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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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人六十五岁了，他从一家重庆工厂退休已超过十年。他戴着宽边眼镜，穿一件又脏又破的外套，因年龄背有些弯了。他们形成了对比，这一对形象——看上去脆弱的老人，和他那崭新闪亮的铝制鱼竿，有八英尺长。“这花了一百五十块，”他骄傲宣称。他抽着烟，和岸上所有其他男人一样，他身上隐约有些酒气。他谈到了另一种鱼，大概是河里最好的鱼，从没有人抓到过。他说了名字，但是他只说方言，而那词——有点像是鳝鱼——很难明白，他也不会写。无论如何，最棒的鱼经常是无名的。“那鱼非常罕见，非常好吃，”他说，“但我们的政府保护它。它要卖到100块一斤！如果你抓到了，没人看见，你可以走掉。如果有别人在场，你得把它扔回去。”他说话的态度严肃，好像是从一条法律中直接引述。他清清喉咙，一口吐在岩石上，然后继续顺着空空的鱼线，望向河中。
乌
乌的字形，有点类似一只鸟——顶上小小一点，一个四方的头，和一个弯弯的鸟嘴，一条直线代笔翅膀。和许多中国文字一样，它的形状反映了部分的含义：“乌鸦”。它的意思还有，黑，暗，可能这名字指向了河水的颜色，当暴雨云凝聚在河谷上方时，河水膨胀，成为愤怒的蓝黑色。
但在涪陵没人能肯定乌江的名字起源，而它的颜色变化极快，而长江是恒久的棕色。在夏天，当雨水频繁，雪水融化了，鼓涨的乌江会流出平缓的棕色，它流入泥泞的长江时，难以相互区分。当枯水季节在秋季末开始了，江水由棕转灰，再到蓝绿色，直至冬天，它伸展宛如玉带，急流中刮出点白色浪花。
现在枯水季节过去了一半，而春雨未至，好几个星期，乌江一直流动着蓝绿的水。现在是下午；靠近河岸的水流在夕阳中泛光。越过那些老年的渔人，一排砂岩石堆积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对学生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直至他们站到奔流中的一个石岛上。这是个美丽的景点，离江水那么近，脸上能感受到水流带起的冷风，江流从贵州一路往北带来的清凉。学生们在岩石上坐下，看着风景，听着江水。有一阵，在乌江的心脏处，除了流水顺畅的声音外，万籁俱寂。
学生的北边，一艘船停泊在岸边，靠近通往江东区的马路，五个男人在夕阳下，甲板上闲聊。他们的船有八十英尺长，甲板上一半空间为装有氧化铁的桶所占据。明天会有更多的货物上船，但今天的工作已结束了，男人们抽着香烟休息，看着日落。
不久，他们将前往江苏省的江阴市，长江下游一千英里处。他们将漂过三峡的崖壁，经过中国中部的低地与湖泊，然后，前往中国的远东。行程耗时七天。
“通常我们不会走那么远，”船主说。“通常我们去到湖南——我们把这些货物带到下游，再把矿长石带回到陶瓷厂。到湖南大概要花五天时间。那里是毛主席的家乡，你知道么？我们通常会在他的老家韶山停留半个小时。没有，我没去过那儿。但湖南不错——比这里好。那儿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是。那里比较平一些——不像这里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很糟糕。我在中国见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比这里发达。”
这男人四十三岁，如果不和他说话，难以想到他是船主。他穿一件脏脏的灰色西装，脚套一双网球鞋，蹲在甲板上，抽着宏声香烟。他抽的是便宜的那种，对涪陵老百姓来说的标准级别，四块一包。他的手很脏，肩膀宽阔强壮。他是个亲自动手的老板；他监督上货卸货，而他和其他八个工人一起沿江而下。很明显，他跟其他男人很亲近，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多少像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不大情愿承认船是他的。但其他人待他有一种暗暗的敬意，当陌生人凑近来，大多数话是老板说的。
“有两个工人可以驾船，”他说。“我不行，但你得要有两个人——一个开船，一个休息。开船比开车难多了，你要知道。学会开车，只要两三个月时间，但在江上，得花五年，才能准备考试。一个执照要花一万块。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麻烦，因为一旦出了错，那是很危险的。
三峡不是很危险，如果你了解长江的话。当然，如果你不懂它，那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来来去去那么多次了。这么多次航程后，它也没什么意思了。景色很美，那是当然，可是我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次。”
他的评论叫我想起另一个船员，在很久以前写道：“现在，当我掌握了这片水的语言，对这大河的每一细节的了解就像了解字母表里的每一个字母，这是不错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我所失去的，再也不能回来了，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所有的风姿，美感，以及诗意，都从这条雄奇的大河里消失了！”
毫无疑问，对密西西比河上大坝也曾发出过悲鸣的马克吐温，看到长江陷在水泥高墙之后，只会更加悲哀。但这个涪陵船夫只是个船夫；他的兴趣在运货，而非大江的知识，历史，或诗歌。当我问到大坝时，他只耸耸肩；对他的生意不会有多大影响。最大的区别是他得通过新的船闸，一共八个步骤的过程，大约要花上六七个小时。但那也不是问题，无论如何，他这个人，一直在江中挣扎奋斗，也一直在忍受这河流。在一个小规模的意义上，他每个月都要驯服长江一次，而更大规模的的驯服也不会让他多么兴奋。
“那堤坝非常之大，”他说。“你见过了吗？自从分流之后，情况很好。现在我们要从边上一条航道过去，像这样的——”
他用手指在甲板上画着：弯曲的新流向，干枯的河床，工地。其他男人不无兴致看着他画。太阳落到西面山岭之下了；空气变冷。乌江上现在没有船了，黄昏的睡眠泛起紫色。
船舱在空中的余光下反出白光。男人们继续说话，老板解释道，他从前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家电视台，当技工。“那工作不错，”他说。“工作环境很好，只是收入太低，所以我决定要变一变。我在１９９３年买了这船，花了超过四十万。这种船的船主大多和我一样——我们是独立的，没有单位。船主自己决定去那儿，去多久。那很好——我们有自由。通常我们一个月跑一次，然后在涪陵休息。这是我们的家乡，我和其他工人的家乡。去看看中国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我们住在这儿。”
他挥舞着香烟，动作很大——他指向江东区的山，指向黯淡的插旗山，指向涪陵下城区灰色的建筑，和初上的灯光。那灯光在未经驯服的乌江河面上拖出橙色的光带，显出那寒冷，清澈的水流。它冲入了棕色的长江，向东而去，经过三峡，经过毛的家乡，经过江阴，在那里，这些男人要完成下次的航程，经过了上海那泥泞的入海口，注入空茫的东海。
5 鸦片战争
我从安妮那儿了解到了邓小平的死讯，她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刚刚休假回来；现在是旱季的中段，乌江的水面很低。孩子们沿着河岸放着风筝，春节后，中国到处都是这个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学楼降了半旗。但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儿拿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帮我看房间。
“你听说发生的事儿了吗？”她问道。
“在学校这儿？”
“不，在北京，”她说。“邓小平死了。”
我说我很遗憾，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他们在今天中午前的电视上播报了。我听到的时候，很想哭。”
她边说边笑着，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笑容，给内心深处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隐藏很多的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如此笑时，仿佛所有的情感都被紧紧包住，挪去了它处；有时你能从眼里瞄到一点，或者嘴角，或者前额上的一缕皱痕。安妮有着高颧骨，深酒涡，而今天，我能从她脸上察觉到一丝伤心的痕迹。
“葬礼在星期二，”她说。“课程会取消。”
“噢，”我说，“他活得很长。”
“他九十三岁。我想今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很伤心。特别在四川这儿——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过现在酒涡里的悲伤转为了骄傲。我取了钥匙，谢过她，转身上梯，回了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革期间在四川煤矿呆了八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他两次遭到清理，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瘫痪了，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国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亲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负责的。
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个头矮小，在年轻时，也从未像周恩来和毛泽东那样俊朗。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大声吐痰。但他有中国人说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种务实，坚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气，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镇压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许多优点，缺点，都可以从邓小平的性格里看到。
我的很多学生是从广安来的，那也是邓小平成长的地区。在第一个学期里，我让安妮所在的三年级班的同学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选择了家庭成员的学生外，其他的结果如下：
毛泽东 七人
邓小平 四人
周恩来 四人
有三个人选择了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个选择了孔繁森，一个中国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
一个选择了乔治华盛顿。
一个选择了内森海尔，“一个美国的革命家。”
一个选择了穆罕穆德阿里。
他们的口味倾向于选择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种革命人物，一个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抗议越战的人物。我本人也钦佩阿里，但这么多学生以毛泽东为偶像，叫我不安。温迪，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写到：
虽然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我们也绝不能否认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他是舵手，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的英雄。
赛斯写下了同样的句子：
当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国人民敬仰。他的身体融入了祖国大地。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中国的革命会大大失色。所有我认为毛泽东值得在世界历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才能与他相比。
在涪陵教书，迫使我和中国已故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近似个人的关系。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七年里，这些人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我现在到处都碰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毛泽东的书法复制品，一面墙那么大，而他的画像在我教书的楼里。出租车司机把邓小平的像挂在反光镜上。学生们总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对毛泽东话语的引述，而且他们经常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男人远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我发觉自己也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就好像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当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欢毛泽东。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并非异常；若你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理由让你喜欢他。毛泽东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启发中国人为自己自豪，为国家骄傲，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自豪看起来很空洞——无知，沙文主义，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为是的脸孔，而且我不喜欢他那因为简短扼要，所以容易记住的言论。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这是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住在大山边，生活很不方便，他尝试说服村里人帮他一起把山移开。当然，每个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头非常固执，也非常有奉献精神，每天他一个人用铲子去山上干活。最后他凭自己一个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泽东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