈得功，皆系奴酋同李永芳等商议，若待职到辽阳日久，事有准备，将来攻犯不得，不如乘其初至未备，倾巢大举，决一死战。恐怕降丽在寨内为患，将副元帅与丽兵一并尽杀”，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6］［1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明之赏汝，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兵威，……畏吾，故以利诱汝耳”。
［18］《满文老档·太祖》卷15。
［19］张穆等：《蒙古游牧记》卷6。
［20］张鼐：《辽夷略》页3下。
［21］《清太宗实录》卷12。
［22］张鼐：《辽夷略》叙言载：“虎墩兔憨为西虏帝，然累岁思邀我贡市……，岂肯坐视奴帝辽阳，断其市贡之利乎？”
［23］《熊经略集》卷1载：努尔哈赤“欲图辽沈，必借西力”。
［24］《纶扉奏稿》卷2载：努尔哈赤“西连哈喇慎、朵颜、顺义王，结为婚媾”。
［25］《明神宗实录》卷568。
［26］《明神宗实录》卷576。
［27］薛凤翔：《朝政用人为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2。
［28］董启祥：《辽饷省费捷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29］熊廷弼：《敕议守御收复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30］［31］张鼐：《辽夷略》叙言。
［32］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33］《满文老档·太祖》卷11，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34］［35］《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6］《满文老档·太祖》卷11。
［37］《熊经略集》卷1。
［38］《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9］张伯桢：《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页61上。
［4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1］薛凤翔：《处置逃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
［42］陈王庭：《补道臣发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43］《满文老档·太祖》卷15。
［44］《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戊子条，《明神宗实录》卷594，姚中文：《奉旨访问疏》载，锦台什的孙女又书为中根儿哈，速不他哈。据姜弼手下的守备蒋绍芳报告说，发银两后，“……各夷亲说：多蒙皇爷天地洪恩，我们感戴不尽，比有在保宰赛等部夷在傍闻知，都说金台什忠顺，里边皇爷这样厚赏，我们各家都要忠顺学好等语。”参见《筹辽硕画》卷43。
［45］《满文老档·太宗》卷16。
［46］《武录》卷1。
［47］陈王庭：《建贼攻破清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48］《满文老档·太祖》卷7。
［49］李民寏：《栅中日录》载：“上年（1620年）贼遇唐人辄尽屠，今则一切不杀，至于病创不能步者，则弃之而来”，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
［50］范世文：《敬陈征剿方略疏》载：“奴酋凡遇扼腕失意者游于其地，稍有片长，无不亲信，笼任，礼遇过望，有所投献，一日三接。”参见《筹辽硕画》21卷。
［51］幼庄：《皇朝开国方略》卷7载：“……辽左之人生二子，则必一人私役于建州，给之银暨貂，卒岁还家，值满十五、六金，建州钱积如山无所用之，还家者各畀银三两，令尽力负钱，所过给以饮食，负重者或致腰背尽折，故城破之日，驱之而归，不必兵威也。”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0载，”杀之所得凡几，一时即逝，养之则诸物皆出，……以通商市易，此永久之益也。”
［53］李自用：《敷陈末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明金的军事对峙
三、明金的军事对峙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后，连下开原、铁岭和北关叶赫部，形成了对明军的破竹之势。明辽东官军在连吃败仗以后，将边方失利的责任，全部落到辽东经略身上。因此，皇帝下旨，逮捕了辽东经略杨镐，代之以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于八月初三日，仅率领八百骑兵兼程匆忙出关。从此，进入明与后金在辽沈大战前夕的军事对峙时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宣战的战略目标，是首先夺取辽左，进一步再占据全辽。当他统兵破灭北关叶赫部以后，辽沈就象摆在桌上的一块肉一样［1］，伸手可取。明朝的官员，也感到努尔哈赤不会以据守建州为满足［2］。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也明确地宣布说：只有夺取和占领全辽，后金国才能生活下去［3］。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破灭北关叶赫部以后，在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向的取舍问题曾经有较大的争议，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迟疑不定。同时，在战备、粮食供应、争取民心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对外关系方面，东怕朝鲜王国增援辽东，袭击后路，西怕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诸部贝勒不肯协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还不具备大规模地向辽沈进军的条件。
明廷任命熊廷弼经略辽东，对于努尔哈赤颇有震动。他素知熊廷弼老于谋算，长于军事。因此，努尔哈赤除了在攻克北关后，在开原、铁岭一带尽力收取田野中的谷物，以备军需［4］，还积极派出侦探，打探熊廷弼的动静。
辽东经略熊廷弼为了延缓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速度，争取整顿残辽的时间，派遣使臣到朝鲜王国，要求朝鲜国王派出鸟铳手，帮助明朝辽东军守城，并借以大张声势，给努尔哈赤以军事压力，还散布说朝廷将要再次出动三、四十万大军和要求朝鲜王国也出兵数万，共同讨伐后金［5］。
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初，明廷给朝鲜国王的揭帖内容被后金国的哨探侦察到了，而且传闻的内容相当具体。消息说，朝鲜王廷应明廷的邀请，将要发两路大军，由牛毛寨、万遮岭两处入犯后金。努尔哈赤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夯着急，迅速召集众贝勒、大臣集会，研究对策，采取措施。结果决定在去朝鲜王国的路上，凡是沿途各个部落，抓紧造做长梯，以备迎战。村中的老弱居民都聚集到城中。同时，决定释放朝鲜通事何世国，伙同后金的使臣小农耳，到朝鲜王国的满蒲镇，以缓和两国的关系，兼探听朝鲜王国的军事行动［6］。
辽东经略熊廷弼“声东安西”之策，很得效益。正当努尔哈赤对朝鲜方面作积极防守的时候，熊廷弼乘机稳定了辽沈的局面，安排了防守计划。按兵民的力量来说，辽地居民还有数百万之众，年轻力壮，善于弓马，又勇于战斗的也不下一、二十万人［7］。有足够抗拒后金兵进犯的力量。然而，明辽东官军自从三路丧师以后，民心、军心不稳。比如，铁岭失守的消息刚一传出，辽沈军民就逃者盈路，有些豪门巨室积极造船，以备从海上南逃，连辽阳乡官知州李尚浩也率先要搬家逃走［8］。一般辽民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不是南逃，却相反地向后金逃去。更严重的是官军的将卒也时刻想逃。公开逃阵的有杜松将军的右营游击刘遇节、坐营中军王捷等。他们自从随从杜松将军阵逃以后，未受处罚，因此，闻风便逃，无所顾及，几乎成了军风了。明朝的官员形容说：辽军闻敌而逃，望敌而逃，先敌而逃，人人要逃，营营要逃。辽东官军已经是全军丧胆，明廷丧尽民心，这是熊廷弼入辽以后所遇到的难题之一［9］，也是努尔哈赤能够连克辽东各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安定民心，树立军威法纪，经略熊廷弼采取了安定民心，严申军纪的有力措施。八月初三日，熊廷弼刚入辽阳就先定了知州李尚浩“摇惑人心”的罪，并命令豪门富室都各自迁回本宅。奖赏战将贺世贤等有功的将领，以鼓舞士气。处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等人，以振士气，并且亲自祭奠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处阵亡的官兵。经略严肃而镇定的态度，使辽沈军民大为感动，以致祭壇四周的军民失声恸哭［10］。
当明廷三路大军败北，后金军势如潮水般地向开原、铁岭涌来，辽民纷纷南逃的时候，辽人领袖刘国晋挺身而出，号召辽南四卫（即金州卫，复州卫、海州卫、盖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