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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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你的儿子汗病了，我将给你立像祭祀，请求你千万保佑我的病快点好。我康复以后，将在每个月的初一，祭祀你一次，月月不断绝。阿敏念完祭文之后，杀牛，烧纸，祭祀神祇［4］。
四天以后，努尔哈赤逐渐感到周身舒展，误认为病体果真的康复了，便急着要回沈阳去。他乘船由太子河顺流而下，并传谕大福金阿巴亥前来迎接，会于浑河。八月十一日，当走到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时，背疽（皮肤上的毒疮）突然发作，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多妻多子女，他先后娶了元妃佟佳氏，庶妃钮祐禄氏、兆佳氏，继妃富察氏、侧妃伊尔根觉罗氏、中宫叶赫纳喇氏、侧妃哈达纳喇氏、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西林觉罗氏、侧妃叶赫纳喇氏、侧妃博尔济锦氏、寿康妃博尔济锦氏。此外，还有外宫小福金泰恩察、金泰、纳扎等。努尔哈赤共有十六子，长子褚英，号洪巴图鲁，又称阿尔哈图土门、次子代善，号古英巴图鲁、三子阿拜、四子汤古岱、五子莽古尔泰、六子塔拜、七子阿巴泰、八子皇太极、九子巴布泰、十子德格类、十一子巴布海、十二子阿济格、十三子赖慕布、十四子多尔袞、十五子多铎、十六子费扬古。此外努尔哈赤还有女儿八人［6］。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生前首立褚英为嗣，次命代善执政，都有始无终。最后，他确定八贝勒共治国政。努尔哈赤死后，争嗣的事重起。当年九月，在八贝勒推举时，因皇太极“深契先帝圣心”，终为人心所归，在岳托、萨哈廉兄弟推动下，大贝勒代善出面推举，以“才德冠世”的皇太极乃继承大位。于是，皇太极做了新汗，史称清太宗。定年号为“天聪”，以第二年（公元1627年）改元为天聪元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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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65，《满洲实录》卷8。
［2］《满洲实录》卷8。
［3］《明熹宗实录》卷71载：“辽抚袁崇焕复奏……回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
［4］《满文老档·太祖》卷72。
［5］《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4，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6］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4。
［7］《武录》卷4，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一》，《清太宗买录》卷1。
结语
结语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一生，奋斗不息，创建了后金国。
努尔哈赤是在明代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作为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者出现的。从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五世祖董山相继南迁到朝鲜王国和汉区附近，吸收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民族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如果说，猛哥帖木儿的历史功绩在于率领部落南迁，使女真社会由狩猎、牧放和采捕生产向农业生产过渡，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的话，那么，董山的历史功绩则在于他继承了父志，曾力尽明朝臣子之责，架起了汉区和女真地区经济交往的桥梁，进一步密切了与汉族人民的关系，完成了女真社会向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过渡。脱罗，脱原保及其以后的各代，都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开创的事业，奠定了明代女真社会统一的物质墓础。到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时期，女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努尔哈赤在这个基础上，代表女真社会新兴的奴隶主集团的利益，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女真社会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乘明王朝末世，朝政腐败，边政废弛，边官堕落、贪贿，率领父子兵揭竿而起，统一了原来明朝的建州三卫各部，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武装及各族人民参加的武装队伍。先后将海西和东海女真各部二百多年分散的局面，推向了空前的统一。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中，将东北三省的广大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分布在这个广阔地面上的女真各部，多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他们或在奴隶主，或在封建主辖域之内，比较自由地进行生产。努尔哈赤除了在军事征服中，将分散的人口集中在佟佳江、苏子河、浑河流域一带以外，把原有的各部部长、塞本、都分别任作各级额真。一般的人都以战功大小得任各级官吏，按八旗牛录制度重新组织起来，又吸收了汉族和蒙古族的官民，把过去各部、各族在服饰、居地、法制、生产、习俗、语言、婚姻等不同，都划一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也就是加速了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天命二年），努尔哈赤征服了东北海滨和库页岛以后，连下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明代东北疆界基本上囊括在后金的版图内。当沙俄侵华的魔爪伸向黑龙江地区的前夕，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的统一事业已经基本上定局了，他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立下了丰功伟绩。
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将女真社会分散的居民集中起来，统一了女真地区的民族经济，集中了女真地区的社会财富，推动了女真社会阶级的分化，使女真社会存在几百年的奴隶制因素，得以迅速地增加。他建立了奴隶制的农庄，奠定了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社会基础。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社会过程中，使女真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以旗制为国体的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后金国，终于把明代女真社会推进到文明发展的新时期。
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在强大的封建生产方式影响和汉族人民反抗、暴动等特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条件下，推动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使他们不得不改革旧制，重立新章，使满族从奴隶制迅速地向封建制度转变。努尔哈赤以他的远见卓识，适应女真社会厉史车轮的转动，不断地将本民族的历史推向前进。
努尔哈赤所以能够得以发展和成就他一生的大业，还在于他以广阔的胸襟，依靠、团结女真、蒙古上层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官绅。坚持实行严肃法纪、礼尊谋士、广集将勇、优待功臣、奖罚分明、厚养士卒的政策。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努尔哈赤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政治家。
努尔哈赤四十年如一日，奋战一生。他既精通本民族的骑射，练就一身好武艺，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毫不畏惧。他努力学习汉族文化，深晓兵书战策，凡是攻城野战，满族八旗兵都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以此为指导建立，并武装了一支组织严密、机动灵活、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威震古老的东方。明朝人徐光启评论说：努尔哈赤“厉志四十年，尊礼谋士，厚养健卒，博咨密议，简练训齐，其制器选士，政教服习，不合于法者鲜矣”［1］。由此不难看出，努尔哈赤也不愧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
努尔哈赤在几十年间，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在欢呼声中陶醉了。没有想到辽沈人民的抗金浪潮势如波涛汹涌，一浪高似一浪。当人民的力量充分地显示出来的时候，所谓“恩养”辽民，顿时化作血和剑。暴露了大奴隶主、农奴主阶级俱怕与仇视人民的真面目。努尔哈赤从夺取抚顺城以后，对抗拒的人采取杀戮政策，以致全辽每年被杀的人数以千、万计。尤其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的大屠杀，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的社会生产力，犯了杀人过多，失掉人心的错误［2］。
努尔哈赤的晚年，尽管做了一些坏事、蠢事，但他的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是满族的英雄，是少数民族中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大清王朝创基立业的开山祖，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国君主之一。他的历史功绩留在历史上，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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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文定公集》卷1。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载：努尔哈赤“得辽人十有其八，杀辽人十有其七”。此话虽有过之，但说明杀了不少。
努尔哈赤年表
康熙（罗仑）
康熙
罗仑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一登上历史舞台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出现了象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这样名著一时的君主之时，在东方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位举世瞩目的统治者，此人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公元一六五四年（顺治十一年）春，他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其生母是孝康皇后佟佳氏。
康熙帝出生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有些什么特点呢？
太家都知道，十六世纪以后，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此后，西方殖民者在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也伸向了中国。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了我国澳门；公元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我国台湾的鹿耳门；公元一**三年（崇祯十六年），沙俄殖民者侵入了我国黑龙江地区。而公元一**○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康熙帝出生前发生的一桩重要历史事件。这次革命特别引起了西欧各国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使世界处于历史巨变的十字路口。
在中国，当时封建社会已进入自身发展的晚期阶段。正是在这时，国内发生了明、清两朝更替的重大历史事件。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康熙帝出生时，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一个多事之秋的动荡历史年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康熙帝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春，顺治帝福临去世，由玄烨继承了清帝国的皇位。次年（公元一六六二年）改年号为“康熙”，这一年，康熙帝年方九岁。
康熙帝的一生，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那足智多谋、当机立断的政治家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智擒鳌拜这件事谈起。
原来玄烨登位时，因为年纪尚小，因此秉承父亲的遗命，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位辅政大臣的辅助下执政。在这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已老迈，遏必隆是个软弱无用的人，而稍具棱角的苏克萨哈根本不是鳌拜的对手，因此，鳌拜很快就独揽了大权。此人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文武各官，尽出伊门”。平时不仅凌驾于其他三位辅政大巨之上，甚至连政府官员呈给康熙皇帝的奏疏，他也经常先带回家去同其私党商议，根本不把年少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其实康熙帝这时年纪虽小，但由于他在宫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天赋极高，智力过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当时清帝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此，年少的康熙帝与独揽大权的鳌拜，在许多军国大事上发生着矛盾：
在大政方针上，康熙帝主张通过改革使入关后的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封建化；而鳌拜则坚持“率祖制，复旧章”，事事按太祖太宗的老规矩办事。这是革新和保守的矛盾。
在具体问题上，康熙主张抑制“三藩”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而鳌拜则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割据势力采取纵恿态度。康熙主张统一台湾；鳌拜则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下来。康熙主张对西北噶尔丹的分裂势力予以必要的关注；而鳌拜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康熙主张优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鳌拜则在公元一六六三年（康熙二年）借口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兴大狱，追查迫害与明史案有牵连的人。康熙主张停止“圈地”，而鳌拜则继续推行着自顺治初年开始实行的这一虐民政策。不仅如此，鳌拜还在公元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为了他所属的镶黄旗的集团利益，一手制造了强行与正白旗更换旗地的严重事件。他硬说清初多尔哀摄政时，将正白旗安置在北京附近永平府一带，而将他所属的镶黄旗移往保定、河间、涿州一带，是偏袒了正白旗，并认为这不符合祖宗规定的“八旗自有定秩”的原则，坚持要和正白旗调换旗地，声称如果土地不够，则“别圈民地补之”。鳌拜这一图谋，是想在“互换”中加强镶黄旗的势力，打击正白旗的势力，并再次掀起圈地新高潮，但是，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例如：户部尚书苏纳海就奏称：“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但一意孤行的鳌拜，还是强令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