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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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伊万·伊万诺维奇支吾了一声。淡黄色的细馨发和两络翘起的胡须使他很像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胡子捻成一缕，用嘴唇去够它的两端）。“我当然不会表示意见。您也知道，对这类事我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被免去教职的。我早就想问问。是不是胆怯了？革出教门了吗？”
“您不必把话扯开。就是革出教门又怎么样？别说啦，已经用不着再诅咒这些了。总之，是摊上了几件晦气的事，到现在还受影响呢。比方说，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担任公职，不允许到京城去。不过这些都无所谓。还是言归正传吧。方才我说过，要忠于基督。现在就来讲讲这个道理。您还不懂得，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要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存于历史之中。接照当前的理解，历史是从基督开始的，一部《新约》就是根据。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这个，人类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限大和电磁波，写出了交响乐。缺乏一定的热情是无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为了有所发现，需要精神准备，它的内容已经包括在福音书里。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请注意，这是迄今为止最新颖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远古是没有历史的。那时，只有被天花弄成麻脸的罗马暴君所干出的卑鄙的血腥勾当，他丝毫也意识不到每个奴役者都是何等的蠢材。那时，只有被青铜纪念碑和大理石圆柱所夸大的僵死的永恒。只是基督降生之后，时代和人类才自由地舒了一口气。只是在他以后，后代人的身上才开始有了生命，人不再死于路旁沟边，而是终老于自己的历史之中，死于为了战胜死亡而从事的火热的劳作之中，死在自己为之献身的这个主要任务之中。唉，俗话说得真不错，讲的人大汗淋漓，听的人一窍不通！”
“这是玄学，我的老兄。医生禁止我谈玄学，我的胃口也消受不了。”
“让上帝保佑您吧。算了，您不愧是个幸运儿！这儿的景色真美，简直叫人看不够！身在福中不知福，住在这儿的人反而感觉不到。”
往河面上看去，令人目眩。河水在阳光下起伏不停地流着，如同整块的铁板，突然间又皱起一条条波纹。一条满载着马匹、大车、农夫和农妇的渡船，从这边向对岸驶去。
“想不到刚过五点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您瞧，那是从塞兰兹开来的快车，总在五点零几分从这儿经过。”
在平原的远处，一列明显的黄蓝颜色的火车从右向左开去。因为距离很远，显得很小。突然，他们发现列车停住了。机车上方升起一团团白色的蒸气。稍后，就从它那里传来了警笛的响尸。
“奇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可能出事了。它没理由在那片沼泽地停车。准是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回去喝茶吧。”
尼卡既不在花园，也没在屋子里。尤拉猜对了，他是有意躲避他们，因为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枯燥乏味，况且尤拉也算不上是他的伙伴。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凉台上工作去了，于是尤拉有机会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附近走走。
这儿真是个迷人的地方！每时每刻都能听到黄鹤用三种音调唱出清脆的歌，中间似乎有意停顿，好让这宛如银笛吹奏的清润的声音，丝丝入扣地传遍四周的原野。薄郁的花香仿佛迷了路，滞留在空中，被褥暑一动不动地凝聚在花坛上！这使人想起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那些避暑的小村镇！尤拉一会儿向右拐，一会儿又转到左边，在悦耳的鸟啼和蜂呜当中，似乎听到了妈妈在天上的声音飘扬在草地上空。尤拉周身颤抖，不时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母亲正在回答他的呼喊，召唤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走近～条沟谷，沿着土坡走下去，从上边覆盖着的稀疏、干净的林木中间下到长满谷底的赤杨树丛。
这里潮湿而晦暗，地面上到处是倒下的树木和吹落的果实。花很少，枝节横生的荆树权权很像他那本插图《圣经》里面的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标和拐杖。
尤拉越来越感到悲伤，情不自禁地想哭。他双膝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上帝的天使，我的至圣的守护神，”尤拉作起了祷告，“请指引我的智慧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告诉妈妈，我在这儿很好，让她不要牵挂。如果死后有知，主啊，请让妈妈进入天国，让她能够见到光耀如星辰的圣徒们的圣容。妈妈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她不可能是罪人。上帝啊，对她发慈悲吧，不要让她受苦。妈妈！”在心肝欲碎的痛苦中，他向上天呼唤着，仿佛呼唤上帝身边一个新的圣徒。他突然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
他昏厥的时间木长，苏醒后听到舅舅在上边的什么地方叫他。尤拉回答了一声，便向上走去。这时他忽然想起，还不曾像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给他的那样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
可是一时的昏迷过后，他觉得心情很好，不愿失掉这种轻快的感觉。他想，如果下次再替父亲祈祷，也不会有什么不好。
“他会耐心等着的。”尤拉这么想着。对自己的父亲，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
在火车的一间二等卧车厢里，坐着从奥伦堡来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米沙·戈尔东和他的父亲戈尔东律师。这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沉思的面孔上长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是到莫斯科供职，孩子随着去莫斯科念中学。母亲和姐妹们已经先一步到达，正忙于布置新居。
男孩和父亲在火车上已经过了两天多。
被太阳照得像石灰一样白的灼热的尘雾中，俄罗斯、田野、草原、城市和村庄，飞快地掠过。大路上行驶着络绎不绝的大车，笨重地拐向铁道路口，从飞驰的列车上看去，车队仿佛是静止的，只见马匹在原地踏步。
每到一个大站，乘客们便忙不迭地跑向小卖部，西斜的太阳从车站花园的树林后边照到他们匆匆移动的脚步，照亮车厢下的车轮。
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的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人们日复一日地操心、忙碌，是被切身利害的作用所驱使。不过要不是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对这些作用进行调节的话，这作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超脱感来自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来自深信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变换，来自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一切事物不仅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还可以发生在另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有人叫作天国，有人叫作历史，也有人另给它取个名称。
对这条法则来说，这个男孩却是个伤心而沉痛的例外。忧郁始终左右着他，无牵无挂也不能使他轻松和振作。他自知身上有着继承下来的特性，常常以一种神经过敏的警觉在自己身上捕捉它的征兆。这使他痛心，伤害着他的自尊。
从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有的人体质发育得同旁人并无二致，言语、习惯也与常人无异，却不能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只能得到少数人的喜爱，却要遭到另一些人的嫌弃。他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如果生来低人一等，便永远不可能改善处境。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还需要生存？这个只会带来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名称，能得到什么报偿或者公正的解释？
当他请求父亲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便说他的出发点是荒谬的，不应该这样判断事物，但也提不出让米沙认为是深刻的想法，使他在这个摆脱不掉的问题面前无言地折服。
因此，除了父母以外，米沙渐渐对成年人充满了蔑视，是他们自己把事情弄糟而又无法收拾的。他相信，长大以后他一定要把这一切弄个一清二楚。
就拿眼前发生的这件事来说，谁也不能判定他父亲向那个冲到车厢门口的精神病人紧追过去的举动不对；谁也不能说那个人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拉开车门，如同从跳板上跳水似的从快车上倒栽葱跳到路基上，他当时不应该让火车停下。
正因为扳了紧急制动闸的不是别人，而是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结果列车才这么不明不白地停了下来。
谁都不了解火车耽搁下来的缘由。有人说是突然停车损坏了气动刹车装置；也有人说是因为列车停在一个坡道上，没有一个冲力机车就启动不了。同时又传来另一个消息，说死者是个很有地位的人，他的随行律师要求从离这里最近的科洛格里沃夫卡车站找几位见证人来作调查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司机助手要爬到电话线杆上去的原因，大概检道车已经在路上了。
车厢里隐隐约约可以闻到有人想用盥洗水冲净厕所时发出的气味，还有一股用油腻的脏纸包着的带点臭味的煎鸡肉的味道。几位两鬓已经灰白的彼得堡的太太，被火车头的煤烟和油脂化妆品弄得一个个活像放荡的茨冈女人，可是照旧往脸上扑粉，拿手帕擦着手掌，用低沉的吱吱哇哇的声音谈天。当她们用头巾裹住肩膀，走过戈尔东的包房的时候，拥挤的过道就成了打情骂俏的地方。米沙觉得她们正在用沙哑的声音抱怨着什么，要是从她们把嘴～撇的模样来判断，仿佛是说：“哎呀，您说说看，这可是多么让人激动呀！我们可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边的草地上。一条已经发黑的凝结了的血印，很清楚地横过死者的前额和眼睛，好像在他脸上画了个一笔勾销的十字形符号。血仿佛木是从他身体里面流出来的，倒像是旁人给贴上去的一条药膏，一块干泥，或者是一片湿烨树叶。
好奇的和抱着同情心的人围在死者身边，去了一批，又来一批。他的朋友，也就是和他同车厢的那个身体健壮、神态傲慢的律师，仿佛裹在汗湿的衬衣里的一头种畜，麻木地紧皱着眉头站在那里望着死者。他热得难过，不停地用帽子扇风。无论问什么，他都似理不理地耸耸肩膀，连身子都不转，回答说：“一个酒鬼。这难道还不清楚？这是典型的发酒疯的下场。”
一个身穿毛料连衣裙、披着一条带花边的头巾的消瘦的妇人，两三次走到死者身边。这是两名火车司机的母亲、上了年纪的寡妇季韦尔辛娜。她带着两个儿媳免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女人把头巾裹得很低，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像是修道院长身后的修女。周围的人对这三位妇女肃然起敬，给她们让开了路。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她在离死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为的是在这儿能从人群的中间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不住地叹息，仿佛在比较两起意外事故。“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的。”她似乎在这样说，“你瞧，天主要是让他生出个什么傻念头，就一定躲不开，放着荣华富贵不去享受，偏要到这儿来发疯。”
所有的乘客都到尸体这里来过，只是因为怕丢了东西，才又回到车上去了。
当他们跳到路基上，舒展一下筋骨，摘几朵野花，小跑几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只是因为意外停车才来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件不幸的事，这片起伏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河和对岸上那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好像原本在世界上就不存在似的。
就连那太阳也像是当地特有的，含着傍晚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边发生的这个场景，悄悄地向它接近，有如附近牧放的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意外的事惊呆了，一开始竟因为怜悯和惊吓而哭了起来。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个现在自杀了的人曾经到他们的车厢里来过好几次，一连几个小时同米沙的父亲谈话。他说，最使人神往的是心灵的纯洁、宁静和对尘世的领悟。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问了许多法律上的细节，以及有关期票、馈赠、破产和伪造等方面的诉讼问题。“啊，原来是这样！”他对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都是挺宽大的法令。我的律师提供的情况可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以后，他的律师就从头等车厢过来拉他到有公共客厅的车厢去喝香槟酒。这就是那位身体结实、态度傲慢、脸刮得精光而且衣着考究的律师，如今正俯身站在死者身旁，显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气。旁观者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