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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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毛泽东在提倡阶级斗争的热情和严厉性以及在分析现存阶级关
系方面当然有很大的偏差、转折和波动，但大方向没变。
在大跃进前夕，毛用相当古怪的术语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阶级
结构的看法。他指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之间
的关系”：（1）“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
以及他们的代理人”；（2）“民族资产阶级”，他说这里所指的是
除右派分子以外的这一阶级的所有成员；（3）“左派，即劳动人民、
工人和农民”，对于最后一类，毛泽东后又附带作了补充：“其实
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①
在1958年4月6日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毛纠正了一种反常现
象——没有指出农民的特殊作用，却继续把“帝国主义”包括在中
国现存的阶级当中。这一次，他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阐述：
……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30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
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坚决反
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
这些人加起来大约占人口的5％，就是3千万……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
要拉。要把10％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几年以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转变，可
以摘掉帽子。②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农村富裕中农。毛把
他们说成是摇摆不定的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关于“两个劳动阶级，
工人和农民”，毛指出：“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
搞清楚。”他接着指出：“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
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
大跃进的后果，使毛以前结合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关于阶
级问题的观点因一点新因素的加入而被修正。这种新因素就是干部
和知识分子中的特权分子构成了萌芽状态的阶级的观点。这一倾向
是同上面所谈到的一代人的变化相联系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
为，因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习惯了某种生活水平，所以必须
付给他们高薪。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报纸在1956至1957年曾展开
过广泛的讨论。1957年1月，毛本人也为他所说的出了“一点钱”
就“买了”资本家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观点
进行辩护。①显然，同样的照顾并不适用于新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他
们没有这样的奢望，也许他们被认为有较高的政治觉悟。
我已经提到，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提倡“供给制”。
当然，他的这次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1958
年10月《人民日报》转发的张春桥的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张的文章
于9月份在上海首次发表，实际上绝不仅仅是张和毛的观点偶然巧
合的一致，这是一种精明的政治谋略的结果。上海的“左派”市长
柯庆施出席了北戴河会议，他在电话里向张春桥通报了他关于毛讲
话的笔记。这给张春桥的文章提供了灵感。一看到这篇文章，毛就
决定在北京转载。因此，毛的这一举动既表明他易于接受奉承，也
表明上海环节（如果此时尚未形成上海网的话）在此时就已经开始
发挥作用了。②
毛在《人民日报》上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他说，文章
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有“一些片面性”，
而且，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③但是，即使毛认为张对破除
“资产阶级法权的观念”或马克思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规范过于
急躁，用这一用语所提出的问题在他以后的讲话和文章中却一再出
现。简言之，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与
马克思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权利”在性质上是
相似的。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下述论点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党内存
在一大批依恋其特权的高级干部，因此，党是产生资产阶级或具有
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的温床。①
我已经强调了1959年庐山中央全会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成为日
益强调阶级斗争的转折点。毛指责彭及其盟友是混入中国共产党内
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②毛声明，庐山的这场斗争
已经是阶级斗争了，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
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而且预言，这种斗争
“至少还要延续二十年”③（结果是毛几乎全力促使这种斗争发生）。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
误”时，邓力群指出了毛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的另一根源：“事实
上，1958年以后，毛基本上没有注意经济工作，这就影响了毛对阶
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④不应望文生义地认为上述说法意味着
毛此后对与经济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兴趣。毕竟，正是在1960年
他写了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而且现在据说他主持
起草了1961年3月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六十条”。①所以，邓力
群的观点是，毛虽然还不断地谈到经济制度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
但他对经济学或者经济现实并没有多少认真的兴趣。从这个意义讲，
邓的结论无疑是有道理的。
从1959年以来，毛越来越坚信，不仅是他，还有刘少奇及其他
同志长期以来斥责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并不仅仅是“工
作作风”中的缺点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共产党及其干部中阶级性
质的最初变化，他对苏联情况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看法。
他在1960年就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阶级以后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
团”问题作了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出现在他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材的读书笔记中，但这显然也是想应用于中国。
今天的中国确有一些学者认为，毛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分
析的主要目的是制造一个武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那些不同意
他观点的人。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毫无疑问，毛对赫鲁晓夫的俄
国深感厌恶，在他看来，它所具有的一切都已停滞不前了。事实上，
毛还追溯了苏联体制弊端的最初根源。他断言，十月革命之后，苏
联没有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结果，出现了对沙皇
时代等级制度的怀恋，多数党员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没有提
升的机会。②他还指出，苏联没有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自由；因而也
就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革命一直比较彻
底。③毛最严重关切的仍是这种有害倾向可能会在中国生根的危险。
这时，毛已经看到，中国干部中被这种毒素感染的人是两个特点造
成的。在他以后的有关思想中，这两种特点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一
方面，他们依恋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即“资产阶级权利观念”所
带来的特权；与此同时，他们的行动又像封建地主一样。毛说：“人
这种动物很有趣”，“稍有一点优越条件就觉得了不起”。①
1962年1月，在一篇主要强调必须继续与旧的反动阶级（地主
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讲话中，毛说他们“仍妄图复辟”。明确
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②1962年
8月，在十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中央委员会预备会议上，毛宣布：“《中
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由毛亲自编辑）一书中一段按语讲资产
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改过……
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③
就实际情况看，资产阶级可以“新生”这一说法留下一个有争
议的问题，即毛指的是旧的资产阶级可以再生，还是说资产阶级的
幽灵或本质能够以一种新的形式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条件而获得新
生，这是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他可能是指第二种情况，即德热拉
斯和其他人所称的“新阶级”——尽管毛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然而，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究竟仅仅是孤立的个人，他们因滥
用职权而腐化堕落呢，还是所有干部都因其拥有的权力和特权而倾
向于成为这种人物呢，关于这一点，毛在60年代中期似乎还难以作
出判断。
60年代初，他强调金钱的腐蚀作用和用钱换来的好处，看来是
倾向于第一个方面。于是，在继续承认物质刺激在中国现阶段是必
要的同时，他又认为，物质刺激应当服从于政治思想领域的“精神
鼓励”，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①
在1962年1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把“五种坏
分子”和这些受到怀疑的个人的社会根源联系起来。他说：“人民
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
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
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②
在1962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
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亲自修改了概括他思想的全会公报。③
就像五年前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庐山的争论一样，这一次标志
着进一步转向大搞“阶级斗争”的政策。但是，正在成为斗争对象
的这些阶级的性质和地位基本上仍是模棱两可。在1962年1月的讲
话中，毛曾提到“这些阶级和坏人”。换句话说，尽管毛说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代表”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但他们未
必都来自这些阶级。从1962年夏到1963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在此期间，毛的两段话特别强调了党内离
异倾向的阶级根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强调通过教育继续进行改
造的重要性。
8月9日，毛在北戴河的谈话中指出：
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
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
地富子弟，有马克思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
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①
1963年5月，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指示（即“前
十条”）公布前夕，毛对党的阶级构成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还
是用极为类似的措辞谈到了“改造”问题：
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
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
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
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
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
题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作。
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②
显然，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于毛来说，尽管客观的社
会出身仍很重要，但通过政治教育对整个阶级进行个人改造也同样
是一个关键的方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毛在1963年比1962
年更强调“改造”，即主观标准。
1964年5月，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在听取四位副
总理汇报工作时宣布：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
城市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作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
身都不是工人阶级。③
在一条未注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写于1964年下半年的关
于划分阶级的指示中，毛明确论述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
系：
划分阶级有必要……这两个，（客观的）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
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