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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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愈来愈支持金边的极端主义政府。“四人帮”倒台后，形势
仍未好转，因为缺乏经验的华国锋很快就与红色高棉签订了重要的、
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协定。
的确，中国和柬埔寨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人们所推测的一致
性外，双方都强烈地敌视越南。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邓在政治
上重新崛起。在寻求平衡（如果不是协调的话）北京与从前的河内
盟友的政治和安全需要方面，他并没有表现出周恩来的灵活或敏锐。
越南在1975年取得全国胜利后，就认为没有必要与中国保持先前的
关系了。尽管直到1977年底或1978年初，越南倒向莫斯科还是态
度暧昧或可以逆转，但趋势已很明显：越南试图与苏联结成联盟，
（包抄中国），以减少来自北方的强大邻国提出的挑战。而且，苏
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使越南能筹划推翻波尔布特政权，并在
金边建立一个亲越政府。
到1978年春，北京和河内为避免双方关系出现严重破裂所作的
一切努力已告结束；双方领导人都一心一意地寻求必要的外部支持
以实现他们的长远目标。邓对越南的反感似乎是强烈的，而且几乎
是本能的。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对河内公然违抗中国并与莫斯科结
盟的企图公开表示强烈的不满。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越南是一
个忘恩负义的盟友，因为在河内几十年的反西方战争中，北京给河
内提供了大量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而越南准备对这种援助抹黑。
无论如何，越南对中国华侨的迫害也许是对中国最严重的冒犯：在
对所有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上，河内公开对北京的领导人提出挑战。
到1978年秋，越南已开始精心策划对柬埔寨的侵略。河内可能
估计到，采取强有力的突击行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仅能引起北京间
接的政治报复，特别是在越南与苏联签订条约之后。这样，莫斯科
的安全保证与其说增加了河内的勇气，还不如说消除了河内的疑虑，
因为它们将可能是警告中国不要对越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
在与河内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邓为取得中美关系突破所做
的努力就显得特别迫切。他很有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
美国蒙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中获得补偿。尽管没
有必要取得华盛顿的明确支持，但与美国建立相当密切的关系，可
以防止苏联领导人因北京对它的新条约伙伴采取行动而向中国报
复。
因此，1979年2月中旬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是对中美新关系的第
一次重大考验。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
卡特总统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持续
时间。布热津斯基所谓的苏中之间第一次“代理人的战争”非常短
暂，持续不到20天。①邓不愿使苏联介入一场有限的冲突，因此他
不想或不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美国已承认中国，并不积极反对北京
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似乎就是足够的支持。事实上，根据邓的观点，
北京对越南的进攻履行了中美“反霸”协议中中国的义务。两国都
必须采取相似但又互补的措施惩罚“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行为，
这样就使他们更广泛的战略计划复杂化。在邓看来，中国的对越战
争只有放在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北京已承担责任，否则，这责任会由美国来承担。
中国的战略思想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和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通过强调反越军事行动方面的统一战线以及突出河内与莫斯科的互
相勾结，北京扩大而不是减弱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利益和介入。虽然
中国的直接军事目标是有限的，但战争以后河内对莫斯科的依赖明
显增加。在几个月内，苏联军舰开始定期使用越南在金兰湾的海军
设施。自从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旅顺和大连港归还中国以来，莫斯
科首次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前沿基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
的行动有助于实现中国的预言：即苏联将在东南亚寻找一个据点，
以完成它早先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所取得的突破。
至此，中国已制定印度支那战争的路线，它有效地说明了中国
在不可预测的将来对东南亚政策的性质。中国试图把抵抗越南占领
柬埔寨的、各种利益根本不同的力量联合起来，包括由忠于西哈努
克亲王的力量、宋双领导的反共残余分子以及被推翻的红色高棉组
成的不可靠的联合。在中国看来，只有建立由“爱国力量”组成的
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才能瓦解越南征服柬埔寨的长远计划。同样
重要的是，北京试图通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那些最有决
心抵制河内的国家进行密切合作，动员国际力量反对越南的占领。
对越南在柬埔寨行动的国际性谴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
的政治和外交机会。①自从美国撤离南越，特别是西贡政权垮台以来，
北京试图扩大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并使东南亚各国领导人放心，中
国与残余的共产党游击队运动的联系是暂时的、无关紧要的。然而，
由于许多国家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长远意图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
们不敢相信北京的保证。尽管东盟国家中极少对越南表示特别的同
情，但北京准备对越南使用武力使许多国家深感不安，他们确信中
国正在这一地区扩大它的政治和安全利益。
然而，中美和解和越南的入侵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更加高大。
虽然美国没有在政策上与中国进行广泛的协调，但是华盛顿认为北
京的政治和外交干预大体上是对美国利益的支持。美国不体面地从
越南撤离，此事离现在太近了、太令人痛苦了，以致美国不可能重
新直接干预该地区的安全。美国的克制政策使中国承担起东盟国家、
特别是泰国安全的间接保护人的角色。仅仅在几年前，这种角色的
转换是不可想象的。邓和其他领导人许诺，一旦越南进攻泰国边境，
中国将给予泰国军事援助。
对中国来说，更加艰巨的任务是要这一地区的领导人相信，中
国的声明反映了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真诚愿望，而
不是以越南为代价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他
们对这一地区没有长远的野心，他们只是试图迫使越南吐出其侵略
果实，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柬埔寨。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承诺仍表示怀疑，但北京在这方面取得
了重要的进展。在1981年7月联合国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会议
上，中国坚决支持东盟国家，使这一进展达到了顶点。中国联合泰
国和新加坡，组成一个外交“统一战线”，阻止了除社会主义集团
外对由越南扶植的政府的广泛承认。中国在东南亚也成功地孤立了
越南。与此同时，北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外交透明度
大大地增强了。因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对越南的惩罚性战
争有助于为北京创造更大的长远政治机会。
然而，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的对越战争留下了令人忧虑的遗
产。邓宣称中国对越战争已取得了圆满胜利，但这似乎不符合事实。
战争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远远超过原来的估计，从而损害了中国
军队的声誉。越南在毗连中国的北方省份重新部署大量前线战斗部
队，而对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却没有起到明显的牵制作用。同
样，中国的军事压力并没有迫使河内重新估价它对西方国家的政策。
而且，战争的最大后果是，越南在安全方面更加依赖苏联了。
事实上，中国（而不是越南）不得不调整它的政策。由于1978
年底无节制地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中国的税收负担已很重。中越
战争中更新所损耗的设备的费用更使中国的预算来源几近枯竭。不
断增加的预算赤字以及过分注重形象的外交政策加重了在新的政治
形势下中国潜在的负担和危险。当初与美国和日本关系取得突破性
进展所带来的喜悦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冷静地估价与两国
关系的潜力，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潜力。早在1979年2月，中国官员
就私下通知日本公司由于预算的限制，中国不可能及时履行建造工
业工厂的合同。由于对越战争的代价已完全清楚，因此需要大量缩
减基本建设和购买技术的资金。这一问题马上成了决策议程的中心
内容，从而导致6月份宣布实施为期3年的“经济调整”政策。①
中苏关系的迂回曲折
虽然华国锋因在 1978年制定雄心勃勃的《十年发展规划》而
首当其冲，受到了最主要的批评，但此间邓的政治威信也受到损害。
1979年4月初，卡特总统签署了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
这一法案所包括的条款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台湾的安全）大大超过
了卡特政府原来所期望的以及中国原来所预料的范围和程度。①早在
3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就在私下和公开的声明中警告说，该法案“违
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这对中美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
“很有害的”。②4月份在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重复了这些
警告，并提醒他们，该法案实际上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失去效用。
③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全面恢复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强硬外交都没有
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更广泛的亲北京倾向。甚至在默许中国今
后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方面，华盛顿的官员们仍持谨慎态度。因为
他们担心这种默许只能进一步激化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此
外，卡特政府竭力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邓和其他领导
人强烈反对这一条约）表明，卡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制定美国自身
的政策，而不是巩固与北京的关系。
因此，与美国的这种新关系似乎是喜忧参半，它很可能损害邓
的政治声誉，如果不是他的领导地位的话。邓比其他高级官员更热
衷于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包括与西方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在取消或延期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后，这些机会似乎是靠不住
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和西欧公司由于合同被取消而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损失，尽管它们在中国较早地获得了立足点）。而且，
邓对南部邻国的好战姿态与他希望在少受苏联压力干扰的情况下实
施发展计划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议恢复与苏联的谈判。1979年4月
3日，外交部长黄华通知苏联大使，中国打算使1950年签订的为期
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黄华强
调了中国的“一贯主张”，“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并建议“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①这样，中国主动要求就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不附带条件的谈
判，这与1969至1978年之间的边界谈判不同。
尽管在70年代中期北京和莫斯科都定期地努力减少或至少控制
边界的军事紧张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愿给对方的友好表示以回报。
在中苏关系的原则上，莫斯科赞成比较宽宏大量甚至有点夸张的提
法，但中国发言人反复表示不能接受这些提法。即使边界谈判仍不
定期进行，但由于双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相互冲突，这使得他们进
退两难，一筹莫展。中国的建议更为慎重和有限，最引人瞩目的是，
1975年12月中国送回一架苏联直升飞机的全体人员（1974年初，
这架飞机因迷失方向进入中国领空。中国外交官承认，原先对他们
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要释放他们）。但是，这
样的善意姿态是罕见的，即使有的话，一般只在中等外交级别上进
行，没有来自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表示。
因此，外交部的主动做法必然反映上级的决定：即试探一下与
莫斯科改善关系，或至少为更广泛地讨论国家关系开辟渠道。确切
地说，这与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断然拒绝莫斯科的主动步骤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自从60年代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大门至少第一次微微开
启了。
河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可能使邓意识到，需要适当
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然而，由于经济倒退、中越边境战争以及
领导层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日益不安，邓出乎意料地在政治上
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
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①事实上这
