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书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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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同实在相比，同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生活相比，只能在回忆中完成的认识和体验，都只是一些抽象的东西。然而，正如忘
却的能力是神恩的礼物一样，记忆，对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回忆，也是负责任的生活中的一个本质因素。在下面这些文字中。
我想把过去十年间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体验记录下来。它们并不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并不力求把它们叙述得
很有条理，也不企图去讨论它们或者使之理论化。我所做的只是，把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的种种发现，以及关于人生的种种领
悟，在它们在我脑海里浮现时，立刻匆匆记录下来。它们之间仅有的关联，只是具体的体验之间的关联。它们没有什么新奇之
处，必然是过去的时代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可是，我们获得了从亲身体验去重新认识它们的特权。如果对于在那些年间我们得
以享受和保持的那种精神和生命的契合，我没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心，那么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可能写出一个字来的。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无根的感觉是如此频繁地出现；而在所有动乱的时期更是如此。】
每一种人们想得到的选择，看起来都同样的无法容忍，讨厌，而又徒劳无益，而人们为了获得力量之源是如此完全的向
着过去与未来考虑了所有这些选择，然而人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他们事业的成功。
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而原因就在于：某种新
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我们是怎样渴望这新的东西的诞生，可命运却注定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将极其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又是经常地缺
乏耐心和明识，以至于往往造成种种苦难。】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
，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圣经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
不过证实了罪恶在人身上的根本性。
【罪恶常常反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理性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者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却天真地缺乏现实主义，他以为有那么一点儿理性，
就足以匡正世界。由于目光短浅，他想公平对待所有各方，不偏不倚，但却在彼此冲突的各种势力的混战中，他备受践踏，一
事无成。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感到失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于是退出冲突，软弱地向胜利的一方投降。
道德狂热的全盘崩溃甚至更糟。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就好像一头公牛，攻
击的只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
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
而后是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做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压倒一切的不平。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
所有的冲突都要求做出某种生死攸关的选择——在选择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又没有任何忠告或支持——以致于他为此被撕得
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耳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致于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
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免于失望。假如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的良心，他就不
能够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会怎样的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反而更加健壮。
当人们面对着纷繁多样、令人困惑的种种选择时，尽忠职守似乎就成为一条可靠的道路。尽忠职守者会抓住规则，把它
作为仅有的确定性。而对规则负责任的是它的制定者而不是它的执行者。可是，如果人们只局限于尽忠职守，他们就绝不会冒
险做出要由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而这正是公牛的眼睛盯住罪恶并战胜罪恶的唯一道路。尽忠职守的人最后将不得不对魔鬼也
一视同仁。
那么，自由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他们认为必要的行为比
清醒的良心或对于自己职业的尽忠职守价值更高，这种人准备为有成果的妥协而牺牲不结果的原则，或者为有成果的激进而牺
牲不结果的平凡。他又会怎么样呢？他必须谨防自己的自由成为自己的祸根。因为，当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他也许没有
发现，他力图规避的那个他以为较大的恶，到头来很可能却是较小的一个。已经有不少这样可以作为悲剧的原始素材的故事。
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他们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闭目塞
听。必须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否则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和他们弃
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而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成为一切法利赛人中最伪
善的人。——（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新约圣经》称他们为伪善者）
是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只有这样的人——他的终极标准，不是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
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而是当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
上面那一切。这样的人是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
公民勇气？
在抱怨公民缺乏勇气的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牺牲，但是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公民
的勇气，就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个人的怯懦，只是一种不怎么费力气的心理上的解释。这种现象的背景，
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德国人不得不了解到服从的必要性和力量。个人的一切愿望和意见服从于
职责的召唤，这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种意义和某种高尚的性质。我们不是在屈从的恐惧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赖中仰望，把我们的
职责看作一种召唤，把这种召唤看作一种天职。随时准备遵从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关于何者最好的个人意见，这
是一种合理的自我怀疑的表现。谁能否认，在服从、职责和号召力方面，我们德国人已经一再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呢
？但是，通过为公众的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从自己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德国人借此而保存了自己的自由——有什么民族在谈及
自由时，能够像我们这样热情，像从路德到唯心主义者的我们这样热情呢？召唤与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麻烦在
于，他还没有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记了，服从和自我牺牲是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号召实
行之事本身变得成问题了，德国人的一切理想就开始动摇。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彻底失败：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环境下，自
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作为一种补偿，他一方面发展起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起了
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然而，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的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
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信赖的是这样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一种出于信仰的敢于
担负危险的英勇去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
为生活的能够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而且是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
为它服务，究竟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
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朋霍费尔此语和他后面的思想有些矛盾），而为历史创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
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地来认真地解决
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问题。可是，在成功是借
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显然毫无益
处，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对此也毫无助益，因为它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的批
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创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成为胜利者，还是成为失败者。
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责任是上帝赋予我们），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注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
，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
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被找到，即便它们暂时还显得微贱低下。简而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
而行动，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松容易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人将总能凭借直觉意识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
行事。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
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
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
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
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
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
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
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
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
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
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
，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
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