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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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里边也拿，那里
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
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
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给你一些东西，帝国主义
怎么能给我们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①
然而，在1958年，毛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发生了急剧恶化，远远
超出了大跃进政策逻辑发展所隐含的范围。这一不断加深的分歧并
不简单是，甚或主要是关于非斯大林化争论的结果，尽管如我们所
知，毛对赫鲁晓夫没有与他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做法强烈
不满。但同时，毛对斯大林对中国采取的高压政策也强烈不满，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赞成赫鲁晓夫为诋毁斯大林所做的努力的。
他在1958年3月指出：“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
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
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
的精神压力。”而在1958年4月，他又宣称：“斯大林这位同志有
点老爷味道……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②
但是他仍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对赫鲁晓夫“一
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错误应当批判，但是我们必须
认识到他也有正确的一面，而对于这正确的一面，“我们必须崇拜，
永远崇拜”。
尽管他在这点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年3月的同一次成都会议
上说，他还是支持赫鲁晓夫，把他看作从地方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
年富力强的优秀革命者的典范：“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
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
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
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①
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在1958年年中以后，毛在提到赫鲁晓夫
时再也没有用过这种基本肯定的词语。当然，导致两人之间关系恶
化的决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机（或一系列危机）。
赫鲁晓夫试图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解决1958年7月的中东冲
突，这显然是产生麻烦的一个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毛
确信苏联领导人正在试图控制中国的外交政策。
1959年7月29日，毛与彭德怀的对抗在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上
达到高潮。当时毛对三份国外批评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鲁
晓夫在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的新闻报道），写了一个简要的批
语。三天以后，他把这些材料和他的批语的副本送给一位老同志，
并附上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
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
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②
显然，毛对于那种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与马克
思主义正统观念不一致的意见，既愤恨又蔑视。与此同时，对国内
也有人像苏联人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持保留态度的担心，大大加剧了
他对毁谤人民公社言论和赫鲁晓夫过宽地干涉中共内部事务做法
（其方式是批评公社，与彭德怀的联系等等）的不满。
接着，1959年秋发生了塔斯社声明事件，随后又是与苏联的一
系列冲突，毛在十中全会上对此作了如下概述：
……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声明以后赫压我国，十
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
然后两党（中国和苏联）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
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①
毛在这段话中用的“围剿”一词，曾是30年代蒋介石为了策划
由他发动的消灭共产党人的战役而使用的术语，这个词生动地反映
出他已察觉到以前的同志对他的敌对程度。但是，尽管毛对这种敌
视感到愤慨，但面对这种敌视仍非常冷静。在1960年3月的一次讲
话中，他解释了他自信的原因：
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
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
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5％吧。最多不过占10％。……
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美国和我们的仇恨更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
有间歇性。……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例如说＇，
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和
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
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①
毛在1960年预测的中美关系改善在后来的10年里并未变为现
实。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至极点。在毛讲了上面
详细引用的这段话一个月之后，中国人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
的社论和其他一系列文章，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攻势，表面上
是针对毛所说的“反华大合唱”成员的“修正主义分子”，即南斯
拉夫人，实际上矛头所向都是苏联的“半修正主义”，在毛的著作
中，他们很快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主要敌人。1962年1月，毛泽东在
七千人大会上实际上发出了推翻苏联现政权的号召，这时，形势到
了决定性的转折点。
他在这次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1967年作为指示发表），毛说：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
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
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②
尽管这一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苏联领导人还是很
快就确信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认为他们离经叛道。总的来说，莫
斯科和北京的决裂在1963至1964年的公开论战中充分显示出来。
中苏论战的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已作了叙述，即
使把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回击苏联人的9篇文
章的作者都归于毛的名下，我也不想在这里评价它们的内容。在这
一内容里，与此有关的是，毛本人是怎样迅速地给在9月初刚刚开
始的反苏言论赋予了思想和政策的实质内容。
在1963年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9月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