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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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机构变迁的叙述和估价，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9章。
①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1期（1969年春季号），第3—12页。
② 内尔森：《中国的军事体制》，第83页。
③ 菲力浦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载《中国季刊》第41
期（1970年1—3月），第5页。
① 《解放军报》，1968年1月28日；《北京周报》，1968年2月2日，第8—9页。
②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第27、29页。
① 这些数据出自理查德鲍姆的“中国：醋泡黄瓜的年月”，《亚洲概览》第9卷第1期（1969
年1月），第1—17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3—454页。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在民主革命时期一
贯道是一个反动的秘密会社。
③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年春季号）第2卷第1期，第3—12页。
④ 关于姚的报告和随后的两个党的文件，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6—301页。
① 有关十二中全会的参加者，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三中全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55—274页。
② 十二中全会公报，见《北京周报》第11卷第44期（1968年11月1日），附录，第5
—8页。
③ 党章草案的文本见联合研究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1956年9月—1969年
4月）第235—242页。
① 指控刘少奇的题目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见联合研究所
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第243—250页。
② 关于十二中全会这些方面的情况，见孙敦А独方惨濉废戮恚�274页；聂荣臻的回
忆见《新华日报》1984年10月23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1月7日，
第20—21页。
① 林彪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16—35页。关于
该报告的起草有不同说法。周恩来在1973年的十大报告上说，由林彪、陈伯达起草的初稿
“被中央委员会否定”。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最近，胡耀邦声
称，这个报告是由康生和张春桥起草的。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第57页。
① 1969年党章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6—39页。1956
年党章，见联合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第1—30页。
① 关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以及与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分的比较分析，见戈登A。
贝内特：《中国的第八、九、十次党代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党章纵览及比较分析》；罗
伯特A。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比较”，见斯卡拉皮诺：
《精英》，第67—148页。
结 论
我们如何公正地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
的起因与发展、后果和影响呢？由于这些事件很复杂，红卫兵出版
物提供的资料又不确切，加之对发生在不到20年前的事件缺少从历
史角度进行总结的材料（如本文一样），因此我们被搅得混乱不堪，
这项工作变得异乎寻常地困难。
自九大以来中国和西方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易走极端，而且不
断变化，我们的分析工作和这些评价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60年代
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把红卫兵运动描绘成一场创造性的和有效
的运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
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个时代的官方解释是，文化大
革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
那一部分权力”，因而“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
进”。①迟至1977年，甚至在清洗“四人帮”之后，中国领导人继
续用热情的语言描述文化大革命。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华
国锋说：“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
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
显示它的灿烂光辉。”确实，华国锋断言，作为继续与党内资产阶
级和资本主义影响作斗争的方式，深入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
行多次”。②
然而，两年之后，中国的官方路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79年
中，叶剑英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最
近流行的解释是，中国从未存在过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对1966
年中国政局的判断“与现实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后期提出的纲
领是不切实际和空想的，红卫兵是天真烂漫和易受影响的青年，受
到“野心家、冒险家、机会主义者、政治堕落者和社会渣滓”的蛊
惑。①。1981年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正式决议谴责文化大革命“使
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②
西方也跟中国完全一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重新评价。70年代
期间，许多美国人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毛想实现自己愿望的有益的
范例，毛的愿望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公有社会的、平均主义
的和大众的价值以及他的信念：“官僚和现代化不会必然导致生活
质量的提高。”据说这场运动的起因在于毛对社会的“高尚理想”，
即“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划分将会变得模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差
别将缩小……，而被领导者将更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据信，文
化大革命将制订出社会经济纲领，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国家主
义的泥坑中僵化”。③
随着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更加批评的态度，西方观察家也采
取同样的做法。他们把毛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狂热”
相比较，把文化大革命比做宗教裁判所和大屠杀。这场运动的起因
不再追溯至高尚的理想，而追溯到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政治问
题的曲解。从1966至1976年的十年被描述成“混乱和破坏”时期，
产生了“这个古国曾经历过的、最有害的极权主义政权之一”，通
过“摧残知识分子，消灭学校，以及……使中国的经济崩溃，文化
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倒退十年”。④
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有如此急剧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
产生疑问，即我们还能不能准确而公正地描述60年代后期的骚乱事
件。然而，目前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促使我们对这场运动的起源
和后果作如下分析。
起 源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责任公正地归因于毛对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
国社会面临问题的判断。毋庸置疑，毛指出的缺点中有许多确实扎
根于耳闻目睹的现实之中。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变得很腐
败和效率低下，国家和党的高级行政机构人浮于事、业务生疏，沉
湎于官僚的日常工作中。大跃进以后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虽然使
工农业生产复苏，但这是以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拥有肥沃
土地的公社和那些自然界对之不那么慷慨的公社之间、聪明的学生
和他们比较普通的同班同学之间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不
平等的加深为代价的。
但是，毛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这些问题。他把官僚主义和不平
等的产生解释为这样一种迹象，即中国正沿着修正主义道路前进，
而其根源在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隐藏着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
分子”。通过这种做法，毛把他毕生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关心归纳为
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毛一生中前2/3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反对他认
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革命。50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内，在农业
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毛暂时认为中国的阶
级斗争现在基本上结束了。但对他来说，长期坚持这样的结论是困
难的。到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他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社
会主义阶段，如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抗阶级之间的斗
争继续成为主要的政治矛盾。而且如果不在1959年党的庐山全会上，
那肯定在1962年1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得出结论，认为阶
级斗争的焦点是在党的领导人内部本身。
因此，当代的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批评毛下述一点时是不无
道理的：毛习惯于寻找中国社会问题的阶级根源和把党内意见的分
歧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正如一名中国历史学家简洁地所言，“毛
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和弊病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的标志”。①
毛也深受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苏联发展的影响。面临莫
斯科试图操纵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控制中国经济以及苏联内部不断增
加的不平等和衰退迹象，毛推测，苏联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中明显
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只能表明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
的变质。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毛就合乎逻辑地推论，中国也存在相
似的倒退危险。
在毛对苏联的分析中，他很强调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政治交班
的后果。尽管毛也毫不犹豫地批评斯大林的缺点，但他仍相信，总
的说来，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关于赫鲁晓夫，
毛主席得出相反的结论。自从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来，毛似乎越来
越相信斯大林的继承人就是一名修正主义分子，他的上台使十月革
命诞生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成为可能。考虑到60年代中期毛已
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苏联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如1966年6月他对
胡志明所说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
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我
们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②
了解毛在选择接班人过程中对付出现修正主义的战略，对理解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后果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毛的办法是号召中
国的大学和中学学生首先在自己的校园、然后在较高级的党的官僚
机构中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倾向。然而，自相矛盾的是，60年代中
期毛对中国青年持很大的怀疑态度。1965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
由于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亲自经历过革命，他们可能“同帝国主义讲
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
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①但是，毛看来很自信——如同以后的发展
证实的如此毫无根据——依靠青年既有助于锻炼他们，也有助于清
洗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为整整一代中国人提供了
一个革命经历，它也同时提供了一种检验老一代共产党官员的革命
信仰的方法。
这个战略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毛主义所特有的。首先，这体现了
他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平民主义成分：他相信，即使是先锋党也需
要通过它所领导的人民的批评，进行整风和改造；他相信中国的群
众应参与甚至是国家的最高事务。1967年秋，毛在评价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时，强调这种平民主义理想已实现的程度：“这种大好形势
的重要特征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以往的任何群众运动从未像这
场运动一样得到如此广泛和深入地动员。”②
其次，毛的文化大革命战略也反映了他依靠不可靠的人揭露党
的领导人中阴暗面的倾向。毛故意从那些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仰
的集团中寻求对党的批评，这并不是没有先例。50年代中期，在百
花齐放运动中，他在知识分子中就采取过这种做法。在60年代初期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动员农民清洗农村党组织，尽管与此同
时，他承认，甚至在较穷的农民中也存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
现在，在60年代中期，他将动员成百万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是
天真的和未成熟的青少年；在最坏的情况下，用毛自己的话说，是
准备“否定这场革命”的人——向党内的修正主义发动攻击。③
尽管这个战略是毛的特征，但对共产党来说，仍是极不正统的。
正如弗雷德里克泰维斯指出的，动员学生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党内当权派”至少与三个重要的党的传统背道而驰：党的领导人
不能因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惩罚，而且即使他们处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