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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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城的规模初步确定下来了［21］。这时，孙承宗率领众将已经恢复了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守堡四十七座，即宁远、前屯、锦州、右屯等四百多里，招募辽兵三万，由马世龙等三位大将更番训练。辽兵分为十二营，每个营各有主将，步佐、骑佐、轻车。此外还有水师五营，都由马世龙统率。共训练出弓弩手五万名，火铳手六百名。打造兵船一千五百艘，兵车六万，马、牛、器械、盔甲、火器，总计资金达百余万。另外，安插辽民三十万，官兵屯田五千余顷。部将统兵守城护堡，人民安心耕田，逃入关内的辽民纷纷返回故土，先后出关的多达十余万。从山海关到宁前各卫，车骑于途，城堡辐辏，颇有太平景象。军饷也大为节省，官军屯田得银两十五万，盐利银三万四千多两，军卒采集青草，节省马草、马料十八万两。孙承宗安插辽人用辽人之策，大得民心，成为努尔哈赤争取辽民的一大障碍，同时，宁远城、前屯卫一带日渐殷富，为宁远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具备这些条件后，阁臣孙承宗准备实现皇上的“宁远、广宁及河东土宇，渐图恢复”［22］的训示。承宗上疏后，皇上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供应阁臣提出的二十四万的兴师军饷。但朝中魏忠贤等阉党操持权柄，故意使兵、工二部文移往来，拖延时间，致使饷费久久不能到关，结果，承宗的兴师计划［23］，没能得到实现。
孙承宗身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守边请饷，皇上又有批复，魏忠贤怎么敢软磨硬抗，不拨饷到关，迟误军机呢？当时，皇帝昏聩，宠信阉党首领魏忠贤。魏忠贤为人忌贤妒能，趋炎附势。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初，魏忠贤见孙承宗守边三年，功高望众，便想拉拢他，但孙承宗见他不正派，不愿意与他交结，因此魏忠贤记恨在心。天启五年的下半年，孙承宗因为收复失地计划不能实现，想借西巡蓟辽，路过北京的机会，面见皇上，陈述边情。他原计划在十一月十四日人京，兼贺万寿节。这事被阉党魏广徵知道了，他急速把消息转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听了大为惶恐，经过密谋后，诬蔑孙承宗“左袒东林”［24］，拥重兵过京师，欲“清君侧”［25］，指使御史李藩、崔呈秀等弹劾孙承宗此行是“挟兵震主”。魏忠贤亲自到皇上面前陷害孙承宗，皇帝不辨真假、听信诬告，慌忙下旨给孙承宗说：守边远离信守戍地，非祖宗之制，违犯者法不宽宥，并命令兵部发飞骑三次，阻止他人京。这时，孙承宗已经到了通州，闻命即刻败兴而归。他回到关上以后，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只好屡屡上疏，请求罢职回家。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皇帝昏聩，使老臣不能效命疆场，误了边疆大事［26］。
孙承宗严守辽边近四年间，厚积储，时刻备战，却没有能够得到进展，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三年多时间没有再向辽西推进呢？一是明廷阁臣亲自守边，对此不能不慎重对待。二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城乡汉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饥荒严重，“盗贼”兴起。后金大规模地屠杀汉民，编立农奴制庄园，民族关系十分紧张，阶级斗争也很复杂，社会动荡不安，进军辽西不能不有后顾之忧。这种形势，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后金的兵力有限，全部人马西向不可能，若不全部发兵，便办不成大事。若进兵辽西，内部不够安定，顾虑颇多。后金得了辽东，巩固内部，耕田播种，不得不用辽人，又不能不防辽人。蒙古游弋于西，需要时时设防。朝鲜王国威胁于东。西南临三岔河，南临沧海，有可能随时受到明军的袭击。北界又有蒙古，若是西进怎么能轻易得到千里土地呢？即使一切顺利，后金兵久战之后，也还要稍稍休息［27］，这个分析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事实上，努尔哈赤自从占了辽沈，进军广宁以后，被国内的事弄得焦头烂额，不要说内部汉民叛变，只东江明将毛文龙的骚扰，就弄得后金民不得安居，兵不得久住。天启三年刘爱塔等南四卫的守官相继叛变归明，明将张盘活动于金州、旅顺一带。在这期间，由于毛文龙及其部下向后金腹地进攻，努尔哈赤花了不少精力，派遣使臣送书给毛文龙，要求双方讲和。这些事使努尔哈赤无暇于对西方用兵，所以有所谓“鸷伏三年”不肯动兵的事。三是辽东旧督臣王象乾，善于抚慰蒙古各部，孙承宗又执行用辽人之议，安插辽民，改变了民心所向，这都不利于努尔哈赤举兵西进［28］。况且，努尔哈赤的用兵，一向是见机而行，见势不利，岂能贸然进兵。到了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底，阁臣孙承宗罢官已去，努尔哈赤对内已经编庄完毕，基本上将辽民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了。尽管国内仍然危机四伏，生产停滞，但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时期，而恰在这个时候，辽西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后金的变化，因此，宁远之战的爆发便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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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2］《明熹宗实录》卷14。
［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4］《明熹宗实录》卷12。
［5］《满文老档·太祖》卷21。
［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9。
［7］《满文老档·太祖》卷34。
［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载：“辽抚阎鸣泰报，据驻割前屯卫副总兵赵率教塘报，奴酋差八个王子，带领步夷八万，于十月内，每王子分米一百三十囤，俱搬运牛庄、海州”，《满文老档·太祖》卷38。
［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
［10］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茅元仪：《辽事砭吃》卷1。
［1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
［13］［14］王在晋：《三朝辽事买录》卷9，卷8。
［15］王在晋：《三朝过事实录》卷9。
［16］茅元仪：《辽事砭呓》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
［1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卷1。
［18］茅元仪：《辽事砭吃》卷3。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
［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孙文正公年谱》卷3。
［2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2］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谈迁：《国榷》卷86；《明史》卷259；《孙文正公年谱》卷3。
［2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ll3。
［24］东林，即东林党，起于明万历间，无锡顾宪成和高攀龙修东林书院，批评当时的政治，名声很盛，和当时巨奸魏忠贤对抗，叫做东林党。
［25］“清君侧”，是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语本于《公羊传·定公十三年》“此逐君侧之恶人”。李商隐《有感》诗，《新唐书·仇士良传》，皆有载，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页958。
［2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第八函卷113，《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载：孙承宗过京师，“魏忠贤与群小畏忌之，诬左袒东林，五年（公元1625年）勒致仕归。”
［27］《明熹宗实录》卷39。
［28］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载：“巡抚袁崇焕上言，捐弃两河，未有胜着，惟旧督臣王象乾，经臣王在晋抚存西虏，奴穷于无所入，旧枢辅孙承宗决出关、用辽人之议，奴穷于无所遵，故静伏者三年。”
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三、宁远受挫，负伤撤围

枢臣孙承宗乘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的机会，镇守辽边，严防紧守，安定辽边三年多。罢职以前，发生了柳河（在今辽宁省新民县境，源出敖汉旗，经彰武县入边）事件，使阉党有了可乘的机会，迫使孙承宗退职回籍。使高第出镇辽边，这就揭开了宁远之战的序幕。
柳河事件发生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九月，当时，努尔哈赤派遣大批的汉人到三岔河以南的盐场去煮盐，人们难于忍受其苦，许多人寻找机会设法逃走了。努尔哈赤下令严加看管，盐工们生活更加艰苦。同年五月，有个名叫刘伯澋暮喝耍�带领几个逃民，来找马世龙求救。他说，后金四王子（即皇太极）驻在耀州城，统兵不满三百人，只要大军一过柳河，辽民即刻暴动响应，杀死四王子，歼灭后金兵卒，可以立个奇功。马世龙初想，阁臣孙承宗在离开关时有令，不许轻举妄动，所以没有进兵的意思。后来，哨将鲁之甲请求乘巡河的机会前去探看，马世龙也有贪功的念头，于是便兵分两路：一路由左辅率领向柳河上游进发；一路由右屯卫前锋副将鲁之甲、锦州驻防前锋营参将李承先，水兵营游击金冠、姚与贤等，率领向柳河下游进发。以鲁之甲为前锋营，于九月二十一日，从右屯卫起程，会同李承先等人于二十二日率领舟船约会子二家沟，渡柳河，二十七日攻击耀州城，并寻找解救盐场汉民之机。然而，明官将之间互不协作。金冠的水营故意违背约期不到会师地点，鲁之甲统兵等候到二十五日，只有水师将领金启徐督率六、七个小舟到达，鲁之甲只好用小舟，每次渡七、八个人过河。先期过河的有千总马吉、周守祯等官兵二百五十名，张文举、郝自演等统兵四百五十多名，另有归乡的难民二百三十名过河，鲁、李也率领八百名枪炮手过河，结营于河东岸洲子鼎，想搭结苇桥。因为没有大船，待渡兵卒，喧嚣不已。
这时，耀州城守是后金的将领屯布鲁、阿尔岱、茂海等，他们把明军的情况早已侦察到了，事先设下伏兵，严加守备。明兵到耀州城下，见寂静无人，以为有机可乘。哪里料到，城头一声呐喊，伏兵四起。明兵见势不妙，仓惶溃逃，后金兵在后追杀，一直追到河边（即娘娘宫的渡口），而明后继军的苇桥尚没搭成，众兵将一见后金兵来到，慌忙发炮还击，李、鲁二将奋力抵抗。八旗兵以众击寡，逼迫明军背水相战。结果没有过河的明兵几乎全部被歼，死亡四百多人，李、鲁二将负伤后死在泥水中［1］。
马世龙在二十六日从右屯卫起行，二十七日到达柳河，派人渡河增援攻打耀州城，援军还没有到，败兵已经纷纷退了下来，他急忙下令退兵。后金军大获全胜，共得战马六百七十多匹，将缴获的各种兵器送往沈阳报捷，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屯布鲁等人，杀牛祭旗，赏赐兵将。
明哨卒虽然败在柳河下游，但左辅所率领的兵到了柳河上游，突然攻击船城（今辽宁省辽阳县西山川城），杀了后金固山一名，兵卒数十，活捉了五百多人，得胜而还。后金在船城没有防备，遭到很大的损失，颇为惶恐［2］。此次两军冲突，胜负相当。假若明军各部兵将稍能协调一致，金冠水师及时赶到，明军获得一次小胜还是有把握的。消息传到朝廷后，阉党认为有机可乘，他们用攻击马世龙败兵，来动摇孙承宗的地位。因此大肆宣传柳河之败，胡说什么柳河一战，“辽之精锐十万尽矣”，又造谣说，关门旦夕将要失守。于是，朝廷议论沸腾，阉党纷纷上奏，皇帝竟然附和他们，下旨责备孙承宗，令马世龙戴罪立功。孙承宗原不知柳河战争真相，见朝廷是非不分，只好再次上疏求退。同年十一月，承宗被退职回籍了。
柳河事件后，孙承宗罢归乡里。皇帝下旨，以高第代行辽东经略职务。高第素来胆小畏战，不懂得军事［3］，他原在兵部时就极力主张只守关门，不必远守。孙承宗为此曾上疏批评他，所以高第恼恨承宗。高第投靠阉党，当承宗退职回籍时，高第原想乘人之危下毒手，杀死孙承宗。魏党不敢答应此事，高第才住手。高第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刚到任，就因柳河新败，心怀畏惧，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令马世龙把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今辽宁省锦县西南“杏山”）、塔山（今辽宁省锦县南“塔山”）等城的兵马、器械撤下来。在撤退过程中，丢弃米粟十余万石，难民死于道路，哭声震野，致使军无战心，士气低落。当高第督促明军撤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坚守不撤，高第强逼他撤离。袁崇焕力争说，“兵法说，有进无退”，锦州、右屯若是动摇，宁远、前屯必然震动，关内也没有保障了。高第还是不答应，执意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