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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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泽东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了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上亿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农民们被教导去后院里熔铁，这样中国的工业生产可以赶上英国，而结果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害死了大约3000万到4500万人。而不到四十年后，我的学生们还写到他们从“愚公移山”那儿得到启发。每次我读到一个学生引用这个故事，我的心就收紧了，几乎要发作：别去糟践那山了，你这老蠢货。当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样小心地不让学生们知道我讨厌毛泽东。
周恩来叫我困惑，他是中国神人里头最外国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是年轻人当中最大的英雄。他们仰慕他，因为他是个外交大师，也因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坏。这些观点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对每一个见过他的外交使节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一些关键点上予以遏制的话，红卫兵还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不像邓小平，周恩来从未公开反对那些破坏行为，而且即便在疯狂达到顶点时，他也会在舞台上参加集会，和其他的狂热群众一起挥舞手中的红宝书。
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1＇
而我对于邓小平品牌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泽东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追悼仪式。它通过cctv全国转播，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被预期会聚集起来，观看仪式。所有的旗帜都会半降，在十点钟，当仪式开始了，会有三分钟的全国哀悼，工厂，船只，战舰，的士，卡车，以及火车会鸣笛。在中国，这类的仪式很容易组织，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
张书记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书记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
江泽民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小平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
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书记，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住在我们楼的第三层，但我几乎没跟刘老师说过话——就像大多数干部那样，在我们身边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说话，在我们绕过木槌球场的时候。
“我几乎和新中国同龄，”她说。“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六岁。可以说，我是看着新中国长大的——在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你大概听说过，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总是有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公寓楼。作为哀悼，她的胸口上别了白色的纸花，她摸弄着花，当我们停在入口时。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有一个空白的笑容，眼里充满了泪水。
“那些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直到邓小平来了，”她说。“我们真是高兴。”
有那么几秒钟，她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她对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冻结在她脸上，泪水顽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来，又开始说话。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说，以很严厉的口气低语道。“我们是那么自由。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自由了。”
我站在那儿，感觉尴尬，点头以示明白。我难以想象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哪种真正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话，我的感受会不同。也许，如果我和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官员结了婚，我的感受也会不同。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大合适，但我无法将它从脑中赶走。
她看起来察觉到了——不是我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象中国过去的恐怖。
“你不能理解那是怎么样的，”她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只有那么少。半斤肉。”她说得很饥饿，她的眼睛锁在我身上。
“一个月半斤肉，”她说。“每个月我们有二十七斤米。那就是全部了——二十七斤！你知道那是多少吗？现在一个家庭一个星期就要吃那么多了；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月。一整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挨饿。”她摸着她的胃，她的眼里还闪着泪光，而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来说，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2＇
“当我读完大学，”她说，“我被派到了偏远的乡下去。那是在乌江边，快到贵州了。我做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家是在重庆；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不是个农民。但我不能回家了。有三年时间，我就是个农民，在那三年里，我在乡下一家学校教书。中学。我教那些学生念字。
“你不能想象那些日子。江青”——她嘶声喊着那名字，我听别的中国人也这样叫过——“江青，毛泽东的老婆，她说没必要学习，没理由去学那些abc。不要abc！”她重复了好几遍，她的嗓音愤怒地上升——不要abc，不要abc，不要abc。她似乎意识到了这样边哭边说，听起来几乎有点傻，但除此之外，无法表达她的感受，一个受过教育的城里女人去到乡下，一个没东西可教的教师。即便现在，我们也难以理解，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还因为过去的记忆而怒火中烧，那过去的遭遇究竟是个什么样。亚当和我沉默地站着。我想我应该谈点别的，最后，我问她，今天和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有些什么不同。
“在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白衣，我们做花圈，有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哀悼。每个人都为丧礼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这次是很不同的。”
她的手挥向空中，指向教学楼，城市，江上的轮船。“这次，”她说，“便宜。”
她吐出了这个词，接着，擦擦眼睛，进了楼。在她这五分钟内，我看到的情感流露，超过我在涪陵跟人几个星期的交流中所见。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笑笑，没说什么，就和她往常的表现一样。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再没有一次正式的交谈。
三月末的一天，我在学习汉语时，看见了爬过天花板的一只蜥蜴。他的颜色闷绿，黑色眼睛鼓胀出来，他一会急停，一会儿急动，好似一部片子，每三帧就掉了一帧。
他乃是我自从十月以来见到的第一只蜥蜴。在温暖的秋日夜晚，公寓里到处是蜥蜴，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找蚊子。灯光会惊吓到他们；经常的，我走入房间，拧下开关，三到四只会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他们总是小腹平平落地，他们网状的脚摔在水泥地面上。三月里的这只体型较小，而他慢慢爬到门口，消失了。
插旗山上的桃花树生出了小小的白色花蕾。校园里的花儿在开了，每隔几天就有雨水落下。沙岸与江中的石头岛逐渐缩小。白鹤梁消失了。
有两天，冬日的雾气褪去，而阳光比过去几个月里都明亮得多。我穿着短袖衬衫跑步。田里的农民在水牛后面步行，耕着泥土。稻谷种植的季节来了。
然后是倒春寒。雾气返身，厚厚罩住了江面。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的花蕾定住了。农民们继续耕田。在我公寓外的台阶上，我见到一只死蜥蜴，他的眼睛是闷灰色。
几天后，我在乌江上游，作了一次长途的登山。我卷好帐篷和睡袋，还戴上了野营的炉子。在口袋里，我装了一只罗盘。最近，我的小妹妹安吉拉寄了一本旧书给我，是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传记，这书我也带上了。我把背包甩到肩膀上，走出了学校的侧门。
我朝向南方，经过了磨盘山谷的入口，沿着街道，穿过了太极药厂区域。每个人都停下来盯着我看；我听见了身后的笑声。一个老人停在了路边，微笑着。“你是要回家吗？”他问。
“是的，”我说，我向他挥手告别，继续步行。
这是个灰色，潮湿的早晨，从乌江的河谷吹来一阵冷风，但肩膀上满满当当的背包让我感觉良好，走路的感觉也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这儿江东路向西跨过江水，我穿过马路，踏上跨在江面之上的石级。整个冬天，我都从往向窗外绿色的陡峭山丘，以及乌江远处的拐角，那儿雾霭蒙蒙，整个冬天我都在想：有一天，等春天到了，我要去看看那拐角后的天地。
水是白垩般的绿色，我走在乌江西岸的的小径上。我经过了第一道江边山谷，这儿有一座佛教神龛，被低矮的树丛掩住。我穿过了一些小农田，来到了涪陵梁唐铁矿厂，在那儿他们挖着山。这里的一切都盖着层灰色的尘土——码头，工人的宿舍，超大的钢槽把石头从山上运下来。在厂区的中央，有一个标语：
高高兴兴上班来
安安全全回家去
在汉语中，可以将形容词重叠，以获得强调的效果，而那一条宣传标语在工厂与工地很是普遍。看到这个，就是个很好的指示，你应该继续走，别停下来。跨越长江两岸，有许多类似的标语，人们在那儿用火药炸山，大炸特炸，修建一条通往重庆的新公路。＇3＇
铁矿厂区的空气尝起来像泥灰，而钻岩机节奏稳稳地响着。工人们——惊惊奇奇——看着我经过。我爬上了工厂上方的山丘，灰尘让我的喉咙发干，接着，道路往西，进入了另一个山谷，我进入了农村。
乌江的边界，乃是高高的白色砂岩山崖，低处河谷的作物，种在石墙上方的梯田上。麦子整齐排列着，接近收割时节了，山岭上黄色的油菜花闪着光。我沿着蔬菜地走过，小萝卜，洋葱，开着紫色小花的宽豆。沿着河谷往下是农舍，泥墙伴着瓦顶，一头母牛在竹林旁吃草。工厂的噪音远离了；我听到鸟儿叫，偶尔，一只公鸡打鸣。香蕉树立在低地，叶子在轻风中沙沙响。
我沿着江的右岸南行，沿着那些看似好点的路。在较宽的河谷里，农民们在面容平静的水牛后耕地，当我经过时，他们总是惊奇地停住。水牛停下来，仿佛沉思，而农民们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地，这叫他们很是迷惑；他们的叫声在河谷中回响：“不通！不通！那条路不通，回来！”我总是听到相同的话，但继续前行，因为一条路总是通向下一个农夫的家，而从那里，另一条路出发，穿过了山岭。
在这里，乌江的水比在涪陵那儿更清澈了，一条深绿色带，被其中的流水割出一缕缕白条。江上的交通很少——偶尔有渡船，大约每半个小时有小货船，有些小的舢板船沿着河岸掠过。这些小船在水流上起伏，然后，在深水区安定下来了。
到中午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发展出了一定的节奏——稳稳的脚步，背包两旁甩动——我猜想继续走会是怎样呢，往南，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