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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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内当权派”至少与三个重要的党的传统背道而驰：党的领导人
不能因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惩罚，而且即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也
应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的整风运动产生的结果应该是温
和的鼓励，而不是“无情打击”；如果允许群众参与党的整风，这
种参与应该处于正式的党机构或者特别的党的工作组的坚强领导之
下。①况且，通过非正常程序发动文化大革命，面对大多数党中央领
导人的不情愿或反对，毛同时违反了第四条准则：党的集体领导和
多数统治原则。
只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像毛一样独一无二权威的领导
人，才能成功地同时抛弃所有这些准则。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作
出结论，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
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但是，如果说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他不是一
个充分的条件。首先，如同我们知道的，撇开毛自己的个人合法性
不谈，他还拥有决定性的政治资本。这些资本包括：第一，相当深
厚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支持包括真心拥护的和机会主义的，热情
的和默认的。有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对毛的忠诚，因为毛从
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手中解放了他们的国家。其他人参加文化大革
命就如同80年代许多人支持改革的理由一样：他们担心苏联发展模
式会使中国走上僵化、不平等和独裁主义的道路。还有一些人因对
个别干部特别不满而成为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正如一名原红卫兵
说的，中国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上级进行一切报复，从微
小的侮辱到重大的滥用政策”。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群众基础开始解体，因为许多参加文化
大革命的人对这场革命引起的暴力和混乱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毛有能力动员足够的群众支持，从
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对这样的结果，中国人民本身必须
承担一些责任。
毛也依靠中国领导人内部的政治支持。如同我们在这一章中反
复强调的，毛的资本包括北京和上海的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理论家
和组织者，他们能更系统地发展毛对中国修正主义威胁的相当不完
整的论述，通过操纵大众媒介提高毛的个人魅力，动员城市社会中
的已清醒过来的一部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群众运动的行动。
同时，毛也得到人民解放军中重要人物尤其是林彪和高级指挥官中
主要人物的支持，他们在1966年初向毛主席提供政治支持，在那一
年晚些时对红卫兵运动提供合乎逻辑的支持，在1967年初推翻党的
权力机构，然后在1967年年中至1969年年中之间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党的其他机构因没有更强有力地抵制毛也必须承担责任。
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提法特别强调1967年1月以后出现的中央
和地方各级对毛的抵制。1967年的“二月逆流”因是特别增光的事
件被挑出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懈斗争”的范例。
但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认可。
动员、冲突和混乱的力量已经不可逆转。
党的机构如果能早点以更团结的行动反对毛、而不是赞成他的
决定，那或许能中止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的帮助，1965
年11月，他让姚文元撰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广泛印发；1966年4月，
他参与对彭真的批判；9月他对激进学生如蒯大富的辩护和后来在
1966年12月对文革小组的辩护，以及没有支持1967年的“二月逆
流”。尤为重要的是，新近发现周是一个文件的起草人，这是对官
僚主义进行最辛辣斥责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而以前认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起草的。①这就让人以为，周可能确实
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官僚主义僵化的危险。或者，周支
持毛是出于个人忠诚或明哲保身。邓小平近来承认，这两种情况中
无论是哪一种，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都已经“原
谅”了他。①
但是，不应该挑选周作为指责的对象。叶剑英和杨成武参与起
草为清洗罗瑞卿提供法律依据的报告。②1966年4月，邓小平似乎与
周一起参与对彭真的批判。而且总的说来，整个政治局都同意撤销
罗瑞卿的职务，改组北京市委，于1966年5月清洗党的书记处和宣
传部，在8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文化大
革命的“十六条”。
关于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毛合谋问题，党史的正式
决议对此沉默不语。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更乐意提供材料。如同
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政治局在通过“五一六通知”这样的决议
时并不相信这些决议，或者甚至是因为感到非通过不可；但是政治
局还是赞成毛的决定，因而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承担一定的责任”。
③
在解释1966年春夏党的机构沉默时，中国人强调毛的个人权威
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其他同事的重要性。这种解释意指毛既在
中国群众也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享有超凡魅力的地位。这种解释使人
进一步联想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敌
我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享有一贯
正确的威信，这种威信只在大跃进的灾难中稍被降低。
近来中国的报道披露，毛事实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在林彪和刘少
奇之间选择一人做他的继承人，而党的许多领导人最初就同意林彪
是更好的人选。用邓力群的话说（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的秘
书，在80年代初期负责宣传工作），毛对林彪的偏爱“不能不说得
到党内的支持”。这是因为，与刘少奇相比，林对毛更为忠诚，似
乎对意识形态有更深的信仰，而对军事问题肯定更加懂行。那时，
在越南战争中中国面临美国介入的逐步升级，也面临与苏联日益严
重的军事对抗，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显然被这种论据所说服，即“管
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①
正如毛要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负责一样，他也必须对其后果承
担大部分责任。这场运动中大多数最具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暴
力、混乱和死亡——可以认为是毛所用战略的结果。这结果如果说
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料的。在发动群众时，毛同意使用极有煽动
性的语言，把这场运动完全看作是中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
的一场摩尼教徒的斗争。他使中国社会内深藏的分裂和不满表面化，
却没有创设任何机制来组织或引导他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他似乎
预见到一场自我约束的革命运动，但产生的却是一种分裂的和宗派
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毛本人、文革小组、甚至军队都只能进行
有限的控制。他指望党的干部欢迎并支持群众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
的批评，而当党的干部试图压制或操纵群众运动以便维持自己的地
位时，他感到失望和痛恨，这就毫不奇怪了。
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在1966至1969年之间他只进行
半场革命。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
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的政治资本从破坏
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20
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1911年，孙逸仙（孙中山）成功地
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
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60年代后期，毛成功地从党的机构中
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党一
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军人手中。
在为毛的辩护中，也许最能说得出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达到
高潮时，毛确实在总体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机构和社会的破
坏性影响。毛试图阻止武斗和人身迫害，这在中央的许多指示中很
明确，他批准禁止拷打、搜查住所、抢劫、监禁和损坏个人财产。①
他批评扰乱群众运动的宗派主义，要求革命委员会包括所有互相对
抗的群众组织的代表。毛不但反复强调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而
且亲自保护过许多高级官员免受攻击，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周恩
来。②
问题是这些干预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暴力方面并未取
得完全成功。归根到底，毛能够重新控制这场运动的唯一办法是完
全否定这场运动。而毛拒绝这样做。他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概念、
支持这场运动的理论或者这场运动反映出来的战略。毛也从未抛弃
要对许多暴力事件负责的助手。直到他生命终结，他继续相信文化
大革命是确保他死后中国沿着真正的革命道路前进的一场及时的、
必要的和合适的运动。
后 果
1966至1969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某些全是或全不是的特
性。中国社会的重要部分彻底受影响，同时，同样重要的其他国家
部门几乎没有触动。与此相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后果已证明是
暂时的，而其他后果在未来几十年里将继续影响中国。
文化大革命没有对中国农村造成大量损害，而在60年代后期那
里生活着6。2亿人。靠近大中城市的为数不多的公社，尤其是那些
城市所辖县城郊区的公社例外。这些郊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
某些活动，比如农民参加公社和生产队一级的夺权斗争，以及在附
近城市参加群众抗议活动。理查德鲍姆根据中国新闻通讯社的报
道，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详细研究中证明，1966年7月至1968
年12月之间有231个地方发生农村骚动。在这些骚动事件中，42％
发生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
大中城市50公里以内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
在距城市100公里以上的地方。当然，鲍姆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味着
只有231个公社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统计资料确实启发
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除了对中国的主要城市外没有多深
的影响。这确实主要是一场城市运动。①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只受到轻微的触动，那么只有极少
数城市居民未受它的影响，因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在中国的每一所高
中、每一个工厂、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家商店里进行
着。1980年，胡耀邦在接受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估计有1亿人—
—几乎是城市人口的一半，实际上所有到了工作年龄的人——在反
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毛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将少许一点夸张考虑在内，我们认为胡耀邦说的数字合理准确地表
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城市的总体影响。②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
1966年和1967年，谷物产量上升，1968年大幅度下降，但1969年
又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1968年收成差可能部分与那一年的政治动
荡有关，但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1968年的天气比1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