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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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青青的麦苗,而现在,他们点上了胖胖的红蜡烛,点起成堆的纸钱。
这些钞票,统共有8亿美元,上头写着“天堂银行”。它们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合法货币。冥币渐渐烧成了黑色的灰球,随着火苗的燃烧。蜡烛在长江的风中舞动。热风来了又去,随着火苗的起落。
老女人们在坟前磕头,在冥币钱祈祷保佑。在她们结束后,轮到了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催促下。他们偷笑着,马马虎虎叩头三次,他们跪在钱币上,以免把裤子衣服弄脏了,然后他们合上眼睛,祈祷,有时声音颇大。“请保佑我考试考得好,”戴梅的表哥说,他是个戴了眼镜的十六岁男孩。
之后,一群人又穿过麦地退了回来,然而有三个年轻男人留下。在仪式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站在后方,表情忍耐,然而冷淡;他们在二十多岁,而清明节不是年轻男人的节日。但现在他们爬上去,站在坟顶上,拿着香烟和长串的鞭炮,然后,他们点着了线引。
当鞭炮炸响的时候,鬼魂就四散了。孩子们拍手欢呼;老人们捂住耳朵转过身去。那些年轻人保持着冷静——炮竹声震耳欲聋,但每个人都手持一串鞭炮,直到火焰接近了他的手指,然后,不急不忙,他掉下那一串,又点一串。他们不塞耳朵。他们不笑,也不愁眉。他们完全不做任何表情;从外表看,他们很酷。但在他们眼里的某些东西无法控制住,闪耀着纯粹的兴奋,当他们站在坟上,而周围的景致与节日的声音,突然在这一处汇聚;那爆炸声,火药浓重的气味,漩涡般的尘与烟,还有阳光,远处下方的长江,好似一条长龙,在河谷突然的轰鸣中懒懒躺着取暖。
他们的队伍继续往山上爬,经过一排排绿油油的扁豆,经过齐腰高的麦子,经过另一道陡峭的石梁,那儿有着短短的梯田,和蜿蜒的石路。长江依然在南面依稀可见。炮仗声在空气中回响。家族成员继续前往何忠贵母亲的坟墓,她被埋在白山坪的高处,跟她丈夫的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迟三十年才死,或许她对风水有不同看法。在那些时候,夫妻俩分开埋葬,并非异常。
她的坟上刻下了五个大字:李成玉 何母。在那名号下,有两排整齐的名字。
“看看,那些就是她的后代,”戴梅说,她靠近过来奉上她的敬意。“女人们在左边,男人们在右边。那儿有我的名字!”
她伸出手,触摸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有不止十个名字。他们中的部分今天也来了,而有些人则住得太远。还有些人,已经死了。但每个人都被记在名单上。戴梅用手指划着墓碑上她名字的笔画,然后只是简单说道,“那是我。”
在下午迟些时候,一家人从山上回家。他们在另一个堂弟家的打谷场上吃了午饭,现在,他们回家也不用赶了,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
但何忠贵对这片土地并无多少热爱。对于大多数外面来的人,田野的景致美丽浪漫,但他的父母住在这里,而大山代表着辛苦的生活,而今他很乐意将之抛在身后。他在下坡路的半当中停下来休息,望着长江,他轻声说道。“我在城市里长大,”他说。“不是在这乡下。但我们还是很穷;我的父亲在码头上干活。到了十五岁,我也去干活了。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在建筑工地上。那是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那么大。”
他指向戴梅,有一阵子,看起来他想要继续他的故事,但他陷入沉默了。他不是很爱说,也许,他的故事已经说了太多遍。
无论如何,那人生发展的轨道是清楚的。能从他身上所有东西中看出来——他的服装,他的自信,他的手机,在今天的仪式里,它响了好几次。而故事也能从他的房子里看出,那是在涪陵下城区中心的一座三层楼。所有的住户都是他的亲戚——一个女儿住这层,一个兄弟住那层,另一个兄弟住中间。所有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布置开,家族的成员很容易互相招呼。房间都很大,装了vcd和卡拉ok机。天花板装饰有吊灯,有巴洛克图案的灰泥,还有天鹅绒的挂毡,深红,深紫。屋顶上,有一个绿色金鱼池,一棵橘子树,从这里,你能看到涪陵一片片的瓦顶,通向长江,以及白山坪的田野。'2'
在涪陵很少有私家车,但何忠贵有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他喜欢指出说,这车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座驾。他自己开车,在今天稍晚时,他缓缓的,喜悦的,开着车子,穿过城市,到了江东区。他会开车经过自己正在建的楼房,他会指给我看,安静,然而带着骄傲。这是一个巨大的上城区建筑,有着白瓷砖与蓝色玻璃,是那种在全中国到处可见,毫无特征,无法区别的房子。在经过建筑时,车子会慢下来,何忠贵会打开空调问,问“后面够凉快吗?”
但那是迟些时候的事儿了。他先是把他的家族带下了白山坪蜿蜒的石级,在山脚下,他为每个人都买了雪糕,等待渡船。他们在长江的鹅卵石江滩上吃着雪糕。在他们上方,大山变得安静了;今天的炮竹已经放完。一阵清风沿着河谷向东吹去。宝塔在下午的阳光中清晰起来。一家人吃完了雪糕,说着笑着,在春天的江水里洗着手。
'1' 译注:这种信不信,的确是导致了差异。何伟来自一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他祖父年轻时曾很想来中国传教,感受到内心的calling,上帝的召唤。何伟以和平队身份前来中国,在内在气质上,与其祖父不无相似。他的人道精神气质,以及谦和的态度,与宗教背景还是很有关系的。
'2' 译注:何所盖的房子,似乎很像客家围屋的格局,在福建遗留较多。
6 暴雨
在五月初,涪陵东边的山岭上,出现了火灾。好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炎热——热气混着雾气,明亮而视觉模糊的日子,温度到了九十多度(华氏)。一道道尘土浮在校园后未平整过的马路上空,空气因为热气而变得沉甸甸。人们都告诉我说春雨太少了,而不久,双眺山上爆发了火灾。
它是涪陵区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里,从它的山顶上可以同时望见涪陵和丰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农场,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从长江上吹来干热的风,扫过山上的火苗助势。
在火灾发生的头一个晚上,学校派了五十个学生志愿者参与扑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两百个学生前往。从我的阳台上,能看见第二组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他们全是男孩,穿着军训的服装,他们笑着,兴奋,起劲地聊着,等待着出发。巴士把志愿者们带走了,校园里安静下来。
那一天,太阳就像个挂在空中的闷热的圆盘,烟从山上飘下来。我能从阳台上闻到气味。许多出发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随着这一天时间过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女孩们也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好。
之后,我在卧室里学习时,见到黑云在西边的天空上聚集。风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纸片。我关上了窗,去阳台上收起衣服,之后,我穿过房间,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暴雨将至了,在城市的后方鼓胀得越来越黑,在风力之下,我几乎关不上客厅的窗户。
我关上了灯,往手电筒里装入了新电池。当雨开始下时,我跑到了厨房的小阳台上。雨以笔直的对角线在空中一道道划过,风吹得更劲了,而树枝在狂暴起舞。穿过操场的那边,教学楼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学生们大喊大叫。他们总是兴奋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临的时候,而有时他们都忘了关上窗子。在春天里,地上经常有暴雨后碎裂的玻璃。
我听到江东区那边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们匆匆穿过街道。在插旗山的西侧,突然一道蓝色的闪光,接着一起爆响,然后,涪陵所有的灯全灭了。
我从阳台上望着暴雨。云层在山上低低卷过,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闪过一道白光,仿佛有人在云层上擦过一道火柴。一团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有一阵,山顶高高踞于长江上,在闪电中冻住了,然后,一阵轰雷奔过,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给江面蒙上了层雾气,直到长江看不见了,而乌江只剩了一条灰带,混入了看不见的天际线。
半个小时后,暴雨停息了。山岭再现翠绿;所有的灰尘烟雾在空气中清除掉。整个晚间,下着小雨。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了,在他们抵达火场前,暴雨已将山火扑灭。但这次行程,乃是对例行生活的一个打破,他们看起来,跟刚出发时一样的兴奋。
两个星期后,学校举行了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体育场内。大多数中国的学校都会在春天搞运动会,但我们这个规模尤其大,因为新场地的缘故,也因为香港快要回归了,一个半月后。
这学期的所有事情都与香港相关,就好象每个秋天都有活动和长征关联。春天时,有一次关于香港经济的考试竞赛,而学生中的党员挂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一个“欢迎香港回归”的标语装饰在了图书馆的入口处,而每天都有数字显示,还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有时我会问学生还剩几天了,他们总能给我精确的回复。
为了竞赛,他们准备了许多天。那些正式的选手在食堂后的旧场地上训练,而每个人都为比赛前的游行做练习。男孩们练着他们的军训鹅步,而女孩们则准备跳旗操,而在周日晚上的政治集会上,他们唱关于香港的歌曲。
竞赛的开幕式,在大雨中开始。那香港的横幅悲哀地下垂着,而色彩明亮的气球拒绝升空。但庆祝仪式继续进行:一千多个学生,在泥泞的跑道上严肃地跋涉前行,而他们在大雨中跳操时也均面色凝重。几乎没一个观众离场的,而干部们,在中央场地的遮蔽檐下挤作一团,颤抖着检阅着。之后那一周,我的班上满是咳嗽与鼻涕声。
运动会推迟了两天举行,之后,天气改善了,集会立即恢复。课程被取消了,学生们按照所在系,坐在场地四周。这是非常严肃的比赛。所有超过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赛项目,总以每个选手都瘫倒在地作为结束,而在她们比赛前,选手们会小心挑选一些朋友,在比赛结束后搀扶她们。在某个方面来说,这很感人,就好象在参站前,士兵给家里写告别书。参加比赛的女孩会给她的朋友们清晰的指示,而在结束后,她将倒在她们的怀里,被抬出体育场的大门,喘气,哭叫——从舞台右边下场,仿佛一种奇特的四川戏剧。在男孩的比赛中,这种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约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终点处瘫倒。朋友们把男孩们扶到系里的救助桌边,给他们热茶和宏声香烟。五分钟后,他们就好了。
我计划参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赛。教员有自己的队伍,而对退休的教师,有特殊的竞赛,他们跑得很努力,但绝不会在终点线上瘫倒。因为我已经赢得了涪陵公路竞赛,我被安排参与了学生组的竞争,而这个景象——外国老师与学生们头碰头的比赛——就足以把观众催入狂热了。他们在终点区域密密挤成一团,只有头两条道还开着,而我自己的学生在最后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黄小强,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面条店老板,也带上儿子来了学校,为我加油。
其他的选手为和外国人比赛感到激动,而他们起步阶段跑得太快了,因为听到了观众所发出的加油声。从一开始,我就能感到,这是和一月的公路赛不同的观众;我听到有声音叫我的名字,英语的汉语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学生在我逐步追上来时,为我加油喝彩。我赢这两项比赛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赛结束时,我的学生都在终点处欢迎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系里面的一个成员,而非一个外国人。在接力赛的情况也是一样,路程太短,给不了我多少时间来建立优势,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张书记跑最后一棒,在最后一个直道时越过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学生都疯狂欢呼。在此之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摆了pose拍照,而张书记脸上放光,点着根烟。
但在5000米比赛时,人群中的体育生开始嘲弄我,叫道“哈喽喽喽喽喽……”与“洋鬼子!”,在我跑过的时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国魔鬼”,而在我的学生指责他们后,他们安静了一点,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们作弄的叫喊,作为回应,我只是低着头,全力跑完了最后的一英里。没必要这么做——我已经赢得了比赛,而我能感觉到感冒正向我袭来。但我不能克制自己;在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