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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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475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2—113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181页；《杂录》，第85—86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37页。
② 关于柯庆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见1986年4月23日我同胡华的谈话。1986年4月24日
我与 龚育之的谈话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③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① 中国最近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倾向的最有权威的分析，见石仲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
产阶 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一文，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05—417页。
该文修 改后又在《红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页）上公开发表。像最近发表的其
他许多文 章一样，这篇文章明确断言，从大跃进开始，毛在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引
入中国政治 言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译为英文“bourgeois right”，即“资产阶级权
利”这一术语 出自马克思最有权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运用它
批判了“不折不 扣的劳动所得”这一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21页）。在
德语中，法权是指 权利和法律秩序，权利指的是有权取得某个人的劳动（或人身权利的）
报酬这一层意思。马 克思在此提到这个法权问题时，实际上是指这两方面的意思，在他明
确指出“平等的权利按 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后，他接着指出：“权利，就他
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 同一的尺度……”换句话，使某人有权利这种意义上的权（或权
利）是由法制或类似法律的 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由于不接受为毛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
权”（按字面意义讲，指“资 产阶级的法律权利”）这一译名，进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
1979年以来，它往往被译成 “资产阶级权利”，那就更有个人主观权利的意味。总之，毛
最担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这样 一个事实，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运用，
并没有考虑个人的社会需要，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一样，
是很残忍的。
② 1969年9月11日对军事委员会的讲话。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7
— 148页。
③ “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源”，1959年8月15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73页。
④ 邓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学术讨论会上回答关于1981
年6月27日决议问题时的发言。见《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45页。
① 陶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21页。
② 《学习文选》，第305页。（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讲话）
③ 同上，第311页。（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讲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 192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见毛
在1958 年11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1969 年），第117—1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6、210页。（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材
的会议上的论说是根据他在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页。
③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59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6页。
② 《资料选编》（北京，1967年1月），第277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姆
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页，（毛
的这段话是在第70—71页），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见S。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67页。
③ 《杂录》第351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4—495页。
① 同上，第351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02—603页。（关于这一论
述的日期，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
卷中的讨论，第47页。）
① 《北京周报》，1964年第1期，第10—27页。参见《红旗》1963年第24期，第1—30
页（“一分为二”这一词出现在第4—5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见S。施拉姆：《三
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中文版），第498页。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年关
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
——上层建筑，已经表示了同样的关心。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
页；杂录》，第266页。
① 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五个战斗性文件”中的两个。1963年12
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译文（这里稍有修改）见《北京周报》1967年第23期
第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0页。
③ 同上，第217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8—499页。
② 同上，第587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8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2—588页。
② 同上，第597—598页。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
提出如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
一决定同上文所阐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症之间有
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
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
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
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
是第二个。换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
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
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
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
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
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①
专政、造反和灵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
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
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
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实在走得太远了。
毛在1960年对苏联那本教科书的评论中宣称：“不管什么，历
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②然而，直到文化大革
命前夕，毛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
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1965年12月，与党的大规模冲突来临之
际，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
自己来管理”。他接着说，有两条路线：一是完全依赖少数人，二
是动员群众。他说：“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事情，
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号召要依靠“党的高
级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③只是到了1966年3月文化革命
真正开始时，毛才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不需要党
的集中领导：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
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④
两个月以后，这些“猴王”高举着毛的语录，包括“造反有理”
这一口号，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是毛在1939
年创造的，并把它归功于斯大林——这是种种讽刺中的讽刺。①“敢
于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宣
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
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
的，越乱越好！我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
阶级的新世界。”②这些红卫兵所要打碎的旧世界，当然，是受党控
制的；他们不准备去纠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使之冰
消瓦解，用一个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从未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他在8月23日的一次中央工作
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
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
哩！”③
照字面理解，“几个月”可能是3个月或4个月，最多也就是6
个月。其本质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风运动。尽管
如此，由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段时期内，党只能以基层党
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
冒险，他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
除他的敌人。
随着事情向着这一方面的发展，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党
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
作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年2月，他在与张春桥
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上海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这是极
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长，而
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还是长的”。①在讨
论到反对把政府机关称作公社时（张和姚在上海就是这样做的），
毛质问道：“我们党放在哪里？……在一个公社里必须要有党；公
社能代替党吗？”②随后9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看来这是不可能
的。
此时，另一种矛盾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毛一贯认为，应该是
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趋势开
始时实际上乃是毛企图在林彪掌握的人民解放军中形成一个权力基
础的一种战术调动，这是因为他感到党正脱离了他的控制，而绝不
是因为他思想中有了任何革新或突然的变化。但是，无论他本人当
初的意图如何，实施这种战术很快把毛引向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含义
的方向。
在1964年2月发动“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剑桥中
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工业企业、学校以及全国其他各单位，
都用军队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部。这是事态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军
队不仅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模式，而且还向它们提供了人员。这是毛
事先就已亲自决定好的。1963年12月16日，他在给林彪、贺龙、
聂荣臻元帅和肖华将军的一封信中说到：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
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提议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
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看起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
业部门、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
了。③
这种依靠军队而不是党去领导其他组织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的事实是，
到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
导师。正是军队在1964年5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红宝书”《毛主
席语录》。另外，虽然人们并不知道毛参加了这一每日祈祷书的编
辑工作，但他是该小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