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评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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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 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 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 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 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 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 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抬然感奋,好象回到 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 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奎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 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李清照评传第一章引论大约十多年前,在域外举行的一次学术纪念会上,一位中国古代女性的 名字,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在这前后不久,国际天文界把水星上的一座环形山脉,破天荒地以一个中国女人的名字命名。这位女性虽然就是本传的传主 李清照,但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人士心目中的李清照。至于我们的传主在八、九百年前是个什么样子,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恐怕已经无从 想象。因为在她本来是如花似玉的面庞上,过早地染上了焦虑乃至凄苦的神色,接着又被时人和后人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这些面纱有的过于陈旧, 上面沾满了种种污垢;有的不是过于俚俗,就是过于时髦,将这类面纱作为封建时代一个贵家女子的妆饰,颇为不伦不类。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主 揭去面纱,还其本来面目,以昭示出她在今天的价值。
然而,对一个文学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来说,要真正做到还其本来面目, 还必须象闻一多先生提倡的那样,去探索“数千年来的祖宗”的“心灵中的种种隐秘”①。那么对于李清照这个特定对象来说,就是要首先找到——① 闻一多《杜甫》,载《唐诗杂论》,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版,第 143 页。
一、打开传主心扉的钥匙 钥匙在哪里呢?如果李清照也象丹麦王子那样,把心灵上的钥匙交给自己的恋人,那么,她的这串钥匙,就理所当然地交到她的丈夫赵明诚的手上。 遗憾的是赵明诚不仅逝世过早,他还把这串珍重的钥匙丢失在“武陵源”②和“章台路”③上,给自己的妻子造成了终生不能愈合的伤口。这伤口被同代 人叫做“赵君无嗣”④。在当时这无疑是李清照的一种心病。她的另一种心病,则是在其十八、九岁时,被廷争之箭射中,从而结下了很深的、时时作痛的 政治疮痂⑤。不管是丈夫的“武陵”、“章台”之行,还是传主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株连,在当时都是讳莫如深、不能或不敢公诸于众的事情,只能作为隐 秘深藏在内心深处。假如传主是一个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闺秀,那么她的内心隐秘,很可能伴随着她的躯体被埋葬到地穴黄泉, 成为永远也 解不开的哑谜。恰好相反,李清照则是一位罕见的感受敏锐、思想深邃而超前,文笔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学多面手,她的人生体验、思想感受、社会政治 见解、外交主张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均诉诸于诗文,不便公开的,她就把“别是一家”的词,作为其内心隐秘的栖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为寓托 之物。从这里入手,或可找到开启传主心扉的钥匙,而这当中的关键是找到 可靠的媒介。
(一)
以梅为媒古今中外,可以说没有一位严肃的作家,不把她(他)帐触最深、最想 说的后写进作品之中的。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其它事功的、纯情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了解,离开了对其作品的探究,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李 清照来说审视其心灵的最好窗口,莫过于《漱玉词》。而《漱玉词》又有一个极为显眼的特点,就是咏物之什比重特大。咏物词中,又以专门咏梅或涉 及到悔的数量为最,约占现存《漱玉词》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这类同竟有九、十首之多。根据这种初步考察,以梅为媒了解传主的思想感情的思 路,无疑会是正确的。
思路正确不等于手到擒来。要研究梅与传主的关系,首光要调动笔者本 人对梅的兴趣和与它有关的知识库存,以正确判断梅的历史文化意蕴。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①。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它好比是位极 人臣的宰相。起着调和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唐代以前中国的版图上,梅之为物随处可见。相传李隆基即因其妃子江采苹居处多梅而赐名梅妃。 二、三十年后,在元稹等人的诗中,还可以看到在长安一带有梅树生长。①气候逐渐转冷,到了北宋,梅在北中国的许多地方已难以越冬,便成了罕见② “武陵源”借指“武陵人”,语出传主《凤凰台上忆吹萧》词·清照以此影时其夫的“天台之遇”。
③ “章台路”,其义略同于“武陵人”,此指赵明诚青褛冶游之事,详后。
④ 洪适《隶释》卷二六,商务印书馆影印明万历本。
⑤ 指传主之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事及朝廷有关诏命:党人子弟不得与宗室通婚、亦不得居京。李清照 可能因此受到汉重株连。
① 参《尚书·说命下》和《左传·诏公二十年》。
① 参元镇《赋得春雪映早梅》诗等。
之物。所以在苏轼写于宝鸡一带的诗中,有以杏充梅之事②。到了李清照生活 的年代,在她的原籍,梅已不能自然生存,因而在当时的载籍中,有“北人不识梅”③之说。物以稀为贵,加之传主生性好奇,所以她一到汴京,就把一 株良种梅,亲手栽培在她居住的闺阁近傍。从此之后,梅不仅成了其词作的主人公,还被她引以为最好的朋友,以至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其状梅之 语,多系喻己之辞,凡是不便明说的心里话,便托咏梅以出之。梅的命运几乎与传主的命运合而为一。这一论点,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 身世词”中予以证实。
(二)
改二期说为三期说在李清照研究中,一直沿用二期说,即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病卒为 界石,将传主的行实分为前后二期。事实上这种划分是不妥当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第一,“靖康之变”是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冬,而赵 明诚病卒是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相隔近三年之久。二期说就等于将这三年的时间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又是风云巨变的三年,其冲击波 比以往的十年、二 十年还要大。将这三年变成空白是二期说难以弥补的不足,给本来难度很大的传主作品系年问题,带来了新的困难。
第二,二期说主要是建立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前期传主 处境优越,夫妻相得,美中不足仅是伉俪小别。只是到了后期遭受到国破家亡时,作品的基调才变得哀伤凄苦。这是一种与事实有悻的想当然的说法, 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说,传主作于由青州赴莱州的《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和乍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其基调诚可谓凄入肝脾,哀 感顽艳。但那时李清照只有三十八岁,离“靖康之变”还有五年多,离赵明诚逝世整整八年。依照二期说,这无疑是前期的作品,但内容却不是所谓的 伉俪小别,而是夫妻相聚,还是她自己主动前去的。那她又为什么要那样伤感,甚至认为自己就象身陷绝境的人那样的“可怜”①?对这类问题二期说是 无法回答的。更使二期说者为难的是,对传主作品的一些重要篇目不能正确解读,对其中的关键故实和意象的解释,不是不着边,就是加以曲解。比如《凤凰台上忆吹萧》,其原词云:香冷金倪,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对此词中的“念武陵人远”之句,以往的阐释,除了沈祖棻先生的见解①,② 参苏轼《次韵子由歧下诗·杏》。
③ 陈善《们虱新话》下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① 李情照《感怀》诗中有“公路可怜何至此”,即以当年袁术(字公路)的断粮自比。
① 沈祖棻云:“‘武陵’,在宋词、元曲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渔父故事;一是指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故事。”《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第 135 页至 136 页。
极少近是者,完全到位的可以说没有。其实这当中含有词人很深的苦衷,取 义极为深婉。“武陵”原指“武陵源”,典出陶潜《桃花源记》,其中说晋大无中武陵郡渔人入桃花源事。所以“桃花源”又称“武陵源”。“武陵源” 因与“桃花”有关,它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即刘义庆《幽明录》所载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并与之媾和事。仙女住在河之源头的桃 林之中,这片桃林又在今浙东的天台山上,所以刘、阮与仙女相会事又称“天台之遇”。因为“武陵”和“天台”都和“桃花”有关,而“桃花”在我国 占典诗词中又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象。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的寓意,说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②之遇,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外遇 或“桃花运”。丈夫的“桃花运”,往往就是妻子的厄运。身为人妻者在这方面的担心,恐怕庄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都不一定是完全多余的,更何况处 在纳妾被视为天经地义、青楼冶游等于家常便饭的宋代。那时的夫妻关系大都是非常脆弱的,即使被认为是“夫妇擅朋友之胜”③的赵、李之间,其性爱 关系也存在着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的一面,从而给李清照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只着眼于时代政治背景的二期说,自然顾及不到词人的心理状态, 那 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工作,也只能是大而化之,或极为肤浅的。
第三,二期说较适合于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 对于细腻的心 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眼下新的方法层出不穷,尤其是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泊来的文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