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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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
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的公开警告，使
大规模毁灭性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8月末，在新疆发生的争端
以及苏联官员私下做出的有关可能对中国发动惩罚性战争的不祥暗
示，表明情况越来越糟。北京的官员看来是真的担心莫斯科会发动
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中国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的不断升级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反
应：（1）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的危险；（2）从长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苏边
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
动，包括直接向华盛顿作出某种表示。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时进行，
然而第三条，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条“腿”却行动得最为缓慢。
1969年夏是中国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突然袭击的时期，但是直到
1971年春末，北京才明确表示准备接受美国的高层使者。为什么时
间拖得这么长？首先，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想重新改善与美
国关系的最初表示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准备来年2月底恢复与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
判。更重要的是，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有兴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60年代中期以来中
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却缺乏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尼
克松新政府虽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谈判时间，但是尼克松总统原先
的对华看法减少了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年1月24日，
中国一位低级外交官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中国为此提出了抗议，
但是一直等到2月18日（预定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前两天）才宣布不
参加谈判。一直到1970年1月华沙谈判才得以恢复。
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较明显，但是美国对中国最初
的和解表示却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
二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实施。①10月19日，中国打破了对
美越巴黎和谈长达5个月的沉默，第一次含蓄地声明支持美越通过
和谈结束战争。11月底，北京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
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不应当怕麻
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
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此外，
北京将美国描绘成一副孤独、衰败的景象，并发表了尼克松宣誓就
职的演说词以资证明。
然而1月底，毛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露了面。中
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型聚会表明上层可能存在着紧张状态；这种紧张
状态可能是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的。当中国取消即将开始的中美华
沙谈判时，它的外交政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人员的叛逃
被说成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严重反华事件”，尼克松与林登约
翰逊被视为“一丘之貉”。对美国的评价重又强调了美苏“勾结”；
而这一点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的。所有这些都
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所倡导的强硬外交政策的特性。随着
1969年初中苏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外交政策短暂的缓和趋势
停止了。中国越来越立足于战争了，其突出表现是沿中苏边境集结
军事力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认真地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
和外交政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①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及其亲信
完全控制了军事指挥部门，实际上在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
取代了其他几位尚健在的元帅。最大的牺牲者是陈毅，他是外交部
长，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是
中国军事事务上的一个骨干。1968年后期，国内政治有了一定程度
的稳定，中国外交政策又开始趋于正常。中苏边境冲突爆发以后，
周恩来立即将能起主要政治、战略作用的陈毅放到真正能起积极作
用的位子上。
3月5日发生了第一次珍宝岛事件，周恩来命令陈毅召集一次国
际形势特别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
帅（在此之前，毛泽东显然已提出要成立类似的组织，只是中苏冲
突促使其立即诞生罢了）。在外交部官员的参与和协助下，讨论会
从1969年3—10月总共召开了23次会议，向党中央提出了许多重
要报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苏联是否有向中国发动直接军事
进攻的能力和意图，另外尚有美苏是否会互相勾结共同反华的问题。
陈毅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仍然是首要的，实际上是否认了
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据称，陈毅是与会者中第一个作出这一判
断的人，其他人后来也同意了他的观点。陈毅元帅给毛的一份报告
中提出，激烈的边界冲突使中国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外交姿态，首先
应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华沙谈判。一年多之后中美会谈终于得以恢
复。
尼克松政府公开声明美国不会参与苏联威慑中国的图谋；显然
北京领导人受到了这一声明的鼓舞。此外，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发出
信号，有意与北京打开关系。1969年8月1日，尼克松总统（当时
正在巴基斯坦访问）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表示他有意与北京
打开关系，并要叶海亚汗把他的意思转告中国。①然而，中国人由
于起初未能与美国取得政治上的突破，所以没有很好地直接利用美
国政策立场的这一转变。对中国人来讲，避免战争的关键所在是与
莫斯科会谈；因此，北京很快就邀请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
参加完9月份举行的胡志明葬礼后访问北京（柯西金接受邀请时，
已准备返回莫斯科了，但还是接受了邀请。这表明局势是非常紧张
的）。周恩来与柯西金达成了10月份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中
苏关系的严重危机期总算过去了。尽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什么突破，
但是正常的政治、外交接触的恢复却避免了最糟糕的事情的发生。
尼克松政府尽管当时对中苏对抗的危险十分敏感，并开始了对中国
政策的重大变革的探讨，但也只是才开始寻找与中国对话的渠道。
不过，虽然尼克松政府不断表示有意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但1969
—1970年美国的政策中仍然有着许多不利于中国政治利益和安全利
益的东西。在1969年11月尼克松和佐藤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日本
第一次公开声明对台湾和南朝鲜的安全负有责任。该公报很难使北
京相信美国有与中国和解的意图，也使北京在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