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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绻颐遣皇紫妊坝美葱此幕把院驼颇笃渲械姆牛颐鞘遣荒芰私馑摹薄Ｙだ运档摹罢苎А本褪墙蒲В笔薄翱蒲А闭飧龃驶慊姑挥谐鱿帧＠钤忌饪峦呃祝ˋ。Koyre）的分析，近代科学需要与数学结合，但不是中世纪的数学，数学本身需要改造，必须使数学的本质更接近于物理学。紧接着李约瑟列举了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数学发生的一系列全新的事情：
（1）维埃特（1580）和雷科德（Recorde，1557）终于精心制订了一套令人满意的代数符号；
（2）斯泰芬（Stevin，1585）充分估价了十进小数的功用。
（3）内皮尔（Napier）在1614年发明了对数；
（4）冈特（Gunter）在1620年创造了计算尺；
（5）笛卡儿（Descartes）在1637年建立了坐标和解析几何学；
（6）1642年出现了第一个加法计算机＇帕斯卡（Pascal）＇
（7）牛顿（Newton，1665）和莱布尼茨（Leibniz，1684）完成了微积分。
这7件事情中，最重要的是（5）解析几何和（7）微积分，而恰恰是这两项最重要、最新的成果，在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中毫无反映，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在传教士身上；但（1）符号代数没有反映，康熙本人就要承担责任了。据詹嘉玲（C。Jami）研究，1712年夏天，法国耶酥会士傅圣泽（J。－FFoucquet，1665～1741）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皇帝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了以后，觉得“晦涩”，比旧法“更难”、“可笑”，就把这门新科学的传播给扼杀了。直到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合译棣么甘（A。DeMorgan）的《代数学》（Elments of Algebra，1835年），这门新科学才又重新来到中国，但延滞了将近150年。
《数理精蕴》所汇集的数学知识已不先进，再挂上“康熙御制”，又紧箍了人们的思想，就这样，乾嘉时期虽有许多人受其影响研究数学，但成就有限，与世界水平越来越远。
3康熙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
“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以下就沿着邵力子先生的这段话，做一些分析。先说“窒塞民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可能认真地去普及教育，普及科学。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日记》上写着，1690年2月17日康熙皇帝对他们说：“我们这个帝国之内有三个民族，满人像我一样爱敬你们，但是汉人和蒙古人不能容你们。你们知道汤若望神甫快死的那一阵的遭遇，也知道南怀仁神甫年轻时的遭遇。你们必须经常小心会出现杨光先那种骗子。你们应以谨慎诫俱作为准则。”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为了“窒塞民智”，和个人的独断独行，康熙又扼杀了另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1713年康熙对皇子们说：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1592～1666）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断人之是非”既是康熙学习科学的出发点，也是目的。1702年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当李光地（1642～1718）将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呈送给他看时，他马上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韩琦博士在《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一文中，除举此例外，还有很多的叙述，这里只再转述李光地本人受捉弄的一例，以见康熙之为人。
1689年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de Fotaney，1643～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得知详情以后，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南京观象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据李光地自己回忆：
“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
‘你认得星？’
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
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
答以参星。
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
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
上又曰，‘那是老人星？’
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
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
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
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但从上述对话中，康熙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焙耀自己，批评别人，梁启超的论断是对的。
4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梁启超批评康熙“失策”，这绝不是苛求于前人，而是正确的历史结论。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法王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1715年去世）和俄国彼得大帝（A。Peter，1689年亲政，725年去世）相比，康熙在科学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远远落后。就是与100年前的徐光启（1562～1633年）相比，也是落后的。徐光启在主持改历的时候，提出了一套发展天文学的方法，他说：“欲明天事，只有深伦理，明著数，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而已。……除此之外，无他道焉。”（《崇祯历书？恒星历指？叙目》
这套方法，也可以说是政策。1996年我在北京一次天文学会议上讲出这段话，把其中我加了着重点的20个字，命名为20字方针，大家听了以后，都对徐光启感到钦佩，有人甚至提出要把这20个字刻到我们国家正在制造的大望远镜“LAMOST”（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上。拿这段话来检查康熙的所作所为，那他就相差太远了。
4．1用人问题
徐光启临终前把李天经由山东请到北京负责历局工作，可谓“知人善用”。康熙即位时年仅8岁，就碰上了杨光先状告汤若望。这场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斗争，最后以杨光先失败告终。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da 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是一种工具，是他们的敲门砖。当他们的仪器制造、历法计算能满足皇宫的需要时，也就无需再向前探索了。康熙聘请南怀仁与法王路易十四聘请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G。D。Cassini，1625～1712），在效果上是不一样的。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1682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1713年创办蒙养斋，李光地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实际上的决策权仍由宫廷掌握，康熙的三儿子胤祉是全权代表。
4．2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
康熙在位期间，1662年伦敦成立了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1700年柏林成立了科学院，院长莱布尼兹。对于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学术建制，康熙并非一无所知。据韩绮研究，白晋和傅圣泽都向康熙介绍过法国的“格物穷理院’’（即法国科学院）和“天文学宫”（即建于1667年的巴黎天文台），蒙养斋的建立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的进行，即与此有关。但蒙养斋后来成了一个单纯编书的机构，《律历渊源》100卷编成以后，也就结束，研究工作很少。由全国大地测量所完成的《皇舆全览图》（1718年）是一项重大成果，但秘在内府之中不让人看；对于测绘方法也没有记载，以至到乾隆时代，再进行测绘工作时（1756～1759年），仍然不得不请耶酥会士做指导。
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大地测量工作，实际上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科研计划的一部分，康熙不自觉地做了此工作的组织者。当《皇奥全览图》在中国还在严格保密的时候，巴黎已于1735年出版，广为流传。詹嘉玲（C．Jami）正确地指出：
“严格地来讲，几乎不能使用‘科学交流’一词。耶鲜会士的资料称，康熙曾1693年派遣白晋出使欧洲，其使命是为中国带回其他学者，并试图将此行作为外交使团。但事实上，康熙从未制定过专门对法国的科学交流政策。将这种形式描述成两国之间的一种学术交流，仅仅是由法国耶蛛会士造成的。”’
康熙时代对欧洲交流的唯一渠道就是耶酥会土。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樊守义（字利如），到欧洲旅游28年（1682～1709年），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回国后，康熙只是在避暑山庄召见一次，并不任用。康熙身为一国之君，不学外语，当然可以，但有这么多的传教土在中国，办个外语学校，让八旗子弟学学外语，这是易如反掌的事，都没有做，更不要说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