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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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中美政治制度不断斗争和经常对抗的结果。当毛主席、周恩来
总理及其后的邓小平试图恢复自中国内战以来即近乎中断的中美关
系时，头几年只是试探性的，极其脆弱。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
计者是少数高层领导人，因此较易取得最初的突破，但同时也使中
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极易停滞不前，或发生逆转。毛的日益衰
老，周恩来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加上尼克松总统政治地位的脆弱，
使早日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与周恩来
都未能见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实现；理查德尼克松则因一些
与此没有关系的事件而被迫下台，眼看着吉米卡特夺去了自己巨
大外交胜利的荣耀。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两次被毛赶下政治
舞台的邓小平与20世纪意识形态最强烈、长期以来主张与台湾保持
密切关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一起制订了双方安全目标并非一
致的中美关系的原则。
　　是何原因促使中国要与美国恢复关系？北京领导人是怎样争论
这一政策的？出于何种愿望有关领导人才主张建立中美友好关系
的？这些愿望是否已实现？中美和解的进程对中国后来看待外部世
界有什么影响？这些变化对中国内政有什么影响？最后一个问题，
向西方开放是否标志着中国真的与过去作了历史性的告别？抑或仅
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不会持久的紧急需要才这样做的？在谈论这些
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简述一下该时期制定外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
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①　本文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反映兰德公司及其任何一个政府资助单位的看法。　
　
　　　　　
　　　　　
　

政治进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对美开放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
了北京的安全考虑。下述三点变化特别重要：（1）由于美军在越南
的数量逐渐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相应缩减；（2）与
此同时，苏联加紧在亚洲部署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直接威胁着中国
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
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
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在此情况
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孤立、仇外状态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北京的反应，还必须
考虑到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在考虑到的众
多内部因素中，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是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毛泽
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中国官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极大地影响
着中国与西方和解的进程。从60年代末开始对中美关系和解的重新
研讨，到7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初步突破，到70年代末中美全面外
交关系的建立，再到8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再度疏远和重建，他们一
直掌管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其他老资格的官员，特别是极少数
高级军事战略家以及外交部内与周恩来长期共事的少数人员，也都
在幕后对中美关系和解的进程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毛、周及其后的
邓对中国政策拥有最后决定权。
　　1949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领导人至高的职权与外交
政策高度集权的特点密切相关。虽然其他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
程也有贡献，但是很少有人说自己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大政方针”
的制定。比如，在外交与军事事务上，只有毛的名望在他去世后的
10年中仍旧保持着光彩。正如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
所肯定的那样：
　　　　　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
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
不称霸的重要思想。①
　　看来没有理由对这些评论提出疑问，毛的言行在超过1/4世纪
的时间里主宰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中包括指导中国与美国关系的
恢复；周的声望在国际上同样很高；而（从某种更具随意性的政治
角度看）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
　　而在与美国官员的交往中，每位中国领导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
格。就中国官员而言，个性与政策问题是合而为一而不是互相排斥
的。因此说，中美关系最初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亨利基辛格、周恩
来和毛泽东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个人与政治的和谐一致；但是这种
和谐一致却从未在邓小平与基辛格之间得到发展，特别是当中美外
交政策出现分歧的时候更是如此。邓小平明确表示兹比格纽布热
津斯基比赛勒斯万斯好；其部分原因是这两位美国高级外交官的
不同政策倾向，同时也是因为他俩截然不同的个性。从一开始中国
高级官员就注重并着力与美国历届政府中的某一官员建立较密切的
个人关系。如果缺少这种关系，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或进一步恶化。
理查德所罗门抓住了这种个人之间交往的实质：
　　　　　中国人与人打交道的最基本的特点是，首先设法认清外国官员中谁同情他们的事业、
在他们的对手中培养一种友谊和责任感，然后，通过各种计谋来利用这种友谊感、责任感、
自疚感和依赖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①
　　80年代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以后，这种现象在维持关系上就不
常见了。
　　第二个因素是外交决策的不稳定性。尽管极少数官员决定了中
国外交政策策略，但是他们的决定仍要受到中国官僚体制中当时进
行的更为广泛的战略和政治论争的影响。②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
的意见一致也是与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相关联的。60年代
末、70年代初周的采取积极外交行动的主张是与他重建中国党政机
构的工作密切相关的。而那些对中国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动
最高兴的人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少。③尽管有时难
以看清这种相关联的政策立场，但周和邓在特定情况下的重要政治
地位是明显地影响着他们的外交决策的权能的。
　　这种相关联的特性还表现出了体制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体现
了个人权力之争。官场上有句经典格言：“你的立场取决于你的地
位。”像对美开放这样具有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对官场上的政治组
合和有限的财富的分配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国
防部长林彪。他的政治权力和对财富的拥有权实际上直接随着中美
关系突破的进展越来越小。关于林彪权势在国内的丧失与毛、周同
美国成功地建立起关系之间的某些联系，将在下文探讨。
　　第三点是个人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既定外交政策的明
确一贯性。政策的争论仅仅是中国政治进程中固有的激烈的个人权
力斗争的一种手段。政策上的分歧虽然曾影响过这种权力斗争，但
与政治体制中的宗派倾向相比一般居于次要地位。④这种现象最典型
的事例是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为继承毛的位子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
管“四人帮”对周、邓以及其他官员的攻击以意识形态为掩护，但
实际上是在毛暮年为争取政治优势而进行的一场重大权力斗争。
　　中国人多次否认派系或权力斗争与外交政策有任何联系。这种
否认反映了中国在审查其国家安全战备问题时所存在的固有的微妙
性与神秘感。如果让人知道主要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意见，
就会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削弱中国的谈判地位。所以说，“四人
帮”与邓小平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并不涉及到全球
战略问题。这似乎有悖于毛、周倡导的地缘政治逻辑。遗憾的是，
毛在与西方发展关系时在国内政治上表现出的反复无常矛盾心理使
中西关系正常化进展甚微。
　　因此，上述三点在不同时期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毛认
识到了与美国建立关系的必要性，从而为中国全球战略制定了新的
方针。毛尽管愈来愈孤独、衰老，但在中国外交事务领域里至高无
上的威望与权威则是毫无异议的。然而这位主席对外交关系的兴趣
愈来愈小了，因为他在考虑过世后会产生的政治反响。周恩来身体
的日益虚弱意味着毛将不会再有可信任的副手来负责中国的外交政
策。因此外交政策便成了邓小平与江青各自领导的敌对集团之间进
行的广泛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60年代末那种极度孤立和
仇外状态已经结束，但是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仍在影响着对外关系
的发展。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国内敌对势力
之间的互相斗争一直交织在一起。因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
国外交活动时断时续，一直处于探索状态。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事
态发展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促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
重新进行战略思考的有关事件。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第41—42页。　　
①　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2页。　　
②　参见理查德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③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④　卢西恩W。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　
　
　　　　　
　　　　　
　

通往北京之路　　（1968—1972年）
　　　
　　如前所述，对美开放起因于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
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传出有关中国内部对美、苏的看
法的争论情况；①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似乎在忙于处理当时正在进行的
派系斗争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尚无暇对中国的安全状况作出明
确的评估。只是到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才
注意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同时出现了下面三种情况：（1）中
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预
示着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集结军
队，心怀叵测。
　　（毛提到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和中国针对苏联的仇外情绪
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1965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
早在1966年初，中国发言人就注意到了苏联在原来防卫力量较少的
中苏边境的增兵活动。苏联增派地面部队是准备使用的，首先是进
行带有挑衅性的边境巡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随后发表的社会主
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使苏联有
可能发动针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威胁性的、讨伐性
的军事进攻。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开
始将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帝国
主义的国家，认为苏联很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
大敌人”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
所谓“互相勾结”，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
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
事行动反对中国，但是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使中国极易受到攻
击。1945年的满洲之战，使苏军总参谋部十分熟悉中国境内一些可
能发生战斗的地区的地形。另外，苏联还掌握所有中国武器体系运
作的详尽情况。尽管苏联东部地区远离其军事供给线，但是不久苏
联的后勤供应能力便会得到改善。更为可怕的是，1969年夏苏联人
已在从东欧到中亚一线重新部署了轰炸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些
部署可能是在作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准备。①美国主要依靠其部署在远
离本土几千英里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遏制”中国；而苏联则有其
固有的地理优势，它的军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队、空军和核武器）
就部署在苏联本土上，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北京新兴的战略武器都
构成了长期的直接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机导致了1969年冬的边境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是
因争夺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而发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月的敌对
行动很可能是中国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国人似乎想不仅是在口头上、
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
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斯科苏军总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