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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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但任期不足8个月便下台。1967年9月，文革小组组长陈伯
达被任命负责中央宣传领域。令人避之犹恐不及的文革小组，从1966
年夏开始活动频繁，但一年后便乱成一团：1967年9月，其最激进
的少壮派王力、林杰、关锋和穆欣被捕；1968年2月，一贯利用义
和团起义宣扬对外国人的仇视，以此作为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
义作斗争的武器的戚本禹受到批判，并从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至
此，文革小组实际上只剩下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
人，此外还有顾问康生。1970年，陈伯达因据说阴谋反对毛主席而
被清洗掉。
由于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压力，文革小组从来就缺乏权威，不
能对文艺创作进行有效的指导，因此，除了促进现代革命京剧的发
展外，它对文艺生活的干预根本就看不见成效。和别的行政部门一
样，文化机构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如果文革小组真的希望在文学
领域采用大跃进时期的政策，那么，它显然就无力指挥和监督诗歌
创作的另一场群众运动。况且，人们很快就明白，文革小组要的是
权力，而不是思想改革。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文学和艺术并非是
首当其冲的。
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的文化生活几乎停滞不前，这不足为怪。那
时，作家被当作修正主义者或异端分子而遭到批判，而文学故事则
往往被认为是作家政治信仰的表露。作者与故事主人公没有区别，
甚至故事里某一人物的政治信仰都可以直接认为是作者的政治信
仰。上海座谈会之后，政治短文和文学小说之间的明显区别被取消，
结果，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提到的“通讯文学”便成为最受欢
迎的文学类型。据林彪女儿林豆豆所言，林彪赞扬报告文学是一种
集小说和散文的功能于一体的写作风格，与政治生活更贴切，有说
服力，能在对人民群众进行的现实主义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①林
豆豆本人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其中有些作品还被译成英文，并于
1967年在《中国文学》上发表。
然而，报告文学不大适合延安《讲话》以及座谈会《纪要》所
反复强调的要求，即文学“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
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②这种几乎是
亚里士多德式的文学观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里完全被忽视，作家
除了写些对当前政治目的表示积极支持的作品外，对其他任何题材
均不敢轻易动笔。1967到1971年期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
志从来没有肯定地评论过一篇现代或古典小说，也没有肯定地评论
过任何一位诗人的一篇诗作。当然，毛泽东的诗是例外。但是，这
些诗尽管在政治论文中常被引用，却从来不会受到文学批评。
1971年9月林彪死后，文学创作的局面才有所改观，变化的标
志是《人民日报》于1971年9月19日刊登了郭沫若的几首诗。我
们不妨回忆一下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开始前，郭沫若受
命充当的角色，就是用可怜的自我批评形式告知全国等待着知识分
子的将是什么。他此次发表的诗，主题是政治的胜利以及由此而赢
来的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郭沫若通过对新疆生活和自然风景的描
写，借机激发作家们重新提起他们的笔杆：
云笺天上待诗篇。
一池浓墨盛砚底，
万木长毫挺笔端①
1971年11月，郭沫若还发表了一部研究李白与杜甫的著作，旨
在鼓励对古典文学进行更多的研究。尽管郭沫若没有回避历史唯物
主义的解释，但其作品得以出版这一事实已意味着恢复了对历史的
研究。
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讲话：“希望
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证实了文化气候的转变。毛的干预只能被
解释为试图将文学从被文化大革命拖入的死胡同里解救出来。林彪
坠机后，他和江青组织的上海座谈会的观点不再被采纳，因此极需
要重新阐明文艺政策。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试图填补这一空白。社论强调中国文学的连续性，认为文学必须为
工农兵服务，而文学中的英雄人物都应有无产阶级背景，从这一方
面来说，“革命样板戏”如现代京剧，就值得学习。社论说，必须
继续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肃清“修
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余毒”。然而，仅仅批判是不够的，还应当有新
的、富有创造力的作品问世。因此，凡具有革命内容、形式健康的
文学作品，不管是业余作者或是专业作家创作的，都应予以鼓励；
而只要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任何文艺流派都可以发展。
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这一条是潜在的严格约束，
但社论对新的文学创作仍是一种鼓舞。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合著或无名氏的诗集出版，诸如《颂歌献给毛
主席》、《千歌万曲献给党》等，这些诗集都保持了大跃进期间所
形成的业余写作的传统。如今，诗人单独出版自己的诗集再次成为
可能。1972年，张永枚、李学鳌、李瑛和贺敬之（《白毛女》原著
作者之一）都出版了诗集。这些诗集在文化大革命前曾出版过，所
以包括了早期版本的一些诗作。毫无疑问，他们的作品对生活充满
了马克思主义的乐观态度，但斗争的主题相对不明显，而更多体现
的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神话。李瑛的作品尤为如此，他极力要把
乡村的生活写成“世外桃源”。①
小说创作的恢复，只有在把虚构的文学故事与政治文件材料区
分开后才有可能。1954年因猛烈抨击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解析而
开始其评论家生涯的李希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直保持沉默，但
1972年却发表了一篇论述鲁迅的重要文章。李希凡认为，故事的主
人公没有必要就是故事的作者。他说，鲁迅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并
不是发生在鲁迅身上的事。②李希凡的观点不但使对所谓修正主义作
家的批判失去根据，而且对新小说的创作也起了鼓励作用。小说不
同于报告文学，也不同于历史纪实。高玉宝在谈他的小说《高玉宝》
是如何写成的时，也提出了这个观点。《高玉宝》首版于1955年，
英文版译为《我的童年》。1972年小说的修订版发行时，高玉宝声
明：《高玉宝》不是自传，我是把它当作小说来写的。高玉宝引用
延安《讲话》解释道，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应具更高层次，比现实生
活更具典型性。③
1972年出版的小说绝大部分是再版本。李云德、黎汝清、高玉
宝以及浩然的小说均属此列。尽管浩然同时还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
——《金光大道》，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却避而不谈。事
实上，绝大多数在1966至1976年发表作品的作家都小心翼翼地绕
开1960年以来的政治发展。1967年，有消息传胡万春正着手写一部
关于红卫兵的小说和一篇关于上海“一月风暴”的短篇小说。①但由
于官方对红卫兵和上海“一月风暴”的评价不断改变，所以，这两
篇小说最终没有问世，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金敬迈提供了另一个相反的例子。1965年，他的小说《欧阳海
之歌》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同年又出版成书，1966年4月，出
了修改后的第二版，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并于1967年5月再
版。②欧阳海1963年死于一次事故，这位军队英雄的事迹是金敬迈
这部小说的主要素材。在小说第一版里，金描写了刘少奇《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对欧阳海的积极影响，后来他修改了这一段，加进了
涉及毛主席著作的内容，还赞扬了林彪。1971年林彪失宠，这种改
法又过时了。最后，到1979年出了新版，但又出早了，它没来得及
增加对已故的刘少奇的赞颂。
《欧阳海之歌》的命运代表了中国小说家进退两难的处境。一
方面，他们有责任表现社会主义革命中英雄人物的形成，但是一旦
进入细节，提及最新的政治指示和文件，他们就冒着这样的风险：
在其小说准备付印时，党的路线可能已经变化。如果党的路线不因
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而变化，或至少不像60年代末和70年代那
样变得眼花缭乱，那么，服从党的路线（党的精神）和艺术概括（典
型化）之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就会有所好转。
小说除了要优先反映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历史外，还有其他许多
禁锢。小说是没有什么心理活动余地的，因为小说的主人公都要有
几分马克思主义知识，而马克思主义有使主人公在困难的情况下化
险为夷的威力。小说的作者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性格外露的人，
所进入的是一个假想的客观世界，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去反省和怀
疑，因为据说马克思主义能为实现正确的目标提供正确的指导。如
果主人公的动机没有心理条件为基础，作者就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的
决定因素中寻找动机——总而言之，从阶级冲突中寻找。实际上，
1966—1976年间的所有小说都是冲突的小说，所有的冲突，根据毛
泽东的说法，归根结底都是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和人性
发生冲突的，因为毛泽东不承认超越阶级差别之上的人性的存在。
此外，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也被当作阶级斗争来解释，因为不同的阶
级对灾难会有不同的反应）。
不过阶级斗争可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1）公开的阶级斗争，
它的弊端是从开头就能预知到结局；（2）隐蔽的阶级斗争，它却可
能引诱作家以赞赏的笔调描写阶级敌人，以怀疑的手法写无产阶级
英雄；（3）类似阶级斗争，把斗争变为一种误会，一次考验，一场
玩笑。中国作家一直很喜爱这后一种办法，如浩然，他在作品中用
类似阶级冲突的手法描绘出相当于一首文学的田园诗，一个没有麻
烦问题的社会。①
虽然人物刻画的规则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时有变化，但下面的
概括是有根据的：70年代初，小说中（以及小说外）的阶级敌人以
前是一个地主或富农，一个国民党员，一个书呆子，一个官僚，或
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通常他是一个老头，如果是年轻人，他受了在
资本主义旧社会腐化了的老者的欺骗。阶级亲人是穷人，出身无产
阶级，是党委委员，他们与其他进步人士保持良好关系，并关心别
人。
还有下列变化：文化大革命头两年中，一种倾向是把共产党员
的党票授予有缺点的英雄，如1967年版《欧阳海之歌》中的一些章
节。但很快就不允许了，党员的身分留给了完美的英雄，如同文化
大革命前一样。学习材料也从文化大革命头几年赞扬有缺点的英雄
变为后来几年赞扬完美的英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作者骄傲
地把其中的一章定名为“我要读书”。中国作家需为某种政治目的
而改变敌人和英雄的性格，这使作家的创作任务更加艰难了。事实
上，作家在写小说时便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俘虏，他必须不时修改写
作计划，以适应要他遵守的政治指示。一旦政治形势变化，作者必
须修改作品，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位作家一样。
长篇小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要求，而短篇小说和诗歌这样较
短的形式则游刃有余。这种要求也有利于舞台演出：京剧、歌舞及
现代话剧，它们都靠口头表演，因此容易随莫测的政治气氛的变化
而作出调整。
① 林豆豆：“林副主席论写作”，《火炬通讯》（1968年7月）。
② “座谈会纪要”，第231页。
① 引自《中国文学》英译文，1972年1月第1期，第52页。
① 见他的诗“笑”，载李瑛的《枣林村集》第71—73页；英译本《中国文学》1972年8
月第8期，第33—35页。
② 李希凡：“旧式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学》1972年12月第12期，第24—32页。
③ 高玉宝：“我是怎样成为一名作家的”，《中国文学》1972年6月第6期，第111—118
页。
① 红卫兵报纸：《井冈山》，1976年4月7日；《北京工人》，1967年5月27日。
② 详细情况见D。W。福克玛：“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文学”，《东西方文学》1969年第13期，
第335—358页。
① 如“艳阳天”，译文出自《中国文学》1972年4月第4期，第13—28页。
现代革命题材的京剧样板戏
1949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京剧现代化的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