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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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为“首长”的作用，因为，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
却无权作出决定。在国家一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盟采取的只是
松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这使人伤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
在基层，它产生的是特别委员会的专断统治、军事管制、冷酷无情
和骚乱的混合物。
　　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
复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
个人代表和由一个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
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
言之，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
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它的一元化使命。因
为毛主席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①），
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对毛的思想的另一个主要的二元解释，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
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
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
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1971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
《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②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
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
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竟有充分的
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勒、
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
的新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
的传统思想同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③因此，很难断
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毛泽东改变了拒绝接受张
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
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采用了他从193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即
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
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①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
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只能
用西方的技术”。②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同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
土长的哲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
里或从西方吸取任何东西。人们着重强调的说法是，如果想使从西
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
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
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词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根深蒂固
的感情因素也渗入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受到了渲
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
消灭，最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③1970年12月18日，
毛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
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
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④
　　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
的斗争，他在1970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人们也强
调，正如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
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
当作“中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
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
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毛在数十年里潜心建
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基本上崩溃了，至少他自己看来是如此。1976
年，当毛去“见上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是）—
—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当一个新时代在其继承
者领导下来临时，出自《左传》和类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就隐
隐约约地出现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的这些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
而只分析他在1935至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
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
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
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
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
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
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
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
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
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
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
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
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
国又超过英国。①
　　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
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
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
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
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
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
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初步再评价》，第71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77页；另见《杂录》，第343页。　　
①　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　　
③　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见《杂录》，第266页。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　　
①　《红旗》1964年第13期，第31—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64年第29期，第26页。
（源出于毛对1963年5月9日关于浙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评语。）　　
①　《红旗》1973年第9期，第22、2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3年第35期，第36、25、
28页。　　
②　《红旗》1975年第2期，第1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4期，第19页。　　
①　指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译者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7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见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5—86页。　　
②　同上，第234—235页。　　
③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第8页。　　
④　同上，第6—7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
在自己的著作中用过这段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33—334页；另见《杂录》，第258—259页。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　　（1966—1969年）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从1966年起直到大
约10年后毛泽东去世时为止，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文化大
革命的情形，想起来仍栩栩如生：身着军装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挤满
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伟大舵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
个个热泪盈眶；老干部们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
子，被抓上卡车，那些年龄只相当于他们1/3的年轻人强迫他们沿
着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报纸见方的大字报上充斥着对高级领导
人的修正主义与反革命行为的辛辣谴责。红卫兵带着的红宝书——
用塑料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是年轻的造反派反抗权威的象
征。
　　纯粹从叙述的角度看，无论对发动者个人还是对整个承受了它
的社会来说，文化大革命只能被看成是一场悲剧。这场运动在很大
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毛在革命胜利后时代仍孜孜不倦
追求革命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在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中具有独一无二的超凡的地位，这使他有资本发动文化大革
命；他对群众运动充满信心，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形式。毛的开阔的
视野和改造八亿中国人命运的能力成了神话，从而产生了一位比真
实的毛泽东更伟大的人。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剧中一样，这些英雄品质最后打上了致命
的污点。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
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他个人的权威使他有能力发动各种社会
力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它们。随着群众运动逐渐演变成暴
力，派系斗争和骚乱，毛认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能拯救国家的观
念被证明完全错了。毛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成为他对中国和马列主
义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结果倒成了他晚年的重大错误。
　　由于毛具有操纵中国的能力，所以，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就是
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当今的中国领导人都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
国家的大灾难。虽然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不如大跃进严重，生
灵涂炭的情形也不如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日本侵华时期和共产党革
命时期，但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事业的中断、精神的崩溃以及所付
出的生命的代价都具有毁灭性。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恐怕
要几十年方能消除。而且，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这些代价基本上是
毛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提出的对策的结果。毛认为中国正处在复辟
资本主义的边缘，提出阻止复辟的最好方法是发动城市青年。
　　从另一种观点，即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又是非常
有趣的。政治学家们常常提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行的
政治机构由于经济处于过渡阶段、知识界发生骚动，以及政治的动
员、社会的变革等原因①，遇到了挑战甚至被动摇，发生了危机。如
不进行有效的改革，政治危机就可能发展成暴力、混乱、反叛甚至
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初看起来，就像20世纪许多其
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似乎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危机。中
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面临着高层次的抗议，因为城市里对许多社会、
经济和组织政策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中共既无法压制这些持不同政
见者又无法有效地迎合他们。这种情形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
在其他地方，都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干预，恢复秩序，
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为止。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政权的领导人
自己引发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是他发动
各种社会力量削弱他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
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
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政权。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却远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据毛的观
点，成功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
一个旧秩序。毛第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
判，而且有对未来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