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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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支持“皇帝周围（或女皇周围）的法家领导集团”的党在沉浮和
失去她的部分光辉。①
林彪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军队重新服从党的
领导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兴
趣。这一事件，尽管让人弄清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但它与我们
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几乎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
不仅对汉学家是一个迷人的主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1973至1974年发展
起来的对秦始皇的狂热崇拜。“上海激进派”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由
一个独裁者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
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是国家的两种弊端，二者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期间，毛毫无顾忌地颂扬秦始皇，
并将他看成一位先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毛在当时和后来，对秦
帝国统一的历史意义持有与1973至1975年间的思想家们相同的看
法。那时，据说毛在前面引用过的1958年的演说中，详细阐明了“革
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
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①70年代中期的材料对此从未直接做过结
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
物，如有可能的话，应当被翻出来重新使用。林彪批评毛是个暴君。
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裁
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
家组织，而且也应变革“生产方式”，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应是在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
毛本人在早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
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可以设想，自1939年以来，
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1972至1974年间
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然而，
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级”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而在同样意义上，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
做，但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
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这一系列论点所作的唯一辩解，似乎是为向其他人表明中国
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
始皇的类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
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
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
豪，但他的态度比较微妙，很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
突中，相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
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
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
中的复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
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
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途的
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
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较为温和的路线，
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年，毛倡导了“批
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作
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发起的“学
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①
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
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而毛则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②
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
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
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
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
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①
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
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
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
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②
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
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
论据。我并不是说某个论点的形式宁愿不能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
也不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不能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
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
的形式。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
的。此外，根据一切可得知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
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
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
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
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
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
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
削工人和农民的。③
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
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
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
样做过。①
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
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
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
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
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
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
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
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
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
度。……②
这段分析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
资料这一说法相比，它更难以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世
纪之久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
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
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
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他
们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竞争，并
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年代末期以来毛本
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前景都提出
了“新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
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
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
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
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
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
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和更多的、会使他们去腐化其他人
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
而且还有权力本身。1976年5月，人们引用了毛一生中发出的最后
几条指示之一。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
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①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
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
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
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
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
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
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
的。但是，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虽然被曲解，并被作为毛思想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下来，但它们并没有抵消中国传统在毛的思想
和在中国政治制度中所占有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对秦始皇的崇拜以外，这种倾向的另一方面
是强调要忠于领袖和他的思想，这是通过“忠”的符号来表示的。
像红卫兵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熟背“红宝书”，能够
在每个场合背诵合适的语录，并以此显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
而且，他们还“无限忠于毛主席”，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
国，这种高于一切的品质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在《左传》鲁成公九年里写道：“无私，忠也。”这句话的大
致意思可以理解为：“无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统治者）”，在毛
的晚年，中国人反复学习了这一公式。一方面，真正无私的，愿意
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毛
主席真正的和忠实的信徒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过来说，忠
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成为无私的无产
阶级革命者，并赋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①在这一方面，和秦始皇一
样，毛在其晚年，完全从一个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在其思想中起
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的折衷主义者。
① 王年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计”，见《党史研究资料》第4期，
第772页。为进一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根源，可参考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
真正的统治者？”第221—224、233—237页。还可参考他的“剧变的限度：对‘伟大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的看法”，载于《中国季刊》1986
年12月第108期，第613—624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06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1964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和艾思奇的谈
话）。
④ 同上，第640页。
① 《毛泽东集》第7卷，第142页，译文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7—428
页。
②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北京周报》1966年第37期，第2—21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53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77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70—671页；另见《杂录》，第453—454页。
③ 《资料选编》，第287页。
① 1960年10月20日的决议由J。切斯特郑翻译，收录在《中国红军的政治》第66—94
页。与《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的相应的部分在第70页。另见同一卷第30页。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