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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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很有贡献。唯一的“污点”，便是请旨启用了“阿合马党人”阿里。不过阿里其人只是当年依附于阿合马，自己本身没什么过分的劣迹。成为平章政事后，干的也都是漠北购粮，整顿江浙财政之类实际的活。有历史问题，朝中又有不满他出山的势力存在，所以阿里从始至终也没有兴风作浪过，到大德九年去职后，其行踪都不为正史所载。
平章政事是副宰相，而中书右丞、左丞则可算作是“助理宰相”，在成宗一朝任中书右丞、左丞时间较长者有五人，分别是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是深谙儒学的汉人。何荣祖在世祖时便是元代第一部法典《至元新格》的编撰者，成宗时更进一步编定了《大德律令》。张九思在世祖朝便是工部尚书，阿合马被杀案时，便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假太子的真相。杨炎龙、何玮是真金太子生前便十分看重的儒臣，尚文更是粉碎答即古阿散诬陷真金太子的阴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谋主”。
不厌其烦的列举成宗一朝的宰相班底，读者应该已经有所明了。这样的宰辅班子，最大的特色便是持中、平和，没有哪个政治派系可以独大，政治稳定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成宗一朝除了并不伤筋动骨的御史台和理财之臣的政争之外，没有出现世祖时期血腥的政坛风暴便是明证。但是，这样的行政安排若要让国家有大的起色，则需要一位思大有为而心思缜密的君主，否则便会流为“不痛不痒之天下”。不幸的是，成宗铁穆耳恰恰是一个粗心大意而较为慵懒的皇帝，作为宰辅之首的完泽又是以恪守成宪作为最高施政要求，因此成宗一朝也就有了无所事事、人怀怠心、政令难行的低效作风。
【正文】
世祖朝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五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七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十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 。时人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的低效，耐用“一紧二慢三休” 进行讽刺。成宗对此很有意见，大德三年他申斥六部官员说：“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既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 这是在要求官员们提高行政效率，实心用事。可这句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皇帝在位已经六年，竟然连六部官员“昔未知其人为谁”，担任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职务，成宗这是否也算是“渎职”呢？长时间弄不清各部委长官的名字，那么对于地方官恐怕更是知之甚少，成宗想教育臣子好好工作，却先暴露了自己的不用心。教育的成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育没起作用，成宗便用惩罚的方式进行整肃。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诏各道廉访司及时追查转运司官员欺隐奸诈的案子，以防止管财政的官员贪污中饱。同年十月，要求中书省臣约束属宫官，凡对公事敷衍塞责者处以笞刑。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可是，所谓上行下效，皇帝本身不勤政，即使有惩罚机制，臣下的怠政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
教育不行，惩罚无效，成宗也曾想过用选拔新鲜人才的方式改变政府的工作面貌。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成宗仅继位五个月，便“诏中外崇奉孔子”，大德六年（1302）六月，又“建文宣王庙于京师”，将儒学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予以推广。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成宗在所下诏书中提出选拔人才的主张，曰：“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
话说得不错，可纵观成宗一朝，没有如科举这样的固定选拔机制，这举贤才的主张始终只是聊胜于无，真正可以匡补时弊的能臣并没有能够充实到实际岗位上，更枉谈进入中枢革故鼎新。
成宗庙号中的“成”字，在谥法中内涵相当丰富，竟有二十个解释——“安民立政曰成；刑民克服曰成；佐相克终曰成；制义克服曰成；礼乐明具曰成；持盈守满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达强立曰成；经德秉德曰成；民和神福曰成；道兼圣智曰成；夙夜警戒曰成；曲直赴礼曰成；仁化纯被曰成；不忘久要曰成；德备礼乐曰成；德见于行曰成；久道化隆曰成；内德纯备曰成；坤宁化洽曰成”。可说德才、事功、礼乐、教化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如“安民立政、佐相克终、仁化纯被、持盈守满”之类，成宗可说及格，而“礼乐明具、通达强立、道兼圣智、夙夜警戒、不忘久要”之类可就差强人意，一味的守成，虽然能够与民休息，但弊病不除，得过且过，也就不能发现突出的矛盾而予以处理。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需要后继者解决的问题，可说成宗都没有能够解决，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问题不至于放大而已。
懒惰的皇帝加上低效的行政机构，这样的组合来管理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想不出事也难。可历史上的算数总不是简单的正正得正，负负得负，成宗朝看起来不尽人意的政府在其统治前期却大有承平气象，官民两相安，这就不得不说归功于他在坚决守成的同时，变武功为文治，推行与乃祖相反的好静不好动政策——不那么积极进取的政府客观上促成了与民休息环境的形成。
守成是要“不变”，可变与不变总是辩证的，要守成除了“恪守成宪”，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先帝一些政策也必须要有所调整，否则“成”必定难守。元世祖忽必烈“定官制，立纪纲”，“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 。和西北驻蒙古汗国交兵是为了维护宗主权威，平灭南宋是为了一统天下，这都无可非议，但征日本、安南、缅甸、爪哇等等战役，全都是毫无意义的“面子工程”，且因为种种原因败多胜少，劳师糜饷，百姓也负担沉重——仅就征讨日本、安南和爪哇等国进行的打造船只的差役，就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被征发的工匠、民夫“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不知其几” ，“工匠、牛畜死者相望。” 而四处征战产生的繁重军务开支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弥补空虚重用理财之臣又导致政争不断，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政策变化频繁而百姓无所适从的情况。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泱泱大国最忌讳的就是政策多变。
成宗一继位，便停止了对安南的进攻，释放安南使节，同时又拒绝了大臣继续讨伐日本的建议，派使节出使日本。除了对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仍要继续之外，所有对外战争全部叫停，并颁布了一系列养民之法，终于实现了大元开国以来迟迟未能实现的“与民休息”。
【正文】
以朝廷机构来说，世祖末期废黜尚书省，成宗时代虽然用过理财之臣，但始终没有再复立；海外贸易上，世祖朝末期制定了“市舶司法二十三条”，对海外贸易进行了规范，成宗一朝仍然遵行不悖，虽有过一次海禁，却也是因为朱清、张瑄一案造成的连带影响，很快便又开禁了；以税法来说，世祖时代的定制，成宗也没有大的变动，如税粮，只是“复定上都、河间输纳之期” ，因为这两处一个气候寒冷，收获季节较晚，一个气候较暖，收获季节较早而已；如科差 ，将原定纳奉钞户的全科户、减半科户扩展为全部纳科差之户，也只是因为初时的复业户和渐成丁户（也就是经济困难需要照顾才能恢复生产的民户）已经不复存在了。倒是在江南实行的两税制，世祖时代只在江东、浙西征收夏税，其他地方只征收秋税，成宗为了增加收入，“始定江南夏税之制” ，在南方各地开始征收夏税。不过，两税制是宋朝旧制，世祖时代名为两税实则一税，成宗只是使之名副其实而已。
中国自古便是以农立国，与民休息首在重农。成宗一朝对农业、农民多有爱护条令，指出“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 ，“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 。同时，成宗屡屡下诏减免赋役，规模较大的便有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减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当年的一半夏税；元贞元年（1295年）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工程营建，免除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元贞二年（1296年）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大德二年（1298年）因水旱成灾，下诏减免受灾郡县当年田租的十分之三，受灾严重地区全部减免，老弱残疾及人丁稀少的民户免除三年差税，停止当年的一切土木工程；大德三年（1299年）免除当年内郡包银俸钞和江南夏税的十分之三；大德八年（1304年）下令天下官员体恤民情，减省刑罚，免除灾民差税一至三年不等。在国家减税的同时，也下令富户、田主减免佃农地租，至元三十一年便因为减免税赋总是恩及富户田主，而“其佃民输税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于是下令“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大德八年更是将江南地区富户减免地租设为定制：“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
减免农税之余，成宗也较为注意社会救济，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 ，“贫民疾病，失于救疗，坐待其毙，良可悯焉。宜准旧例，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朝廷出钱赈济和赏赐百姓，也并不吝啬：“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 史书上，随处可见“以伯遥带忽剌出所隶一千户饥，赐钞万锭”，“ 赐诸鳏寡贫民钞二百锭”，“ 以陨霜杀禾，复赈安西王山后民米一万石”，“ 赐章河至苦盐贫乏驿户，钞一万二千九百余锭”，“ 赐贵赤亲军贫乏户钞四万一千五百余锭” 之类的记载。
成宗执政时期，北方“京畿所储充足”。江南也摆脱了灭宋战争的创伤，“世道清平，人获休息”。 成宗确有守成安民之功。
解决前代问题毕竟是杰出者的工作，这样的帝王在中国数千年皇权历史中能数出来的不过十个左右。能够让已有的问题不至于扩大，维持一个尚可的条件以待来者就已经是算是及格的君王了。成宗铁穆耳在元朝诸帝中被评价为“不好不坏” ，以笔者之意，如以百分制计算，他的得分可在七十分。
七十分不算高分，想来成宗若知道笔者这样评价他一定会不满，但这并非笔者要贬低他，实在是这位大元王朝的龙颈虽有善政也弊政连连，两相抵消，得个七十分，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正文】
善政咱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再犯世祖时代的过失，可算“惩前”，但很多根本问题未能触及，没有做到“毖后”。而弊政却是开了先河，使得后世诸帝竞相效仿，流毒长远。
成宗的弊政主要和财政有关，也就是说国库缺钱。而缺钱的原因，则并非因为战争、宫殿建设之类史上常见的花钱项目——其一，赏赐宗王皇亲耗费无度；其二喜爱珍贵宝石，不惜巨资从海外采买。
先来看滥赏。
打开《元史&；#8226；成宗本纪》，粗略翻一下，便会看到一次又一次赏赐宗王皇亲的记载，而且每次出手阔绰。这里随便拿出几个例子，可见成宗不拿钱当钱之一斑：
“定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而大会赏赐例，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而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各一百六十匹。”
“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合迷里的斤帖林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
“赐雪雪的斤公主钞千锭，诸王伯答罕、末察合而部贫乏者三千锭，伯牙兀真、赤里、由柔伯牙伯剌麻、阔怯伦、忙哥真各金五十两，银、钞、币有差。”
“赐诸王不颜铁木而、阿八也不干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其幼王减五分之一。”
“赐诸王合班妃钞千二百锭、杂币帛千匹，驸马塔海铁木而钞三千锭。回纥不剌罕献狮、豹、药 物，赐钞千三百余锭。”
……
这样的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